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普丁往烏克蘭境內14座城市丟下炸彈，俄軍分三路往烏克蘭境內進攻，二戰後歐陸最大戰事就此爆發。

當自己的總統揮起「正義」之旗發動戰爭，許多俄羅斯人，卻展開逃亡。開戰後，在俄羅斯境內與「離開」相關的搜尋關鍵字，包括：「如何離開俄羅斯（как уехать из россии）」、「移民（Эмиграция）」、「政治庇護（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бежище）」，搜尋熱度都攀上10年來的最高峰。

在Telegram上，有人發起移民相關群組，參與人數快速飆升，最多的超過10萬，人們在裡頭討論簽證、海關檢查、交通、就業等問題。持俄羅斯護照可免簽證入境的亞美尼亞、喬治亞、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哈薩克、土耳其等國家，在戰爭開打後，瞬間湧入了大量的俄羅斯人。

根據協助反戰俄羅斯人法律服務的公益組織「OK Russians」的統計，開戰後的第一個月，超過30萬俄羅斯人選擇離開國家。

「任何人，特別是俄國人，一定懂得分辨真正的愛國者、垃圾、叛國者之間的差別！」

普丁強調不支持國家「軍事行動」，不積極工作、支持政府，或在此時離開俄國的人，都是叛國者。他也強調，叛國者離開俄羅斯，是「社會淨化的必要過程」，將使國家更為強大。「把他們像是飛進嘴巴的蚊蟲一樣吐掉就好，往路邊吐！」普丁笑稱。

在普丁演說之後，對「叛國者」的獵殺氛圍浮現。有參與人權運動、公民運動的俄羅斯公民，門前被噴上代表支持戰爭的Z記號，門板被寫上「賤人！別把偉大的祖國賣了！」4月11日，俄羅斯下議院議員則提議，應把反戰者應該視作國家叛徒，剝奪公民權。

對政治反對者無情打壓，但實際上俄羅斯政府卻意識到正經歷一場嚴重的科技人才外流。

3月底，俄羅斯電工企業協會（Russian Association of Electrotechnical Companies）向下議院報告，開戰以來已有7萬名年輕人出走，並預估4月還有10萬人出走，主要是資訊科技產業人員。不只跨國科技公司因國際對俄的制裁政策而搬離俄國，許多新創公司、科技企業，也以包機方式快速為俄籍員工移地辦公。

感受到人才流失的危機，俄羅斯政府隨即宣布科技公司享有3%以下甚至免企業所得稅的優惠，也宣布擁有一年以上資訊產業經歷者，或數學、應用電腦科學和無線電工程等大學學位者，可申請緩徵或暫時免除兵役義務。按照俄羅斯法律，所有18～27歲男性皆須服兵役。

一方面稱人民為叛徒，一方面給胡蘿蔔留住人才。事實上，從普丁2012第三次出任總統時，國內人口即明顯流出；2014年併吞克里米亞之後，更刺激新一波出走潮。目前推出的免役與稅賦優惠，真的能改變民眾的決定嗎？

4月初飄雪的低溫裡，還住在柏林志工接待家庭裡的寶琳娜（Polina）跟茱莉亞（Yulia），雙手捧著熱茶，說出他們不回莫斯科的原因。

「我們在俄羅斯是不安全的。」27歲的寶琳娜看著她的未婚妻、36歲的茱莉亞，對我們說出她們最深的恐懼。

「茱莉亞是烏克蘭人，而我沒辦法保護她。」寶琳娜說開戰之後，在俄羅斯境內的烏克蘭人會被隨意地叫去警局問話、檢查證件，問人在俄羅斯的目的：

「俄羅斯政府還查那些跟烏克蘭境內聯繫的人。如果你想試著離開俄羅斯，他們也要你回答對普丁、對政治的想法，問你在烏克蘭是不是有親戚，是不是要去幫烏克蘭人的忙⋯⋯。」

茱莉亞跟寶琳娜是在2月25日，從莫斯科飛往匈牙利，那本該是她們慶祝相識的一趟旅行──分別來自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她們，在莫斯科長居，一起租公寓、養寵物，還有一大群朋友，每一、兩個月一起飛到基輔，陪茱莉亞的媽媽一段時間。但旅程開始的前一天，普丁對烏克蘭全面發動攻擊。

