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十幾歲時，聽鄭南榕說，「台灣一天不解嚴，我一天不出國。」我不解其意。「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有志青年大多如此，不是嗎？倘若不能出國留學，也要想辦法在貿易公司掛名業務經理，取得出入境許可，去看看世面。

那時我心想你和自己過不去。出國是我們的權利，和樂趣，為何要因為老K，而自我懲罰。他媽的我們受的懲罰還不夠多嗎？到很後來我才明白，那是鄭南榕的決心，他卯足全力要解除戒嚴。

回想我一出娘胎，呼吸的，就是戒嚴的空氣。久而久之，習以為常。我自幼乖巧，某方面也意味著溫馴、遲鈍和麻痺。15歲隻身到台北讀高中，租屋而居。每星期天，揣著銅板到巷口打公用電話，回家報平安。1975年4月，父親在電話裡激動的說，太過分了，太過分了。為什麼全國軍民要戴孝？為什麼我不能吃豬肉看彩色電視節目？

隔著長途電話線路，我可以感覺到母親一旁輕輕拉他說，不要再講這些了。

我不敢跟父親說，無論晴雨，來自全台各地的學生，大排長龍，圍著國父紀念館一圈又一圈，等著瞻仰「蔣公遺容」。其中有我。我更不敢說，出殯那天一早，我們全校列隊在介壽路恭候，靈柩還沒抵達，數千人數萬人，人山人海，齊齊跪下。路拜。其中也有我。

多年後，我忘不了台大數學系楊維哲教授的話。他對台灣政治學者的用詞，不以為然。他說，什麼威權統治？獨裁就是獨裁。

想到小時候講「蔣總統」要立正，寫「蔣中正」 要空一格，作文簿上數不清「反攻大陸」「解救苦難同胞」的句子，我無比羞愧，悲憤。

大學四年級，我因緣際會，涉入黨外圈，後來又在鄭南榕的《自由時代》周刊當編輯。1986年春天，鄭南榕推動「五一九綠色行動」，要求解嚴。他說「戒嚴，就是軍事統治」，呼籲全台灣的人，5月19日那天， 大家在身上，在屋頂，在樹梢，繫上綠絲帶，抗議37年前戒嚴令頒布施行。除此，他還發動群眾，會集龍山寺，要去總統府前遊行。

同事說，誰頭殼壞去？誰敢繫綠絲帶？這不是自己點油做記號，叫警察來抓嗎？

我不知全台有誰繫了綠絲帶。但雜誌社前整條巷子的榕樹被我們繫滿了，綠意盎然。

至於遊行到總統府，哎。我讀大學時，某學長是新竹人，他說大一新生訓練後，他騎車逛台北，想認識環境。騎啊騎的，騎到一條好大好寬的馬路，正喜孜孜四下看風景，沒想到跑來一個憲兵怒氣沖沖吹著哨拿著槍攔他下來，說這裡是介壽路不能騎腳踏車，你找死啊想坐牢啊。

五一九綠色行動，當天清早，南北二路兩百多名黨外人士集合龍山寺。總領隊是立法委員江鵬堅，他說 : 「這鄭南榕，從來不給我們好日子過。」還沒出發，就被警察包圍，鎖上鐵門。女警排第一層，之後一層層男警。困在龍山寺內甚是無聊，我心想出去晃晃再說。勉力從女警夾縫中擠出，沒想到再也進不去了。只許出不許進。

是初夏典型氣候，上午烈日，午後傾盆大雨，黨外人士和千名警察和無數便衣情治人員，內外對峙，衣服濕了又乾，乾了又濕。附近商家和民眾，投擲標槍鉛球似的，不斷投入包子肉粽和飲料，空中補給。到天黑，12個鐘頭，足不出龍山寺的五一九綠色行動，就地解散。

隔年7月15日解除戒嚴。總共戒嚴38年又56天。將近1萬4千個日子。

空間解嚴，要等到1994年阿扁當台北市長，介壽路改名凱達格蘭大道。

90年代後，我們開始有系統做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時期的口述史。名單中的受訪者，大半老成凋零，逝者已矣。來遲了。太遲了。但早十年我們也曾試過。除了極少數人無畏無懼，大多啞口噤聲，緊鎖心房。

暗巷內，陋室中，受訪者老淚縱橫。他們說，解嚴之後才敢說話。李登輝總統公開道歉之後才敢說話。

烙印和枷鎖。

我也是。我恍然為何我喜歡勒卡雷的諜報小說，心揪著讀。因為我也卸不下戒嚴和冷戰的烙印。我心上，腳下，帶著戒嚴和冷戰的枷鎖。人於是長歪了，受損了，壞了。

80年代上街頭，我們被媒體指稱是暴民是社會邊緣人。30年後我承認，是的，我沒辦法，我這生於戒嚴長於戒嚴的歪掉的人，精神上永遠是暴民是社會邊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