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列格．戈傑夫斯基勤勉地學習共產黨的正統教條：他就讀一三〇中學（School 130），在學期間展現出歷史和語言的早慧；他學到了國內外共產主義的英雄人物。即使關於西方的一切籠罩著濃密的不實資訊，外國仍令他著迷。6歲那年，他開始閱讀《英國盟友》（British Ally），這是英國大使館以俄文印刷的傳單，旨在促進英俄兩國相互理解。他也學德文。他遵循著所有青少年受到的期望，加入了青年共產主義聯盟（Komsomol，即共青團）。

他父親把三份官方報紙帶回家，喋喋不休地宣揚報上刊載的共產主義文宣。內務人民委員部轉型為國家安全委員會，安東．戈傑夫斯基也遵命追隨。歐列格的母親流露出無聲的抗拒，只在私下的尖刻悄悄話中才會偶爾表現出來。宗教崇拜在共產統治下是違法行為，兩個男孩都被教養成無神論者，但他們的外婆偷偷讓瓦西里受洗成為俄羅斯正教徒，要不是驚恐的父親發現並制止，她也會讓歐列格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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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列格．戈傑夫斯基在一個關係緊密而慈愛，卻又充斥著欺瞞的家庭裡成長。安東．戈傑夫斯基尊崇共產黨，自詡為共產主義的無畏支持者，骨子裡卻是個渺小而驚恐的人，並親眼目睹過駭人的事件。理想的國安會妻子奧爾嘉．戈傑夫斯基，暗中對體制心存蔑視。歐列格的外婆偷偷敬拜著違法且被取締的上帝。家中的成人全都把真正的感受深藏不露──不向彼此或其他人表達。

在史達林俄國令人窒息的服從之中，私下相信不同的事物是有可能的，但誠實表達卻太過危險，就連對自己的家人說實話也一樣。從兒時開始，歐列格就看到了雙重人生是有可能的，可以既愛著身邊的人，又隱藏自己內在的真正自我；可以向外面的世界表現出一副樣貌，心中卻是另一回事。

身為共青團領導的歐列格．戈傑夫斯基，帶著銀牌獎從中學畢業，成了蘇聯體制一名能幹、聰穎、強健、毫不質疑，同時卻毫不起眼的產物，但他也學會了劃分出不同的自我。他的父親、母親和外婆全都戴著假面具，少年戈傑夫斯基在祕密中成長。

史達林死於1953年。3年後，他的接班人尼基塔．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在蘇聯共產黨第20次代表大會上，公開批判他。安東．戈傑夫斯基大感震驚，但他的兒子歐列格相信，蘇聯官方對史達林的譴責「大大有助於摧毀父親人生的意識型態基礎和哲學基礎」。安東不樂見俄國改變的方式，但他的兒子喜歡。

「赫魯雪夫解凍」雖然短暫且受限，但這段真正自由化的時期鬆綁了審查制度，成千上萬政治犯獲釋，這是滿懷希望的俄國青年風華正茂之時。

17歲那年，歐列格在聲譽卓著的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Moscow St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註冊就讀。新氛圍下，興高采烈的他在學校裡和同學認真討論如何創造「人性社會主義」（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但他太過火了──他母親骨子裡的不順從有一部分也滲入了他心中。有一天，他寫了篇演講稿，天真地捍衛自由與民主，這兩個概念他僅僅略知皮毛。他在視聽教室錄下這段演說，然後播給幾位同學聽，他們驚呆了：「你得馬上把這東西銷毀，歐列格，然後絕對不要再提起。」他突然害怕起來，開始尋思會不會有哪個同學向當局報告他的「激進」言論，國安會在學院裡也有間諜。

赫魯雪夫改革的限度在1956年毫不留情地展現出來，蘇聯戰車長驅直入匈牙利，鎮壓了匈牙利全國反抗蘇聯統治的起義。即使蘇聯審查及宣傳鋪天蓋地而來，起義遭到鎮壓的消息還是輾轉傳回俄國。「暖意全都消散了，」歐列格回顧其後的壓制，「寒風襲來。」