「是我的國家在轟炸她的國家嗎？我的總統下令丟那些炸彈？」回憶事情發生的那刻，寶琳娜記憶依然清晰。在基輔的媽媽要她們繼續旅行計畫，說戰事應該不會擴大，要她們別擔心，但她們落地布達佩斯沒多久，一場歐陸二戰後最大戰事全面性的爆發。37間航空公司陸續停飛往俄羅斯航班，烏克蘭關閉領空。隔空看著兩人國家之間的交戰，她們在布達佩斯的旅館裡一起以淚度日。

寶琳娜說，他們不考慮回去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看見朋友們都被捕、被關進監獄，「到現在至少有2、30個我的朋友，因為上街抗議而被警察抓起來⋯⋯，社會裡面人們想方設法各種對抗，但得到各種可怕的下場，情況真的很糟。」

寶琳娜讓我們聽一段在年輕人間瘋傳的音檔。那是一段被警察逮捕的女生在警局裡的對話，警方要她給出地址、姓名、學校、透過什麼管道參與反戰抗爭等，被捕的女生說根據俄羅斯憲法她有權保持沉默，隨後是一陣被打的聲音，「再不說，我會更大力。」10分鐘多的音檔，是一陣陣的語言跟肢體暴力。音檔在不同的群組、平台上流傳，還有俄國學生配上英文字幕的版本，不同版本可見的總觀看次數至今（4月15日）已超過200萬次，非營利組織、人權團體，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俄羅斯媒體《新報》（Novaya Gazeta），也對此報導。

「這是為什麼我們不敢有任何想回去的念頭。」一個個朋友之間的故事讓寶琳娜害怕，也讓她更加擔心，自己的政府，會如何對待來自烏克蘭的另一半。

「如果俄羅斯政府可以在烏克蘭的土地上那樣子對烏克蘭人，那他們在自己的國家，（對烏克蘭人）還有什麼事情做不出來？」寶琳娜悲傷地說，兩人的關係在俄羅斯社會裡仍無法曝光，沒有法律上的保證，她無法在自己的國家裡保護另一半。2020年普丁推動修憲公投，將婚姻限制為一夫一妻，剝奪同性婚姻的可能。

兩人說，隨著戰事持續的推進發生，愈加殘酷的戰爭行為被揭露，有更多的俄羅斯年輕人準備離開。

「我們的朋友現在不上街抗爭了，不是怕被關，而是因為他們不想再付（被捕後的）罰款，他們知道那些錢最後也被國家拿去打仗。」

茱莉亞說，雖然離家、生活重頭來過，很難，但至少確定自己的稅不會變相支持戰爭。

邊界上，俄國政府沒打算讓這些「叛國者」好過，警察除了盤問各種問題、要其宣誓效忠、對戰爭表態，還要求解鎖手機，觀看訊息內容、聯絡清單、影音照片和瀏覽紀錄，「如果看到親密照，警察還會拿出來公開嘲笑，」談到朋友的經驗，寶琳娜說話時緊握茱莉亞的手。

「對我來說困難的是，很難接受是我的國家在攻打她的國家，她的家人。（哽噎）我無法接受。⋯⋯我認識茱莉亞的媽媽，我愛她媽媽，所以我很擔心。這一切對我來說很難，但一定比不上烏克蘭人所經歷的那些。」寶琳娜看向她的另一半。另一方面，寶琳娜的家人卻相信俄羅斯政府的宣傳，不認為有所謂的戰爭，家人只看見電視上說的，為了國家、民族而進行的「軍事行動」。

「戰爭仍是一件我無法理解的事，⋯⋯真正重要的不是民族啊、國家啊、未來的命運啊，重要的是在烏克蘭各個城市每一次的轟炸啊。為什麼看不見戰場上的流血？有這麼多人就這樣死去，⋯⋯戰爭就是死亡。」寶琳娜的回答，彷彿是在對俄羅斯電視台上的宣傳說話，對自己國家內民調上宣稱的近6成支持普丁的民眾說話。這也是她們決定離開俄羅斯的原因之一。

茱莉亞則提起了孩子，「對我來說戰爭也是死亡，不只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死亡。我看見那些發生在孩子身上的事情，我覺得非常的害怕，」茱莉亞的眼淚掉了下來，「在烏克蘭，死亡離孩子們很近，每天都看得見孩子死掉的畫面。」採訪前，布查（Bucha）300名平民喪生的畫面傳來，孩童甚至成為被俄軍強暴的對象，俄羅斯軍人甚至在孩童面前姦殺其父母。茱莉亞激動地說：

