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我有提到我跟這位作者交情匪淺吧？我是真的知道他的底細。他參加徵文比賽時寫得四平八穩，但他對青少年問題的看法，可不只那些。高一國文課要求他們做剪報寫心得，他有一篇是這樣的：

他讀的那所學校向來得意於，他們可以弄一千多個學生去坐在看台上「排字」。他們訓練有素，整齊劃一。大約是排「四海同心」、「萬眾一心」這種字吧？一千多人坐在那裡，沒有人知道自己排的什麼字，因為排字是一種小螺絲釘的極致表現，而小螺絲釘是不會知道自己在幹嘛的。

想像你有一張一千格的方格紙，每一小格就是一個北一女學生，手上拿個也許A3大小的厚板，上面有三、四片不同顏色的塑膠布。如果大部分人舉白色、少數人舉紅色，那可能是個白底紅字的「我愛中華」字樣。如果一聲令下，讓舉紅色的人換白色、舉白色的人換紅色，字樣便瞬間變成紅底白字。設計排字的老師事先把每個座位的顏色註記清楚，每個座位有一張專屬的顏色表，這就是他們在「光輝的十月」被抓去反覆練習的事。他們坐滿了看台但是眼睛卻不看表演，而盯著一個指揮中心。好像是揮一面小旗子。比如說接下來要排編號23的字樣了，每個小螺絲釘趕緊低頭查看自己的密碼表，23號是什麼色？喔，黃色，好。快把排字板上的黃色塑膠布翻到正面，排字板平放腿上，預備。指揮一聲令下，所有人同時立起排字板，再怎麼肅靜還是有微微的悶響。小螺絲釘們想像從對面看台看起來會很壯觀，在想像裡為自己喝采，並且想像自己為很重要的一個小螺絲釘。要整齊，要整齊！排字的秘訣就是每一個小螺絲釘要專注要聽話要跟別人整齊劃一。只要有一個天兵翻錯顏色，畫面上就會有一個礙眼的小點。

而學校認為那是他們專有的榮譽，沒有人礙眼。如果你是不好用的小螺絲釘，人家還不讓你去國慶晚會呢。

他寫的「邱主席」，應該是邱創煥，時任台灣省主席。他為什麼禁止排字我忘了，那時候大官常常一時興起，就令出必行。北一女為什麼歸台灣省政府管，我忘了，我們不是市立北一女中嗎？不過那時大官撈過界好像也很正常。他寫的亞青杯是什麼事我也忘了，反正台灣的外交困境又不是一天兩天的事。至於他說的「動員月會」，名字非常戰鬥，經他說起，聽來也很熟悉，是有這麼一種東西。可是究竟都在哪裡、怎麼開，我不太記得了，好像是一種在大禮堂裡、全校都要到的大型週會。我記得禮拜一要穿軍訓服，偶爾要戴個根本不可能乖乖待在頭上的船型小帽，必須用髮夾把他夾在頭髮上。也許那就是開「動員月會」的日子。

寫剪報本的時候應該是高一下學期。這位小姐顯然痛恨這一切，筆跡像吃了炸藥。雖然寫到國父還是有空一格，但他已經知道頭號敵人就是「特別權力關係」。

兩相比對，可以發現他參加徵文的寫作策略。剪報是寫給國文老師看的，可以大鳴大放；但徵文寫那麼兇肯定無望。所以徵文裡只談文化與價值，不談高度政治性的「特別權力關係」，因為那是敏感詞。「特別權力關係」跟「戒嚴」的邏輯完全一致，就是表明：這裡不適用自由平等之類的民主原則，我說什麼你就聽什麼，別囉唆。但這樣聽起來太蠻橫了，所以給他安個法律術語，冠以先進國家的光環。可憐哪德國，老是被統治者曲解以後，拿來當作保守的藉口。

同樣說到世代的衝突，剪報裡尖銳地從學生立場批評老師、教官與校方，流彈四射，令人忍不住要同情批改作業的國文老師。徵文裡就不去說這些了，他把世代衝突放在子女與父母之間，調性柔和許多，政治劇變成親情倫理劇，「紙牌屋」變成「花甲男孩轉大人」。

剪報裡的「我們」指的是青少年，「他們」是成人；那是他以青少年立場對成人咆哮。徵文裡則剛好相反，「我們」是成人，「他們」才是青少年；他擺一擺尾巴從自己的青少年身份游開，好像沒事人似地溫良恭儉讓。

帽子不戴在頭上（on the head）而戴在頭上（above the head），徵文不寫真情實意而要拔牙去爪，參加晚會不看表演而整晚在那裡翻黃色、紅色、白色、藍色──這就是戒嚴年代。充滿矛盾，張力飽滿，即使寫個小說，也不可能這麼虛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