雪絨花（Edelweiss）的身影讓我感傷，我心目中的登山，就是和雪絨花一樣，無須在乎別人，讓自然的冒險屬於自己。

──植村直己，《我把青春賭給山：青春時代，我的山旅──戰後日本最偉大探險家的夢想原點》P.98。

北美洲西北，洛磯山脈開枝散葉，緯度漸次抬高，雪峰一個接著一個，它們海拔高度雖比不上亞洲喜馬拉雅，但因其地理位置之便，成為歷來北美青年初試冰雪岩混合攀登的啟蒙場。一個多世紀來，那兒的山岳攀登社群有一句俗諺：在這裡，有很年邁的登山者，也有很大膽的登山者，但就是不會有既年邁又大膽的登山者。

在這群大膽的登山者中，日本籍的植村直己，應該算是最知名的一位。他於1984年2月13日消失在德納利峰（海拔6,194公尺，北美最高峰）的雪原之中，年僅43歲。根據20世紀後的登山紀錄，植村是攀登德納利峰的第44位遇難者，他和另外22位山客一樣，生命被厚重的大雪掩埋，強風抹平最後幾抹遺跡，後來的搜救者始終沒發現他們的遺體。

德納利國家公園的雪地小飛機在4,300公尺處放下大谷與威克魏爾，他們往返於4,900公尺最危險陡峭、別號「頂牆」（headwall）的硬冰區，沒有找到人，只在4,350公尺處發現了一個植村直己挖開過夜的雪洞，裡面有一本他遺留的手札，最後一行字是植村直己失蹤前5天寫的：「我希望睡在一個溫暖的睡袋裡，不管如何，我都要出發攀登麥金利山（2015年後更名為在地語言之德納利山，有雄偉、高大、太陽之家的意思）。」

大谷與威克魏爾斷言：植村應該是下山途中，滑墜於這片山崖的某處，接著3天暴風雪冰封了他的遺體，後人再也不可能找到他。又過了兩週，植村直己大學母校明治大學登山社來到這發動地毯式搜索，仍然一無所獲，但他們在山頂發現了一面日本國旗，證明植村確實在他43歲生日那天，成功登上頂峰，成為世界第一位冬季獨攀（winter solo）德納利峰的登山者。遺憾的是，植村數不盡的solo冒險紀錄，也在這一天寫下終曲。

德納利國家公園承認，發動救援行動時，他們多所躊躇，沒在第一時間就啟程，因為植村直己以「一個人脫困於任何險境」而知名，他們始終相信他應該就埋伏在某個雪洞裡，等著好天氣一來，便一躍而出，貿然啟動的救援，有可能變成一種侮辱。

在此之前，他已經完成世界五大洲最高峰的攀登，除了聖母峰之外，其餘皆是獨攀。德納利峰他已於夏季登頂過一次，這次冬攀，是在為攀登南極最高峰文森峰（海拔4,892公尺）做準備，南極大陸極為寒凍，而北半球德納利冬季最低溫曾經測得攝氏零下72度，是不二的測試場所。除了高山，他曾經乘著木筏漂流亞馬遜河漂流6千公里，從格陵蘭到阿拉斯加橫渡極圈1萬2千公里，從日本國土最南端鹿兒島徒步步行3千公里到最北端北海道稚內，以及人類首度的單人雪橇直抵北極。他的北極冒險紀行是《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1978年9月號的封面故事，一張臉上布滿冰渣的封面照片，是他留給世人難以磨滅之印象。

也因此，當他2月初只帶著40磅的背包，裡面裝著他自備的鯨魚油、海豹油、麋鹿肉乾等食物，一本手帳，沒有帳篷（為求輕量化，過夜藏身於雪洞中），腋下吊掛著兩根3公尺長的竹竿（為了防止墜落於冰河冰隙，是植村自己發明的工具）從基地營出發之時，連載他到來的小飛機駕駛都對他的凱旋歸來信心滿滿──這麼一位教世界怎麼冒險的人，是惡劣環境中的百科全書大師，怎麼可能被所冒的危險所吞噬？

翻開世界的冒險史，植村直己的地位十分隆崇。但他引人注目之處，並非他選擇的各個不毛之地──白朗峰、馬特洪峰、阿空加瓜山、吉力馬札羅山、亞馬遜河、格陵蘭、北極航線⋯⋯有多麼絕對的驚險，而且他也並非是第一個身歷其境的人。植村的名聲來自他所採取的方式：一個人、全自助，視仰賴外部援助為一種羞愧，把賺取冒險盤纏的體力活當成一種義務。冒險過程中缺少同伴，不僅冒險任務容易功虧一簣，而且遭遇危險時，完全沒有即時的援助，幾乎等同致命。但一個人獨陷險境，脫困歸來，其內在酬償也是無比巨大，植村直己跨越北極圈的手記《極北直驅》，說的就是這般精采的故事。

有趣的是：在獨身涉險這個議題上，不管東方或西方，都有著兩極的看法。不冒險的人，看待這種孤獨行事之人有如寇讎，因為他切斷了社會紐帶，讓親人陷入了情緒的困境、失落的泥沼；但冒險家們則有另一種對立的視野：身體在各種困難的物理環境中，才得以真正地「認識」到世界，遠遠地看望一座山，在視覺上為之傾倒，並不算認識山；而是必須手腳並用地攀爬過嶙峋的岩塊，在幾次墜落的恐懼中一瞥深淵，跋涉過山徑到體力崩潰邊緣，這才識得山體之一二。老道的登山客屢屢克服險境，總覺得身體不再受限於自然的宏規，而有一種自由似的暢快，特別是對立於山下文明世界裡的各種老套常規、綑綁束縛，山上的生活具有淋漓盡致的掙脫鮮意，一上山，便不再容易下得山來。