國際關係學院是蘇聯最菁英的大學，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稱之為「俄國哈佛」。該校由蘇聯外交部經營，是外交官、科學家、經濟學家、政治人物最重要的訓練所，間諜也是。戈傑夫斯基學習歷史、地理、經濟學和國際關係，當然，全被共產主義意識型態的扭曲稜鏡折射過。學院講授56種外語，比世界上任何一間大學都多，語言技能指出了一條進入國安會、獲得夢寐以求的外國旅行機會之明路。德語已經很流利的他申請學習英文，但英文課程全都額滿。「學瑞典語，」已經加入國安會的哥哥建議，「這是通向斯堪地那維亞其他地方的門戶。」戈傑夫斯基聽從了哥哥的建議。

學院圖書館存放了幾份外國報紙和期刊，即使內容被大量刪去，仍能一窺更廣大的世界。他開始閱讀這些報刊，但只能小心翼翼，因為對西方公開表現出興趣本身就足以受人猜疑。他有時會在深夜偷聽《英國廣播公司》國際頻道或《美國之音》，不顧蘇聯審查人員強加的無線電干擾，藉此得到了「第一絲微弱的真相」。

如同所有人類，晚年的戈傑夫斯基往往透過經驗回顧自己的往事，從而想像自己始終暗藏著不服從的種子，相信自己的命運以某種方式成為性格中不可改變的本能。其實並非如此。學生時代的他是一位熱心的共產主義者，渴望追隨父兄加入國安會為蘇聯國家服務。匈牙利起義令青少年時代的他印象深刻，但他不是革命者。「我還在體制內部，但我的幻滅感在滋長。」就這點來說，他跟多數學生同儕並沒有兩樣。

19歲那年，戈傑夫斯基開始學習越野路跑。這項運動獨自一人的本質吸引了他，在與自己的祕密競爭中，長時間的激烈節奏考驗著他的極限。歐列格可以是個熱愛交際的人，他令女性著迷，也善於打情罵俏；他的長相擺明了英俊瀟灑，頭髮從前額向後梳，五官開闊又頗為柔和；他熟睡時的表情看來嚴肅，但當他的眼神閃爍著黑色幽默，整張臉也都亮了起來。他在人群中往往愉悅又友好，內心卻藏著冷硬且不為人知的東西。他並不孤獨，也不是獨行俠，但獨自一人時更為自在。他幾乎不會顯露自己的情感。一向渴望提升自我的歐列格相信，越野路跑能「塑造性格」。他會跑上幾個小時，穿過莫斯科的街道和公園，一個人邊跑邊思考。

和他熟識的同學不多，其中一位是大學田徑隊的長跑隊友斯坦尼斯瓦夫．卡普蘭（Stanislaw Kaplan）。綽號「斯坦達」（Standa）的卡普蘭是捷克人，先在布拉格查理大學（Charles University）獲得學位，而後做為蘇聯集團國家數百名資優生之一，來到國際關係學院留學。大他一歲的卡普蘭為了成為軍方譯員而學習，戈傑夫斯基多年後寫道，一如來自新近臣服於共黨統治國家的其他人，卡普蘭的「個性還沒被扼殺」。

這兩位年輕男子發現，他們共享著相容的抱負與近似的理念。「他的思想開明，對共產主義抱持著強烈懷疑的觀點。」戈傑夫斯基寫道。他發現卡普蘭坦率的意見令人興奮，又令人有些驚慌。斯坦達黝黑英俊的容貌很受女性歡迎，這兩位學生成了堅定不移的好友，他們一起跑步、追求女孩，也一起在高爾基公園附近的捷克餐廳吃飯。

他崇拜的兄長瓦西里對他的影響同樣重要，這時瓦西里正在受訓成為一名「非法派遣人員」，也就是蘇聯潛伏於全球各地的特務大軍之一員。

國安會在外國運行兩種不同的間諜。第一種在官方身分掩護下工作，通常是蘇聯大使館或領事館人員、文化參事或軍方武官、特派記者或貿易代表。有外交人員身分做為保護，意味著這些「合法」間諜一旦行跡敗露，不能以間諜罪起訴，只能宣告為「不受歡迎人物」（persona non grata）驅逐出境。反之，「非法派遣」間諜（nelegal）沒有官方身分，通常使用假名，攜帶偽造文件旅行，無論派駐到哪一國，就是不露痕跡地融入當地。這些間諜在西方稱為「非官方身分掩護人員」（NOCs, Non-Official Cover）。

