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熾燈把書店照得通亮，儘管已是晚上10點，誠品信義店的3樓書區，仍有50多人排隊簽書，等的是《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提（Thomas Piketty）。

厚重、艱澀，是許多出版商對這本書的評語，怎料，一上市就是超級暢銷書。

2014年4月，英譯本上線亞馬遜（Amazon）成為銷售冠軍，出版界評估全球已賣破200萬本。

這樣的書遇到台灣淺碟的書市，在對新書首刷的想像往往只有2千本，艱澀的學術論文還要下修印量的市場，卻有個人敢簽下此書。她是衛城出版總編輯莊瑞琳。

在沒有美國市場的銷售量可供參考的情況下，她簽下厚達700頁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之後，美國版便登上暢銷榜，而中文版一個多月，就賣出超過2萬本。

一位財經出版社總編輯曾問她：妳怎麼會看上這本書？她的回應是：你們怎會沒看到它的價值呢？

衛城是個只有4人的小出版社，成立不到5年，已出版過《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百年追求》、《南風》、《黏土》等書，2015年的開卷十大好書，衛城的《無法送達的遺書》和《成為他自己》在非文學類雙雙獲獎。

莊瑞琳留著濃厚學生氣的清湯掛麵髮型，銀框眼鏡穩穩地壓在顴骨上，然而，厚圓鏡片後的雙眼，盡是對外界的觀察。

主流出版社也在觀察她的步伐，經營近30年的大出版社最近私下問她：還能怎麼做台灣故事？彷彿迷霧的森林裡，她是少數不迷路的。

從莊瑞琳推出的第一本書，便能看出她的不同。

那是2008年，她剛進時報出版不久，書市被認為是停滯的，但《達文西密碼》卻能在台灣賣出100萬冊，國內主流出版社興奮於翻譯文學的潛力。

國際市場的成熟使得引進一本外國書變得更容易，只需從Amazon等排行榜下載排名，然後發包翻譯，就能從市場快速換錢，編輯選書的判斷多半受到國外影響。

那時莊瑞琳的職銜是版權專員，被要求快速掌握國外版權書的書訊，幫不同出版路線尋找合適的翻譯書。

2008年初，她看到歐巴馬（Barack Obama）的自傳書稿，被文字的真誠感動，當時，歐巴馬努力競爭民主黨總統提名，但對地球另一端的台灣民眾而言，這個名字還相當陌生。

莊瑞琳抱著這本書，問遍公司裡的編輯，願不願意出這本書，得到的回應卻是：黑人不可能當上美國總統、台灣讀者不會對黑人感興趣、這是邊緣人的題目。她不願放棄，索性跳下來當編輯，「當時他已經是總統候選人的身價，美方版權經紀人的開價是一般書籍版權金的6、7倍以上。」

面對未知的市場，那是一次重大的賭注。

結果，歐巴馬當上了美國總統；而莊瑞琳推出的《歐巴馬的夢想之路》兩年內就賣出5萬本，跌破眾人眼鏡。

賭贏了，卻沒有歡愉的時間。因為同一年，雷曼兄弟的金融帝國，一夜垮台，金融風暴震盪了全球經濟。

台灣的讀者口袋裡少了餘裕，當書市萎縮，出版業則更迷失於翻譯書的泡沫。「從選書、書名、定價、封面設計，全部都要業務部簽名蓋章。」莊瑞琳仍記得當時的無力。

幽暗的時刻，容易讓人想起初心。

莊瑞琳是不安於室的女孩。從台大外文、輔大傳播所，在《新新聞》當編輯不滿一年，跑去考《自由時報》記者，開口就說：「我第一志願是回高雄（她的故鄉）跑社會新聞。」

她當記者那年，《蘋果日報》進入台灣不久，2004年總統大選投票前夕的兩顆子彈仍是記者追逐焦點，高雄的紡織廠逐漸沒落，她整天採訪勞工抗爭，卻被瑣碎的資訊淹沒。書似乎是個能深入討論的媒介，她說：「我同樣可以透過書的方式改造社會。」

時間拉回2010年，她決定離開「時報出版」，從主流出走。

但是，還沒想清楚，是否要扛起一家出版社？她放空自己到希臘流浪，站在雅典城遠眺山頂的衛城，那不只是軍事堡壘，還是進行各種藝術活動的地方，莊瑞琳突然明白了「衛城和雅典，其實很像出版與社會的關係」。衛城陪伴著雅典，同時肩負預警的角色。

