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我是誰？」對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從來就不是容易的課題。

中國人、炎黃子孫的標籤，在台灣正日漸模糊。從它的褪色，可嗅出台灣人的認同，已來到歷史的高點。（請見：【互動圖表】變動的「台灣人」）

隨著「台灣人」認同的攀升，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已跌落谷底，政大選研中心與中研院的數據分別是3.3%與不到2%；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雙重認同者，政大選研中心的數據是2015年的33.7%（2007年時還有44.7%），而中研院2013年的數據則僅有24.4%。

不論哪個世代的人，在這個身世複雜的島嶼上，我們總會在生命的某一刻，撞上屬於台灣人特有的，認同的衝突與轉折。

61歲的知名火箭科學家陳彥升即是一個例子。

曾在美國國家太空總署（NASA）工作的陳彥升是高雄鼓山人，父親是船老闆。當年台灣農業生產力不斷增進，農漁民多半死忠支持政府，陳彥升家的牆上，總掛著第7屆省主席黃杰給父親的「績效優良」獎狀。

就讀鳳山高中時，教官要求入黨，他成為國民黨黨員；1974年在淡江讀航太系時，國民黨知青黨部的校園支部裡，他被視為優秀青年。一路從未懷疑過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的陳彥升，直到1979秋天到美國讀書的那年，台灣爆發美麗島事件並進行大審，「那個審判過程，在美國報紙的報導上，我看到施明德、陳菊的主張，很合理啊，追求民主的價值，為什麼會被抓呢？」他說。

這個事件對當時許多留學生帶來極大影響，學生們的意識在各種禁書、演講、活動中轉化，而陳彥升也改變了他的國家想像。

陳彥升開始在美國加入台灣學生活動，強烈的台灣認同，讓他在50歲那年放棄在美的千萬年薪，回台參與火箭升空、衛星入軌的計劃。他說：「要付出，要有向心力，大家要對台灣感到希望，才能成為一個國家。」

世代認同的差異，拉回每個家庭，都是一段撕裂情感的故事。

27歲的趙容，是外省第三代，但成長過程，這個身分未曾困擾，她就像一般中產階級家庭的小孩，擁有國際化經歷，護照蓋滿出入境戳記，至少訪過15個國家，其中「中國、美國、加拿大、日本、俄羅斯都去過兩次以上。」她不忘補充。

祖父從福州跟著國民黨撤退來台，而父親繼承鄉愁，幾次中國崛起的時刻，北京奧運與上海世界博覽會，他們都沒有缺席。趙容對於「小女孩在舞台上唱歌的畫面，我印象還很深刻。」

出於某種熟悉，趙容上大學後，去過兩次青海的偏鄉支援教育，卻未實際走入台灣的鄉村。

直到莫拉克風災後，網友在網上號召救災，趙容跟著深入部落，握過老人滿是皺紋的手，感受未曾有過的切身感。

她在高雄重災區待了6天。回到嘉義家中，父親想念久歸的女兒，帶她上高級餐廳用餐，「我感覺不對勁，高雄跟嘉義這麼近，我們怎麼會若無其事地坐在這裡吃大餐？」那是她第一次，察覺與父親的疏離。

她開始關注土地，反苑裡風車、反中科搶水，無役不與。父親起初是隱忍，直到反大埔拆遷遭驅離時，她被抓到警備車上，終於，父親積壓心中的火藥庫，因為這點火星引爆，憤怒地對她說：「妳平常上街我也沒多說什麼，但妳被抓到警局還留下案底的話，以後要出國唸書什麼的都很麻煩，我們也會跟著蒙羞！」

父女間的談話少了，彼此有意無意地減少接觸，也避免爭執。

她覺得有一堵高牆，橫在她與父親之間，折磨彼此的感情。在某個抗議靜坐結束的夜晚，手機傳來父親的簡訊， 要她「好自為之！」回程的公車，她哭著用手機打完給父親的一封信，「您厭惡我這件事讓我很難過，雖然我不求受人尊敬，但是也不為討人喜歡而假裝和諧，讓您喜歡我、肯定我、對我說『妳做得很棒！』仍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標。」