國安會在世界各地布置非法派遣間諜，他們喬裝為一般公民，深藏不露，伺機顛覆。他們和合法間諜一樣蒐集情資、吸收特務，並實施多種形式的破壞。有時，他們會轉為「休眠人員」（sleepers），在啟動之前長期保持隱匿。這些人也是潛在的第五縱隊，要是東西雙方爆發戰爭，他們都準備好上戰場。非法派遣人員在暗處行動，因此不能經由可被追蹤的方式取得資金，也不能使用安全的外交管道聯絡。但不同於大使館裡具有官方身分的間諜，他們不會留下多少痕跡讓反情報探員追蹤。每一處蘇聯大使館都包含一個國安會的常設聯絡站，內有多位各具官方身分的國安會軍官，他們全都聽從站長的指揮（位階相當於軍情六處與中央情報局的分站站長）。西方反情報部門的任務之一，就是查明哪些蘇聯官員是真正的外交官，又有哪些其實是間諜。然而，要追蹤非法派遣人員就艱難多了。

國安會負責對外情報的部門是第一總局（FCD, First Chief Directorate）。第一總局裡訓練、部署及管理非法派遣人員的則是S局（意指「特別行動」）。瓦西里．戈傑夫斯基在1960年正式被S局招募。國安會在國際關係學院內仍保有一間辦公室，派駐兩名軍官，尋找可能吸收的對象。瓦西里向S局的上級提過，他的弟弟精通多種語言，或許也有興趣從事這一行。

1961年初，歐列格．戈傑夫斯基應邀到辦公室面談，接著奉命前往捷爾任斯基廣場（Dzerzhinsky Square）國安會總部附近的一棟樓房，由一位說德語的中年婦女客氣地面談，她讚許他對德語的理解程度。從那一刻起，他就是體制的一部分。戈傑夫斯基並未請求加入國安會；這不是你提出申請就能參加的俱樂部，是它選擇了你。

大學即將畢業時，戈傑夫斯基被派往東柏林，以俄國大使館通譯的身分駐紮6個月見習。戈傑夫斯基對於第一次出國旅行的機會大感激動，奉召到S局聽取東德形勢簡報時更是難掩興奮。共產政權統治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是蘇聯的衛星國家，但無法因此豁免於國安會的關注，瓦西里已經做為非法派遣人員在那兒定居。歐列格立刻同意和哥哥聯繫，為他非正式的新雇主執行幾項「小任務」。1961年8月12日，歐列格抵達東柏林，投宿於卡爾霍斯特（Karlshorst）郊區蘇聯國安會駐地中的一間學生旅社。

先前數月以來，東德人經由西柏林逃往西方的人流匯聚成一股洪流。到了1961年，約有350萬東德人加入了逃離共產統治的大潮，占東德全體人口的20%左右。

隔天早上，戈傑夫斯基醒來時，發現大量推土機入侵東柏林。東德政府在莫斯科催促下，採取激烈行動制止逃亡潮。柏林圍牆正在興建，這道實體障礙將會隔絕西方與東柏林及東德其他區域。實際上，這座「反法西斯防護牆」是一道監獄高牆，由東德建造起來，將自己的公民圈禁在牆內。超過150公里的混凝土和鐵絲網，連同地堡、反車輛壕溝和鏈狀柵欄，柏林圍牆正是鐵幕的實體顯現，也是人類建造過最令人不快的結構體之一。

戈傑夫斯基驚恐又敬畏地看著東德工人將邊界沿線的街道拆除，讓車輛無法通過，同時，軍隊張開了數英里長的帶刺鐵絲網。有些東德人意識到自己的逃亡路線正在迅速封閉，他們奮力翻越路障，或試圖游過邊界地帶的運河，不顧一切爭取自由。衛兵則沿著邊境部署，奉命射殺任何試圖由東德越界前往西方的人。這道新建的圍牆，讓22歲的戈傑夫斯基留下了強烈印象：「唯有建立一道實體屏障，並由瞭望塔裡的武裝衛兵增援，才能留住社會主義天國裡的東德人，阻止他們逃往西方。」