衛城於是成為出版社的名字，不管跑新聞還是做出版，她想追問的都是：「台灣應該怎樣成為更好的社會？」

但市場上眾多大型出版社，一個邊緣的小出版社，有機會嗎？

邊緣，說的是衛城出版的位置。攤開大台北地圖，衛城不像主流出版社佔據台北市中心，而是座落新北市新店郊區，從大坪林捷運站三號口出，還得往南再走15分鐘，若從莊瑞琳住的淡水出發，至少需要一個小時。

邊緣位置與一小時的通勤空白，讓莊瑞琳有更多餘裕思索。

當市場流行翻譯全球暖化、糧食危機的著作，她想的卻是「國外的傑出學者不會為台灣寫一本書。」 莊瑞琳見證過，台灣的出版業失落的10年。據國家圖書館的統計觀察，2011年到2014年，申請ISBN並出版的書種，翻譯書的佔比從20.88％上升至22.52％。2013年前文化部長龍應台也曾在行政院會報告，當連鎖書店的暢銷排行榜高達8成是翻譯書，是社會的一項隱憂。

主流出版社不願冒險，算盤撥一下，翻譯國外版權書，可能只需幾個月，但出版台灣作者的書籍，卻是兩、三年才有一本，而且不一定有市場，莊瑞琳回望少人耕耘的本土自製書領域，反問「我能不能用我編輯的專業，為台灣培養下一個皮凱提？」

30歲的年輕作家劉若凡即是一例。衛城的編輯協助她將碩士論文改寫，是相當大膽的嘗試。作者追尋成長的軌跡，書寫台灣第一所體制外中學－全人中學，呈現理想教育的艱難。

「它不是告訴你德國的華德福教育，而是告訴你台灣體制外教育的失敗經驗跟升學主義的關係。」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員黃丞儀特別喜歡劉若凡《成為他自己》，因為「那就是我們試圖回答的答案。」 養成台灣本土新作家，必須在春分撒下種子，卻不見得能在白露後收成。

2012年反土地徵收運動，醞釀青年的騷動。莊瑞琳相繼認識鐘聖雄、胡慕情等人，遇見一群對土地更有熱情的年輕作家，「我要做的，就是去搭起這個舞台，讓他們可以上台演出。」

出版不是靜態的，而是與社會對話的動態過程。

衛城成立5年，辦過200場講座，平均每9天1場，例如《南風》的攝影展，從出版後沒有停過，甚至到自然科學博物館展出；而由胡慕情撰寫，談苗栗後龍鎮灣寶里400多戶小村莊裡的農民，成功對抗政府粗暴土地徵收過程的《黏土》，看似少數人關注，一年也辦了30場講座。

《黏土》出版後，讓莊瑞琳意外的是，大馬獨立書店老闆廖永立找她們辦講座。從台北到馬來西亞吉隆坡，飛行時間超過4小時，再從怡保換車，花了2小時才到金馬崙高原，推門進入社區活動中心，這本台灣小村灣寶的抗爭故事，吸引40多名金馬崙的農民關切。

各國開發主義至上的思維，總有驚人地相似。金馬崙高原因接連的水災，導致土石泥流，馬國政府說要管理山坡地的觀光旅館與大型農戶，然而，怪手推平的卻是耕地面積僅4公畝的小農。

他們在現場都問：農民怎麼組合？又怎麼對抗政府徵收？廖永立說：「這裡的農民，感覺從《黏土》裡面拿到抗爭的方法。」

原本在金馬崙高原上十幾個年輕農民組成的「金馬崙農業協會」，講座後對於坡地的農業開發，以及台灣的農業合作社模式，有了更多的思辨。

馬來西亞看見《黏土》，給了莊瑞琳信心。

台灣不該妄自菲薄，「過去我們認為暢銷作家才能走出去，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只要議題領先，你就能走出去。」她不自主地語調升高，東南亞等新興國家，其實在看台灣產業轉移和民主轉型走過的作法和足跡。她也認為，「台灣主體」不該是個口號，是要建立在不斷地自我詮釋，詮釋社會、詮釋歷史，並試著詮釋國際，「我們要有那樣的文化自信，才足以成為一個nation（國家）。」

讀者開始注意到衛城，有位忠實的讀者回饋說，她能讀出衛城的選書節奏和邏輯，像是這一年修的是台灣現代史，下一年要讀的是轉型正義。

從選書、出書、行銷都開始長出自己樣子，是從2013年三冊的《百年追求》開始。那年冬天的春節，不少人在家裡第一次讀完台灣完整的民主履歷。

莊瑞琳想用一套「簡單但必讀的書」打動讀者。這套她原本定義為幫一般讀者打基礎的書，後來她卻意外知道，有一群大學歷史系的教授組讀書會讀這套書。她問：「為什麼，這套書對你們太簡單了吧？」得到的回答是：「不，研究台灣史的人，不瞭解黨外運動。」