當然，這封信始終沒寄到父親手上。

他們是遙遠的兩類人，已經失去交談的空間。

直到2014年底的縣市長等九合一大選，開票結果出爐，國民黨慘敗。趙容在奶奶的病房看完電視轉播，閃過的第一個念頭是「爸爸怎麼辦？」卻沒有勇氣回家給予父親擁抱。

清晨6點，天還未大亮，趙容躡手躡腳地開鎖，深怕吵醒熟睡中的父母，卻看到偌大的客廳裡，沒人開燈，父親獨坐在沙發上，電視停在TVBS的新聞台，螢幕上不斷播送「國民黨大敗」的新聞，一點反應沒有。

她撞見印象中強大的父親，最脆弱的時刻。

她要為世代搭橋。她辦起「世代對話：脫藍者培力營」，找到一群和她一樣背景，深藍家庭長大，卻無法與上一代溝通的年輕人，「他們可能會不同意，但是小孩去溝通還是有用，因為他們是你的家人，因為他們很在乎你。」

溝通的第一步，是走出自己的價值觀，走入父母的生命史，才能開始真實的對話。 

趙容介紹，組織剛開始是讀書會，他們讀《百年追求》找回歷史感，她說：「我現在能夠理解我父親，他是照顧家庭的中產階級，刻苦考上台大，沒欠過這個政府一毛錢稅金，卻在某些時刻就要被排除在『台灣人』之外。」

在父輩成長歷程裡，「台灣人」曾頻繁地被提及。李登輝呼喊出「新台灣人」，陳水扁自詡是「台灣之子」，甚至呂秀蓮在2000年總統大選時，稱連戰、宋楚瑜都是「假台灣人」。

在政治激情的歲月裡，「台灣人」是政治操縱的延伸，它是與選票息息相關的政治表徵，人們無意去理解它深層的文化與社會含意。

認同的轉折，雖有屬於極個人的經歷，但也深受時代脈絡的影響。

美國杜克大學政治系，自2002年起執行「台灣國家安全調查」（Taiwanese National Security Survey），定期抽樣台灣民眾的政治態度。《報導者》與杜克大學政治系博士生王宏恩合作，運用該資料，對不同世代的認同態度進行擬似定群分析。

1980年後出生的年輕人，被視為是「天然獨」的世代，「中國人」認同的比例最低，幾近於零，而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則高達7成。

然而，1966到1980年出生的這個群體，卻發生最劇烈的認同轉折。這個年齡層中，原本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雙重認同者，從2002年的6成3滑落至2015年僅約4成。根據王宏恩的觀察，這個群體從小接受完整黨國教育的洗禮，因此雙重認同的比例最高。

但為什麼短短十幾年間，這個群體的認同轉折如此劇烈？

台中默契咖啡的老闆陳致豪，朋友稱他「老丹」，他的另一個身分是個平面設計師。在過去3年內，你若參加過任何一場台灣社會運動場子，那你絕對看過他設計的圖像。

這些圖像包括抗議苗栗縣政府的「今天拆大埔、明天拆政府」橘色三角錐貼紙，以及反核大遊行裡出現的黃底黑字印有「核電歸零」的圖案；甚至是最近火紅到引起官方回應的「台灣國」護照貼紙，都來自陳致豪的設計。

去年7月開始，他設計的「台灣國」護照貼紙，在不少台灣留學生、出國旅行者中流行，「我沒想到這件事會變成這麼大，因為很多人的經驗是拿著中華民國護照出關入關卻被誤會為中國人，以至於好多人來索取，這張貼紙已發出30多萬張。」

把護照上的「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遮蓋住，取代的是大大的「台灣國」（Republic of Taiwan）三字，下方伴隨著的黑熊、寬尾鳳蝶、玉山、鯨魚，或是鄭南榕的圖像，不免讓人以為老丹的獨立意識，是很年輕時就確立的。