但戈傑夫斯基對於柏林圍牆一夜之間建造起來的震驚，並未妨礙他忠實執行國安會的命令。懼怕權威是本能，服從的習慣則根深柢固。S局給了他一個德國女人的姓名，她曾是國安會的線民；戈傑夫斯基得到的指示是探她的口風，確認她是否願意繼續提供情資。他透過當地的警察局找到了她的住址。應門的中年婦女對於一位年輕男子帶著花束突然出現，似乎泰然自若。喝過一杯茶之後，她表明自己願意繼續與國安會合作。戈傑夫斯基熱切寫下自己的第一份國安會報告。直到數月之後，他才明白實情：「被考驗的不是她，而是我。」

那年耶誕，他聯繫上瓦西里，哥哥那時以假身分居住在萊比錫。歐列格沒有向瓦西里吐露自己對於柏林圍牆建造的驚恐，他的兄長已經是國安會的職業軍官，不會認同這種意識型態動搖的表現。一如他們的母親向丈夫隱藏真實感受，這對兄弟也彼此保密：歐列格對瓦西里在東德真正從事的工作一無所知，瓦西里對歐列格真正的感受也毫無頭緒。兩兄弟一同觀賞了《耶誕神劇》（Christmas Oratorio）演出，歐列格「深受感動」。相形之下，俄國似乎是「一片心靈沙漠」，只聽得到官方許可的作曲家創作，像巴哈（Johann Bach）這樣「階級敵對」的教會音樂，被認為是頹廢的資產階級音樂而遭到查禁。

在東德度過的這幾個月深深影響了戈傑夫斯基。他親眼目睹歐洲在對立意識型態間的實體與象徵之巨大分裂，還品嘗了在莫斯科不允許享用的文化果實。他也開始從事間諜工作，「我非常興奮，早早就能體驗到加入國安會之後要做的事。」

其實，他已經加入了。

回到莫斯科，戈傑夫斯基奉命在1962年7月31日前往國安會報到。為何他要加入這個組織，執行一套他已經開始質疑的意識型態？國安會的工作令人嚮往，提供了出國旅行的承諾；機密很誘人，他也雄心勃勃；國安會可能會改變，他可能會改變，俄國也可能會改變；薪資和特權也很棒。

奧爾嘉．戈傑夫斯基得知小兒子也要追隨父兄加入情報部門，大為失望。她難得一次對這個政權，以及對這個支撐政權的壓迫機制表露自己的憤怒。歐列格指出，他不會在國安會的國內部門工作，而是在負責對外情報的第一總局工作，這個菁英組織的員工是說外語的知識分子，從事需要技能與教育程度的複雜工作。「那兒其實不像國安會，」他對母親說，「而是情報和外交工作。」奧爾嘉轉身走出房間，安東．戈傑夫斯基一言不發，歐列格無法從父親的神態中感受到一絲自豪。

多年後，當戈傑夫斯基逐漸理解了史達林時代鎮壓的全盤規模，他不禁懷疑這時退休年齡將至的父親，是否「對國安會幹下的這一切罪惡和暴行感到羞愧，完全不敢跟自己的兒子談論國安會的工作」。或者，安東．戈傑夫斯基也有可能是在努力維持自己的雙重人生：一位太過害怕，不敢告誡兒子不要幹他這一行的國安會棟梁。

身為平民的最後一個夏天，戈傑夫斯基和斯坦達．卡普蘭一起參加了學院的夏令營，在黑海海岸度假。卡普蘭決定多待一個月，然後返國加入強大的捷克情報部門──國家安全局（Statni Bezpecnost, StB）。這兩位好友很快就要變成同事，成為一同為蘇聯集團效力、從事諜報工作的盟友。一個月的時間裡，他們在松林裡露營，每天跑步、游泳、曬日光浴、談論女人、音樂和政治。卡普蘭對共產體制的批判愈來愈強烈，戈傑夫斯基很榮幸能夠成為聽取這些危險知心話的人：「我們之間有著一份理解、一份信任。」