19世紀中葉，愛爾蘭籍著名的阿爾卑斯山區地質學家約翰．丁達爾（John Tyndall）稱呼這種矛盾交加的經驗為「死亡與美麗的世界」（the world of death and beauty），他在進行冰河研究時，常常在理性測量數據之時，分心於攀登的興奮與快感，而自我疑慮為何會受危險所吸引。他所不知的是一個新時代場景正緩緩升起：英國山岳界原先追求安全登山的主流，正悄悄地被另一種追求風險派所取代，阿爾卑斯山一座座未登峰快速地被英國來的冒險家攻克，每一條新路線的首攀，都是自我新生命的重新打造，冒險讓都市生活裡呆滯、反覆的機械人生，重新擁有一種日新又新的感受。1857年英國山岳會（Alpine Club）的成立，對應的正是中產階級裡這種心智與性靈的自然化趨勢：我們眼前的世界，並非是用來冥想沉思的，而是要以一個「身體化的主體」（embodied subjects）之態勢來面對，主動地進入自然，讓自然川流過我們全身，反過來建立起吾輩生命的意義感。

山岳會的第四任會長萊斯利．史蒂芬（Leslie Stephen）──他另一個受人矚目的身分是作家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的父親，在他1871年的著作《歐洲的遊樂場》（The Playrground of Europe）中，曾以這樣的文字來描繪他的身體與大山連結的興奮之情：

白朗峰在哪裡結束，而我又從何開始？這真是個問題，而且從古以來，沒有一個形上學者能成功地回答它。但至少，這兩者的關係是緊實而且親密的。它，是那碩大器械裝置的一部分，而我身體的骨架也無可避免地捲入其中⋯⋯。這整個宇宙，從星辰、地球到山岳，乃至爬伏於山腳下的昆蟲們，都是永恆互動力量網絡的一員。

於此簡介19世紀末英語世界裡冒險思維的轉變，或許有助於解釋植村直己為何這般執著於「孤獨一人的冒險」。在當今大眾社會中，許多冒險都是某種功成名就的行動，這是一種「為著他人的冒險」，冒險家在自然險境中思慮的仍是人際世界裡的功名排比，因此安全仍是他們首要在意之處，唯有安全歸來，才能成功提取冒險的紅利。但植村直己所代表的顯然不同，「植村流」是發端自19世紀末英國現代性的「為著自己的冒險」，冒險是為了讓自己能跟大自然中最決絕的處境建立起意義的連結，冒險者咀嚼著身體所渡受之最痛苦的經驗，感受到自己超脫天地之匡限，得到了現象學所推崇的「自由之極境」。因此，他們抉擇的是前無古人的真正冒險，有了「內在自由」這種偉大浩瀚的意義報酬，冷峻的死亡便不會構成真正的威脅，即便大自然提取他們的生命之際也絕不留情。植村直己執著地選擇「獨攀」、「獨行」、「獨航」這種solo的方式來探險，在於他每分每秒都經驗著新事物（在1978年那期雜誌最動人的段落，是他幫懷孕的雪橇狗分娩，保存了4隻小生命），生命沒有一絲蹉跎，而且應對進退（譬如鋸開冰脊讓雪橇通過，架設冰橋度過浮冰），生命又有所長進。

從現象學的角度看，植村直己是幸運的一員，他只有162公分高，但出身於農家的童年，讓他與自然間有了「傾向性的聯繫」（intentional connection），自然裡的萬物對他都有靈性，這麼矮小的身軀背起40公斤重的莊稼也毫不吃力，所以一旦他來到異國他鄉，憑著對環境的敏感、融入的熱忱，很快地變熟門熟路。他雖然只活了43歲，但每一刻都精采，人生經歷的庫藏量也許超過尋常人好幾百歲。

這本《我把青春賭給山》，是他在1971年出版的第一本自傳，那時他剛完成幾座險要山峰的獨攀，但千萬別誤會它是本意興風發的書，植村說的是：在文明人認為的艱苦環境中，他如何在自然裡，逆向著發現自己生命意義的故事，沒錯──「一個人的內在自由」，正是現代人仍應手捧此書的關鍵字。

1988年2月，來自阿拉斯加首府安克拉治的登山家維儂．特哈斯（Vernon Tejas），成功完成德納利峰冬季攻頂並平安下山，成為第一位能述說這座大山獨行冬攀故事的人。在一本描述他登山故事、名為《險峻冰階》（Dangerous Steps）的書中，他這麼回憶：孤獨一人置身山中，被暴風雪困住動彈不得，卻不時地想到4年前在此失蹤的植村直己，我躺身於5,100公尺高的一個雪洞裡休息，突然感覺到一片和煦的微風吹過，我用日語向植村說了一句「早安！」，「我感覺到他的精神就在那個高處。」

植村直己是一位小巨人，他的每一個身影都值得追隨，你看著他的故事掉下眼淚，不是因為劇情百轉千迴，而是自己的生命被啟發了，從原本那個幽闇困頓的盒子裡，知道了外邊有光，雖然冰天雪地，雖然陸海蒼茫，雖然死生一線。

《我把青春賭給山：青春時代，我的山旅──戰後日本最偉大探險家的夢想原點》，植村直己著，陳嫻若譯，馬可孛羅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