其實1971年出生，今年45歲的陳致豪，他認同的過程是緩慢的變動。

「我們這個年齡就認知自己是中國人、中華民國人，在當兵時，唱歌唱很大聲，看到柯俊雄主演的《英烈千秋》，看了都會哭，還曾動過當愛國軍人的念頭，還要解放對岸同胞，」陳致豪回憶。直到2008年野草莓運動、反對台中市拆除眷村長安新村的三光巷老宅，陳致豪看見台灣還活在中華民國所建立的威權體制、開發破壞的思惟裡。

他對台灣歷史的晚慧，是在2012年無意間碰撞上過去教科書從未提過的鄭南榕，他熱切地閱讀鄭南榕相關的資料。連續的社會運動、閱讀的爬梳，帶著他走上擺脫中華民國體制，支持獨立建國的主張。

幾乎每位在台灣成長的五、六年級生，都曾經經歷過強大的國族主義灌輸。翻開那個年代的國中課本，能略知這驚人的建構過程。

當時國一到國三學生使用的6冊部編本國文課本裡，每冊的第一課或第二課，都是蔣中正或孫中山的文章，像是蔣中正的〈家書〉（第2冊）、孫文的〈恢復中國固有道德〉（第3冊），與蔣中正的〈為學做人與復興民族〉（第4冊）等⋯⋯。

而在歷史課本，國一到國三的三冊課本，總頁數近400頁密密麻麻的教科書裡，到了最後40頁才出現台灣，而且以「台灣光復」開展，而伴隨著仍是「中共的竊據大陸」、「暴政下的我國大陸苦難同胞」的概念；地理課本第一頁的疆域，畫上的是包括外蒙古的秋海棠，族群是囊括漢滿蒙回藏的五族共和。

中小學演講常以「拋頭顱灑熱血，解救苦難大陸同胞」為結尾，節慶時電視上必唱〈中國一定強〉，軍人晚點名要呼「消滅萬惡共匪」的口號。這種不切身的疏離感，叫年輕人看了發噱：「原來你們唸的地理是歷史，而歷史是神話」。

這些抽離現實的黨化愛國教育，不只發生在當時的台灣，也在同時期甚至是現在的中國。

儘管世代間存在些許差異，但整體而言，近年台灣人認同明顯穩定提升，其提升的關鍵點，學者們觀察是在2008年後出現。

紐約市立大學商業與政府研究中心博士廖美認為，即使扁政府執政8年不斷強化本土化，但「台灣人」認同與「兩者都是」互有消長，反而是2008年馬英九執政後，台灣人、中國人的認同差異逐步拉大，可能的因素之一是2008年開放陸客來台旅遊，「因為接觸多了，越明白兩者的差別。」

台灣人與中國人兩個群類，越靠近，越發現差異；越接觸，越重新彼此界定。

兩岸的交流在2008年後快速加溫，包括：台灣的出口有4成到中國、每年來台陸客近400萬名、每年陸生學位生和短期交流生達3萬2千名，而台灣已有100多萬在中國的台商與工作者。

對中國研究頗深的前民進黨立委林濁水分析，兩岸交流越頻繁，才發現彼此的差別巨大，「那個身分的界定會一次又一次，不斷出現」。

「我5年前第一次到台灣，下了飛機，才發現這裡不是掛著五星旗，」一位在台灣生活4年的陸生說道。有時的界定不是具象的國旗、護照，更是生活方式與價值。不論是選舉投票、對政治人物的公開評論、言論自由的尺度、對民主與人權定義的重大歧義等⋯⋯都會自然而然界定出「他者」與「我群」。

政大選舉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俞振華則提供不一樣的視角，他認為2008年後，中國開始奪回「中華文化的語話權」，是造成台灣人認同上升的可能。

2008年是中國的主題年，成功舉辦奧運、令人歎為觀止的開幕式、世界第一的金牌數量，中國向世界展示它的富裕強大，也要證明文化上的吸引力。而前一年的中共十七大上，首次將「文化軟實力」寫進報告，孔子學院的全球化、一年能出版28萬種書的世界最大出版國，中國社會陷入文化輸出的自豪。

「當中國政治意涵越來越高，它甚至把中華文化的話語權也拿走了，」俞振華進一步分析台灣民眾「兩者都是」的雙重認同，一部分來自他們對土地的認同是台灣人，另一部分文化的認同是中華文化，但是「當中華文化的連結也變成中國政治符號下的一環，兩者的界線在這幾年越來越清楚。」

