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人知道詩人黃荷生與刺蔣事件的黃文雄（Peter）是政大新聞系同學，甚至連國民黨都沒掌握到。1970年刺蔣案在紐約發生後，Peter說，跟他有關的人幾乎都被問了一輪，但黃荷生竟然被漏掉了，看來國民黨也沒多厲害！這天6月的炎熱午後，兩位八旬的同窗選了騎樓下有座位的咖啡店，一邊噴煙，一邊受訪。

早在刺蔣案之前，1963年黃荷生退伍後，就與堂兄一起接下父親在萬華雅江街的福元印刷廠，但他不只做印刷，還接連開了巨人、暖流兩家出版社。雖然戒嚴時期的印刷廠是情治單位重點監控對象，黃荷生卻沒因刺蔣案被叫去警備總部問話，但因為印刷與裝訂廠經常有情治人員闖入檢查，黃荷生也有所顧忌，包括1964年彭明敏、謝聰敏與魏廷朝撰寫的《台灣自救運動宣言》。他說，自己那陣子才剛被找麻煩，當時就建議謝聰敏去找別家印刷廠，但最好自己買鉛字排版（當時有排版行，印刷廠不致起疑），並且先把蔣介石這些名字換成毛澤東，印刷時再換掉，比較不會被檢舉，但後來宣言仍被擋下，3人也陸續遭捕。

其實開印刷廠，什麼都印，國民黨那邊的也印。黃荷生說，像國民黨旁支的中國青年黨的《新中國評論》、中國民社黨的《民主中國》雜誌就在福元印刷。但他也幫被停刊多次的《人間世》雜誌印製，當時因幽默嘲諷的《人間世》內容太辛辣，他還被關切。以「幽默、風趣、諷刺、輕鬆」為宗旨的《人間世》，後來愈來愈朝向時事批評，1960年發生雷震自由中國事件，《人間世》以社論批評政府處事失當。不過掐著印刷廠的不只是查禁，黃荷生說，有次警備總部一位中校上門借一千元，當時的一千元很大，但他只能鼻子摸摸，借了也知道回不來。

1972年是巨人出版社非常賺錢的一年。那年黃荷生找了朱西甯、張曉風、洛夫主編8冊一套的《中國現代文學大系》，分成小說4冊、散文2冊、詩2冊，編選1950至1970年的重要作品。黃荷生說，這套書每本都4、5百頁，書價也不便宜，沒想到大賣，小說因為有4冊只有賣8千套，詩有1萬套，散文更賣到1萬2千套左右，這也是許多文選大系的前身，後來九歌出版推出《中華現代文學大系》，是很相近的概念。

但1972年最賣的不是這套書，而是《天地一沙鷗》。這本1970年在美國出版的書在1972年因為《讀者文摘》的節選版而攀上銷售頂峰，黃荷生知道後趕緊託家人買一本英文版寄回台灣，他找有親戚關係的陳蒼多翻譯，但只給他一個星期的時間。當時台灣不注重版權，很多出版社沒有買版權就直接翻譯出書了，巨人出版也趕在那一年的12月出版，巨人版本的特色就是，有中英對照增加市場競爭力，結果這本書銷售超過10萬冊。

黃荷生講到此事，對著黃文雄吐了一口煙，「書賣得好還是要感謝你，因為蔣經國沒死，才能送我紅包」。原來蔣經國推薦《天地一沙鷗》為各級學生讀物，讓此書大賣，尤其是《中央日報》的版本。「所以你的出版社應該很賺錢吧？」我問。黃荷生搖搖頭說，到了1978年的8冊《現代中國思想家》系列，就賠錢了，首刷都沒賣完。他口中念出這套書是由陳鼓應、王曉波、李日章、趙天儀等人編撰，我才意識到這些人都是1975年台大哲學系事件中被解職的老師，就在這起事件後，他們投入了這一百多年來的中國思想家整理，共選出21位代表人物。但這次上市後黃荷生真的被警備總部叫去問話了，原來當中有8頁被認為敏感，警總請他把那8頁直接撕掉才能流通。黃荷生說，他至今想不通，那8頁有什麼問題，也因此早已忘記是什麼內容。

很多人可能還記得黃荷生1956年高三時出版過《觸覺生活》詩集，但出版這本著作之後，上了大學的黃荷生再也不寫詩，問他連短句的筆記都沒有？他說那是一次附魔，過了就過了。當時這本自費出版、印了幾百本的詩集，隨著時光愈來愈被重視，只是黃荷生對寫詩已毫無留戀。黃荷生總讓我想到韓波，年輕時寫出震驚之作，隨即堅決告別。我這樣跟他說，黃荷生呵呵回應，「我喜歡的是里爾克與紀德」。

但其實黃荷生沒離開過詩與文學，他以印刷廠老闆的身分，成為這些作品的產製平台，不僅《現代詩》、《創世紀》、《笠》等詩刊都曾在福元印刷，當時許多詩人的詩集也都在黃荷生那邊印製，李魁賢就是在去福元校訂詩集《枇杷樹》時，碰到趙天儀送《笠》的創刊號稿件到印刷廠排版，因此加入。

訪談中，黃荷生指著黃文雄說，「這傢伙也寫過詩，你知道嗎？其中一個筆名是松松」。黃文雄說，都是為了賺港幣，當時想投稿香港《中國學生週報》，香港稿費高，港幣1元又值4塊台幣，就開始研究新詩的句型與邏輯，大為模仿起來，沒想到竟然還被採用。

不過這兩位政大新聞系同窗，後來誰也沒再寫詩，也沒當記者，曾經雄心壯志要當國際特派員的黃文雄，後來自己卻成了國際新聞的對象；黃荷生則專心在出版與印刷的事業上，他說，「我連星座書與蘋果三日減肥法、生機飲食都出過喔」。跟他的詩集一樣，他總是出得太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