回到捷克後不久，卡普蘭寫了封信給戈傑夫斯基。在關於自己約會的女人，以及哪天戈傑夫斯基造訪，他們將會一同享有的美好時光（「我們會把布拉格所有酒吧和酒窖都清空」）等等閒聊中，卡普蘭提出了一個意味深長的請求：「歐列格，你手上會不會有葉夫圖申科（Yevgeny Yevtushenko）寫史達林那首詩的那份《真理報》？」他提到的那首詩是葉夫圖申科的〈史達林的繼承人們〉（Heirs of Stalin），這是俄國最敢言、最有影響力的其中一位詩人對史達林主義的直接抨擊。這首詩要求蘇聯政府確保「別讓史達林再度起身」，同時對領導層中仍有些人渴望著殘暴的史達林主義舊時光發出警告：

「我說的過去，在這兒， 指的是： 人的善良遭受蔑視、無辜的人們遭受誣控、無罪的人給關進了牢籠⋯⋯ 也許有人會對我說：『幹麼煩惱呀，你？』我卻不願安心呢。 只要史達林的繼承人在世上走動⋯⋯」

這首詩在蘇聯共產黨的官方報紙刊登時引發過轟動，也在捷克重印。「這首詩懷著一絲不滿，對我國部分人民有著強大影響，」卡普蘭對戈傑夫斯基這麼寫道。他說他想要對照捷克文譯本和俄文原本。但其實，卡普蘭正在向好友發送一段用密碼寫成的共謀訊息，他要確認兩人都享有葉夫圖申科表述的這種看法，而且和這位詩人一樣，面對史達林的遺緒不會袖手旁觀。

國安會的「紅旗」菁英培訓學院位於莫斯科北方80公里處的森林深處，代號為一○一學校（School 101），這個代號無意間諷刺地呼應著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小說《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裡的「一○一室」，也就是黨讓囚犯承受他最可怕的夢魘，藉以瓦解其抵抗意志的那間地下拷問室。

戈傑夫斯基和另外120名國安會見習軍官，在這兒被傳授了蘇聯間諜工作最深刻的奧祕：情報與反情報、吸收及運行間諜、合法情報人員與非法派遣人員、特務與雙重間諜、武器、徒手格鬥及監控，全都是這個不可思議行業的深奧技藝與語言。其中一些最重要的指導在於察覺及擺脫監控，在國安會術語裡稱為「乾洗」（provenka）：如何發現自己被跟蹤，並「看似偶然而非刻意地」躲避監控，因為明顯能察覺到監控的目標，很可能就是受過訓練的情報人員。「情報官的行動不該啟人疑竇，」國安會教官明言，「要是監控部門注意到某個外國人公然查看是否有人盯梢，他們就會受到刺激，變得更隱密、更頑強、更別出心裁地作業。」

一如所有學員，他也宣誓永遠效忠於國安會：「我誓言灑盡鮮血捍衛祖國、嚴守國家機密。」他毫無疑慮地這麼做。他也加入了共產黨，這是加入國安會的另一項必要條件。他或許心存懷疑許多人都有疑慮──但這並不妨礙他懷著全心奉獻與赤誠加入國安會和共產黨。更何況，國安會緊張刺激。因此，一○一學校為期一年的訓練課程絕非歐威爾筆下的噩夢，而是他青春歲月中最愉快的時光，這是一段充滿興奮和期待的日子。他的新手同儕都是因為各自的才能與意識型態上的順服而雀屏中選，但也是因為每個情報部門所共有的冒險精神而獲選。「我們選擇了國安會生涯，因為他們提供了行動的可能。」機密創造了強烈的情感聯結。就連歐列格的父母親也幾乎不知道他身在何處或做些什麼。

「成功進入第一總局服務是大多數青年國安（State security）軍官暗藏和公開的夢想，但只有少數人值得這份榮譽，」約莫和歐列格同時在一○一學校受訓，最後在國安會官拜將軍的列昂尼德．謝巴爾辛（Leonid Shebarshin）寫道，「工作以其自身的傳統、紀律、常規及特殊專業語言，將情報官們團結在獨一無二的袍澤情誼之中。」到1963年夏天，戈傑夫斯基完全被國安會的袍澤們接納了。當他誓言捍衛祖國、保守祕密直到最後一口氣，他是真心誠意的。

《叛國英雄．雙面諜O.A.G.》，班．麥金泰爾（Ben Macintyre）著，蔡耀緯譯，野人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