來自台灣，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林則君，2008年時正在歐洲讀書。他說，小時候覺得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但當我有一天，走出門，我到了國外，發現這世上有另一群人才是真正的中國人，他們宣稱擁有這個標籤的認同，加上我不見得喜歡他們的價值時，我開始想換掉這標籤。」林則君說，「對五、六年級的世代來說，最尷尬的是遭遇『標籤的代換』，我們看著中國崛起，然後親眼看著他們把『中國』這兩個字拿到口袋。」

除了在國際上失去話語權，而另一方面，政府被認為過度傾中的政策、服貿協議黑箱爭議、教育部修改課綱引發反彈等，都讓台灣年輕世代急於思考台灣內涵，創造屬於台灣的意象。

除了各式的社會運動、第三勢力的崛起，台灣社會更重新爬梳被掩藏的歷史，像各式記錄台獨革命者史明的史料、鄭南榕在運動場合成為抗爭者的偶像；以及研究台灣原住民的抗爭史⋯⋯等。台灣認同提升，驅使社會尋求各方面的歷史修復和轉型正義。

百花齊放地尋找台灣認同，但這種認同，會帶我們往哪兒去？

有人認為在民進黨再度執政後，高度的台灣認同能讓台灣獨立建國水到渠成。但長期研究台灣人認同的中研院研究員吳乃德觀察，在麵包（物質利益）跟愛情（族群認同）間，台灣人是標準的務實派，並不是不計代價的台灣民族主義者。

吳乃德以情境的方式追問受訪者的抉擇，他設定的情境抉擇為「如果台灣獨立不會帶來戰爭，你是不是贊成獨立？」與「如果兩岸在政治、經濟各方面的發展相當，你是不是贊成統一？」根據這兩個情境題，可以大致區分為四種立場：「台灣民族主義者」、「雙重認同者」、「中國民族主義者」、「維持現狀派」。

根據吳乃德2015年的最新研究，他統計1992年到2013年台灣民眾的民族認同（見附表），可以看見兩個具體的趨勢，首先，台灣民族主義者的比例從9.3%大幅成長到39.9%；第二，台灣也有高比例的維持現狀派，從11.0%成長到33.5%，這群人是，就算兩岸不發生戰爭，也不追求獨立。從這個數據來看，台灣認同與台灣獨立之間，仍有相當的鴻溝。

51歲的王緒溢就是屬於務實的維持現狀派。他讀師專、當過10多年的小學老師，之後創業，主攻教學與科技結合的「智慧型教室」，目前在中國、東南亞、中東都有業務，每年營收約2億元台幣，是典型的中小企業創業。

國族認同這個議題，王緒溢已許久不碰，他說：「我是台灣人，也是中華文化的繼承者，如果真的要問我，我覺得獨立是假議題，除非你有一戰的決心，那好好討論，但台灣根本沒有實力談這個事情。」

對他而言，他不是選擇束手就擒，他覺得最迫切的是經濟。他認為需要有更多人走到國際上，發揮台灣的影響力，跟世界說「I am from Taiwan」。「對於統獨我們可以決定的太少。維持現狀就很好，把自己變得更強，」王緒溢說。

從整體來看，過去10多年，台灣認同的圖像確實有巨大的變化，使得不少人認為這是台獨的契機，有些外媒也評價這次大選是台獨意識的抬頭；但，高度的台灣認同與建國間仍有很大距離，這次的選舉結果至多是「維持現狀」打敗「傾中路線」的第一哩路而已；而在這種氛圍下，能否包容與自己差異的認同者，是更大的功課。

而台灣有不少人正在思考法理台獨之外，還有什麼實踐台灣主體性與多元認同的手段。他們在文化、科技、思想上扎根，他們問自己：究竟要如何想像國家？這個國家要承載什麼樣的文化與價值？我們如何用真實的經濟與文化實力，壯大台灣？

雖然獨立還在彼岸，但，一個努力想像台灣內涵的新獨立時代，已拉開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