「但同時在俄羅斯，他們（政府）告訴小孩正在發生的都是『正常的』、『應該的』！我難以理解。」

戰爭開打之後，俄羅斯政府以去納粹化的Z符號，作為支持其戰爭的代號，播出小學生們排列成Z的空拍影像，茱莉亞說，「這是大規模的、心理上的死亡。」 在開始進攻烏克蘭之後，俄國政府展開愛國主義、俄羅斯傳統價值等教育計畫，首波預算為1,070萬美元。教育部要求老師必須對10歲以上的學生，解釋世界上正在發生的「反俄國制裁」，說明俄羅斯有能力克服制裁帶來的挑戰，並確保學生們知道，俄羅斯是因為要保護烏東頓巴斯（Donbas）人民安全才展開軍事行動。學生們必須接受愛國考試，回答包括「俄羅斯所遭受的制裁，公不公平」等問題。

寶琳娜和茱莉亞未來希望共同養育孩子，為孩子避開生理或心理上可能的死亡風險，是母親的天職，她說，「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不能留在俄羅斯。」

同樣是媽媽，現年50歲的安菲婭（Анфия，化名），在2012年普丁第3次就任總統之後，就要3個孩子準備離開。

「2010年那時都還保有一絲希望，一直到普丁又讓自己成為總統後，我才明白希望已死。」在國家級研究單位工作的安菲婭，是資深的國際級研究學者，經歷過蘇聯時代，看著普丁從2000年、2004 年連任兩次總統，後因憲法限制同一人不能連任兩屆以上，而轉任總理，2012年普丁卻又重回總統府，她嗅到俄羅斯重回過去極權的可能，要3個孩子努力念書，往其他歐洲國家發展。

安菲婭的預感沒錯。2020年的修憲公投中，即使反對派指出選舉舞弊，但普丁仍成功獲得勝利，有可能將任期延到2036年。

在戰爭後第一週從俄羅斯飛向柏林的安菲婭，與兒子同住。我們與她的兒子伊利亞（Илья，化名）在反戰的抗爭中相遇，30歲的伊利亞相當顯眼，不只是因為他高，而是因為大大的白色牌子上用德文寫著：

「我是俄羅斯人，我恨普丁！」

「那其實是我寫的，」安菲婭拍拍兒子，滿意地笑。一起受訪的他們，看得出來是一個家風開明的家庭，不同世代、不同的觀點，各自回答對這場戰爭、對離開、對抗爭的想法。當安菲婭回答：「離開是因為這已經不是我的國家了，是普丁的。」伊利亞迅速補充：「暫時的，這只是暫時的。」

離開俄羅斯的兩人，都強調他們的認同是俄羅斯人、俄羅斯公民。特別是經歷過蘇聯時期的安菲婭，曾經對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充滿期待，作為知識分子，她相信、也參與了俄羅斯的發展、進步、強盛，直到普丁把國家帶上回頭路，她不只是心碎，是信念突然成被轟炸成了碎片。

「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但現在是一場崩潰。生活的動力沒了、自我認同也迷惘了，我們對生命的理想完全垮掉。我們這個世代，大概50歲左右，我們相信自己為了自由、知識、教育、科學而活，我們相信未來。」 「現在，我們的（輕咳兩聲）總統，他跟他的『朋友』（指寡頭商人、親信），告訴我們別再想那些（理想跟信念），一點都別想了。導致我們對接下來5年、10年，對未來如此迷惘，不知道要為了什麼而活？」

「我們必須為人生找到一個新的使命，也或者就是得先試著活下去吧，畢竟我們的工作、我們的錢、我們的財產、我們的未來，都沒了，」安菲婭握著兒子的手，語帶激動的說，「這是我的感受，也是我許多同事跟朋友的感受。」

戰爭開打時，安菲婭正與同事們一起午餐，一位同事走進餐廳，告訴大家「普丁開始轟炸烏克蘭了」。而後，她們集體開始哭泣。「你想想那個畫面，近10個女人，就這麼坐在餐廳裡哭了半小時，所有人的眼淚都止不住。」 同事之間有什麼樣的討論？「沒有，我們沒有討論，太痛苦了，太痛苦了。」她們因為無法繼續工作而返家，卻收到研究機構來信「通知」他們，如果要參與反戰抗爭或簽署反戰聲明，必須先辭職，否則組織也會即刻將其開除。 如今來到柏林的安菲婭，說許多同事仍在創傷之中，無法正常生活和工作，因為不知道工作是為了什麼。

