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編輯室報告】
台灣解除戒嚴即將屆滿30週年,《報導者》與《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合作,從6月15日至7月15日刊登「戒嚴生活記憶」系列文章,透過各領域人士的真實經驗,反思台灣從戒嚴邁向解嚴的民主化歷程。
小學導師自己就是為了追求更好的教育,從澎湖望安家鄉渡海到高雄,等我考高中前,他熱忱來到我家的五金店,頭頂不遠有鋁水壺、腰際有瓷碗盤、腳邊有一圈一圈的鐵線和一罐一罐疊高的油漆。老師強烈建議爸爸,「要讓小孩去台北念書,那裡的師資比較好。」老師一句話猶如我這艘小舟船尾的舵,撇一個5度角,前進的方向就改變了。
1979年9月,我考進北一女,揮別高雄。但還沒認識台北,還沒來得及水土不服,就先被思鄉病打敗了。
那時候沒有高鐵,火車不曾準時,從台北動輒9、10個鐘頭才拖得到高雄,我依然幾乎週週跑回家。週六中午下課,直衝火車站,到了竹南,正好迎看海上夕陽。睡一覺醒來,又要準備回台北。哥哥騎偉士牌機車載我去高雄火車站,才一上後座,引擎剛啟動,我的眼淚就滾下來了,不敢回頭再看媽媽一眼、說一聲再見。病情的高峰期,還寫信給媽媽,請她幫忙詢問高雄女中的轉學辦法,「我要轉學回高雄!」
高一的第一個學期,國文課作文習作,老師出了一個題目「一段話的啟示」。同學間正在傳閱建中的校刊,我就摘了一段;
「我愛你,不因為你強大──你確曾強大,現在卻支離破碎; 我愛你,不因為你美麗──你確曾美麗,現在卻創痍滿目, 不因我將向你需索什麼,然而我正時時渴望你的溫慰,你的召喚! 我愛你,只因為你是我的! 啊!中華,你屬於我,我屬於你!」
這一段不多不少剛好布滿1頁8行,姓谷的老師拿起紅色毛筆,在上面的空白欄批「真是句句賺人熱淚啊!」翻過來下一頁,有一些屬於我16歲的闡釋,思鄉病正好用上。我說那段話反映了「每一個離開故土的中國人的心聲」,離家30餘年,無時無刻不思念,而「我是外地生」,更加有感。
這一頁,谷老師的評語不再熱情讚嘆,她在「外地生」3個字上,畫了2條直線,像監獄的柵欄一樣,把那3個字掃進大牢。也像是一個偷天換日的行動,谷老師換給我一個新身分,用紅筆在旁邊寫上「大陸人」。
37年之後,重讀作文簿,我內心像不見天日的人質在哀鳴,我不是大陸人,我只是從高雄來台北念書的小孩。不過,我當時對此卻毫無知覺。
不得不相信,16歲高一的那一年,我有一張不斷被施打迷幻針的病歷。一針又一針,讓我不知道有「戒嚴」2個字,也看不見「獨裁」;高一上學期遇到的美麗島事件,我只會在生活週記寫道,一位憲警重傷,警政署長致贈3萬元慰問金時,憲警忍著嘴巴的痛寫下「給我錢有什麼用,我要國家」,這種「愛國、愛民的情操和服從、堅忍的精神」都是青年學生應該培養具備的。我也相信了校長的理由,不在12月校慶辦園遊會,除因「一車一車」的男生會來,還有「時局不靖,隨時都可能戰爭爆發」,尤其匪諜充斥,會鬧學潮,30年前,就是「先由北京學生鬧事」,「以致於整個國家在短短時間內覆亡了」。
16歲那一年,真的被打太多迷幻針了。搖搖晃晃,卻自認腳步沉穩;迷迷霧霧,卻以為眼底有光。不知道其實可以去跟老師大聲說,「老師,我不是大陸人」。
(閱讀英文版,請點: Life Under Martial Law: "Teacher, I'm Not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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