台灣人的記憶很碎片，這套書似乎讓一大群人補了一堂基本的歷史課。其實，出版這些書，是莊瑞琳也想滿足自己的好奇，也想要補的課。

莊瑞琳1974年出生在高雄的工人家庭，80年代後期，父母會偷偷地去聽黨外政見發表會後，裝做沒這回事，當時讀國中的她，也會悄悄地讀家中藏起來的黨外雜誌，再整齊地塞回去，「我父母應該到現在都不知道。」她開玩笑地說。

曾以為解嚴了、政黨輪替了，台灣就能翻開嶄新一頁。

但是，政黨輪替後15年過去了，台灣社會卻陷入嚴重失航，政治失能、分配正義的議題積聚社會的怒氣，而太陽花學運只是破口。莊瑞琳感受到年輕世代的焦慮感，「今天已經太多問題無法等待，例如台灣作為貿易體的問題，就是台灣不想回答，世界也會逼著你回答。」

缺少歷史感，台灣社會不會記得數代人追求民主的軌跡；而缺少對世界的理解，不會清楚台灣的座標，容易陷入部落主義。

所以這些年莊瑞琳的出版脈絡清楚圍繞著兩條線，一條是台灣歷史與轉型正義，從《百年追求》後，她又出版《無法送達的遺書》與《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2015年2月衛城出版《無法送達的遺書》，出版後，莊瑞琳在作者之一羅毓嘉的講座上，聽到一段讀者與朋友的對話，「不是每年都在紀念228嗎，還有什麼好談的？」這位讀者聽完講座後回應：「一般只知道政府迫害人民，不知道那麼多細節的感情。」講座結束時，有讀者在台下默默流眼淚，莊瑞琳回憶，很多是穿制服的高中生，這是「 他們首次觸摸到歷史的感情。」

而《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則是在台灣解嚴近30年，卻沒有官方針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詳細報告，而出版的套書。該書作者之一、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員黃丞儀認為，這套書的意義在於「對於過去如何認知，會決定我們如何界定現在？」民主是台灣引以為傲的資產，但是「民主的意義不會只有選舉而已，還包含言論自由與政治自由，而這些自由以前是不存在的。」黃丞儀說。

而另一條出版軸線，則是面向中國與世界。

莊瑞琳觀察到年輕社會運動者的偏食，「他們手中會拿《百年追求》閱讀，但對中國歷史是沒有興趣的。」年輕一輩對中國充滿懷疑，同時也欠缺認識，她接著出版《太平天國之秋》、《湖南人與現代中國》，希望讓年輕一輩了解中國的近代史。

她甚至把這書交給衛城出版裡，曾參與「黑色島國青年」的學生運動者劉盈君編輯。

「做這本書是有情緒的，會越來越陷進去。」劉盈君翻著書說，上世紀初的湖南青年就曾有人主張，中國應該步入羅馬帝國的後塵消失於歷史，湖南則要獨立，成為法國之類的國家，而當時的毛澤東也同意，這本書挑戰了中國統一式的民族主義論述。

更了解中國，才能跟中國對話和交手。而認識世界，也才知道台灣的處境。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問的是：經濟成長能不能消弭貧富差距？《太平天國之秋》則是在問：華人怎麼思考現代國家的建立？攤開2016年的布局，莊瑞琳要講一系列國家的故事，從越南分裂與統一都造成難民潮，去問：獨立或統一會更好嗎？而上世紀末獨立的烏克蘭，親俄與親歐的兩難代價，對照台灣的親中與親美的問題，台灣人又該如何討論？

個頭很小的莊瑞琳，很努力地在市場撐出空間。

2015年她僅出版9本書，當中有7本書都是自製書，包含三大冊的《記憶與遺忘的鬥爭》，這套書在出版前就預期市場銷售不會好，她卻花了6萬塊去買國外的照片。「我們一套才賣多少錢？她要賣多少套才能賺？」黃丞儀調侃。

結果，全年業績比前一年（2014）掉將近一半，「很殘酷的，就是掉將近1千萬。」莊瑞琳說。

問她為何這樣做？她的回應是：這是有意識地選擇，要摸索自製書的技藝，因為「2014年我做了《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應該有1年的免死金牌吧。」

莊瑞琳不再仰賴市場的自動導航，而是踏著自身節奏的步伐前行。就像她寫給《想像的共同體》作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最後一封信（安德森於2015年12月13日過世）：「我所追逐的出版新天地仍是陰沈的天色，但或許我已是更堅定步伐的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