安菲婭和其丈夫也仍無法生活。「我在來柏林的前一天去跟身心科醫師拿藥，因為我沒辦法睡覺、沒辦法好好走路、也吃不下東西，⋯⋯結果我排了兩個半小時才看到醫生，⋯⋯醫生說他從沒遇過這樣子的景象，」安菲婭說，俄羅斯境內的許多人心理狀況不穩，還得面對愈來愈難的生活條件，她離開之前，到處都在排隊，人們陷入恐慌，搶物資，怕未來買不到、買不起，「像回到以前蘇聯時代一樣。」

俄羅斯數據局統計，開戰後的第一個月，義大利麵上漲25%、奶油22%、糖價上漲了70%，蔬菜水果則上漲35%，建材跟家用電器也分別上漲32%跟40%。

俄羅斯財政暨經濟發展部則宣布，2022年俄羅斯全年GDP成長率，將是1994年以來最大的衰退，達8%～10%，世界銀行甚至預測，衰退程度會是11.4%，且衰退將持續至少兩年，是蘇聯解體後的最大跌幅。今年俄羅斯的通膨率將高達26%～29%，且萬一市場上貨物短缺的問題加重，實際的數據還將更高。

限縮的自由、更加集權的政治、極度考驗的經濟環境，伊利亞說，有能力的、有獨立思考的俄羅斯人，都在想著走，或者抗爭追求改變。但後者在俄羅斯，難度極高。

「在現在的俄羅斯，你要上街頭，就必須做好直接進到牢裡當『英雄』的準備，這不是每個人都承擔得起的。即使如此，人們還是上街頭了，這讓人非常敬佩。我不太確定自己做不做得到這件事。我希望我能做到。」 「每次當莫斯科有抗爭的時候，我內心都有一場辯論，要不要去呢？要回到莫斯科嗎？我不排斥我有一天真的會回去，因為未來我的女兒長大之後，她會問『爸爸，你做過什麼讓世界變得更好？』，我總得要有個答案可以說。」

經歷過蘇聯時代的安菲婭，苦笑著看兒子，她說過去的記憶太鮮明了，她沒辦法再來一次，她只能逃。

「我人生的前25年，活在蘇聯政權之下，我都還記得那時候的生活，對有獨立思考的人來說，那是極度不舒適的生活，那是一個恐懼的時代，接下來的5年、10年、20年，我不想再活在恐懼之中了。一點都不想。」對她來說，離開俄羅斯，是想離開那份不管是蘇聯時代還是普丁時代的害怕跟無力感，以及因為什麼都做不了而產生的憤怒。作為一個母親，她也必須讓3個孩子離開，因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讓你的孩子自由、快樂。」

兒子伊利亞聽了，拍拍媽媽的肩說，「妳一直都做得很好」。伊利亞笑稱自己被培養成一位樂觀的、獨立思考的人，他認為俄羅斯年輕世代的使命，是帶著希望做功課，找行動的可能。他說俄羅斯人應該研究烏克蘭的廣場革命、研究白羅斯抗爭，以及世上各地的運動。

「即使一切看起來沒有希望，但歷史告訴我們了，不是如此。總是有一些事情我們可做，總有希望的。只要不絕望，我們就沒有失敗。」

開戰之後，伊利亞每週都到俄羅斯駐德使館前面參與反戰遊行，廣場上插著一面面白、藍、白的「新俄羅斯」國旗，他跟我們解釋，這是民間自發製作的國旗，是支持民主自由的俄羅斯人所舉的旗子，與白、藍、紅的正式俄羅斯國旗不同，「我覺得新的國旗很美，很乾淨，沒有血，我覺得在普丁下台之後，總得有人要來清理這些（血），而那就是我們（青年世代）。」

普丁執政以來，約500萬人離開俄羅斯；普丁向烏克蘭開戰之後，離開的人將更多。戰爭的發展還未定局，離開的他們被普丁稱之為叛國者，他們能不能再回去？答案不在他們手上。但他們試著為下一代找一個自由、快樂、培養獨立思考之地，讓下一代長大之後，在被偷走的國家走出監牢之前，至少先揚起那一面不帶血的俄羅斯旗。

「俄羅斯比普丁強大（Russia is stronger than Putin），在普丁之前俄羅斯就已經度過許多考驗了，而在普丁之後，它也會繼續堅強。」伊利亞如此形容他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