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五晚，夜燈點亮城市的天空，紹興北街上的慕哲咖啡館，地下室點起昏黃的燈光，是溫暖的顏色。

「哲學星期五」之於喧囂的台北，是個特殊的存在，它張開臂彎擁抱孤單的靈魂，等待他們展開一場思想的激辯。

推開門拾階而下，踩著的木質地板發出嘰嘎聲，投影的白牆播放著紀錄片《跳舞時代》，一群穿洋裝的女孩坐在草地上聊天，配樂著「阮是文明女，東西南北自由志。」

影片的背景是1920年代的台灣，仍是日本統治時期，一位聽眾提到上述畫面「像極了馬內（Edouard Manet）的《草地上的午餐》，」那是法國藝術與文化的黃金時代。

這看起來簡直是一場輕鬆愜意的茶敘，但哲五與會者接下來討論的議題，其實嚴肅且沈重：追尋台灣現代性的起源。當我們沒有歷史的記憶，會不知道台灣的現代文明從何而來，就像義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Croce）曾發出的感嘆：「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

「書寫之前，是話語；創造之前，是交談。」法國歷史學家杜龍（Claude Dulong）在討論法國沙龍文化時，如此說道。

「法國已經沒有這種庶民談論政治的場合了。」法國在台協會主任紀博偉（M. Benoît Guidée）很高興，他在哲五看到法國失落的沙龍傳統。讓交談有意義的前提，是真誠。作家馮光遠在某次參加哲五後的感想是，「原來你們那麼認真討論問題啊！」哲五創辦人沈清楷，難得認真地回，「我們可以輕鬆，但討論問題要尖銳。」

從2010年8月開始，哲五在台灣的思想荒地，撒下一把種子。它不間斷地，每週一到兩場，一年舉辦70場左右，5年來接觸數萬名聽眾，來的人有大學教授、NGO工作者、一般上班族，大多仍是年輕的面孔，不乏穿制服的高中生。

在2013年，哲五開張了「哲五＠雲林」，接著是台中、高雄、花蓮；同年，哲五也進入校園，從北部的師大、輔大，到南部的長榮、東華，遍地開花。隔年，哲五觸角擴張海外，紐約哲五先在美國東岸點燈，接著波士頓、芝加哥、匹茲堡，再到歐洲荷蘭陸續開辦，全球串連，迄今，哲五的各地紮根已有21處。

撒下種子，總是會發芽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46歲的沈清楷，在少年求學階段，經歷過戒嚴與解嚴的民主洗禮。小時候，家住萬華的他，會無意間經過黨外人士開講的龍山寺；解嚴那年，他還是成功高中學生，也能感受街頭的風景變了，更多的抗議運動聚集立法院前；野百合學運時，他跟輔大哲學系的學長到過現場，但看過就離開，更像是趕赴一場民主的宴會。

他對政治一直保持距離。研究所畢業後，趕上台灣錢淹腳目的年代，他是南陽街的補教名師，也在台南、花蓮、基隆、宜蘭兼課，每天要坐飛機趕課，最高記錄是一週上70個小時，他說自己是「卯起來賺錢。」

直到他30歲那年，選擇到比利時魯汶大學攻讀哲學博士。有次，一位朋友邀請他去party，他興奮地換上整齊的白襯衫與漆亮的皮鞋，收拾好喝酒跳舞的心情，到了酒吧只看到朋友圍在一起喝酒聊天，那晚，他們聊了整夜的哲學。

「歐洲人熱愛自由地討論，他們從不迴避談歷史、談政治。」沈清楷讓自己浸淫在濃厚的思辨傳統中，卻也逐漸觸碰到模糊的家國與歷史。

讀到前輩作家吳濁流的《無花果》，他第一次觸碰到真實的台灣歷史，而台灣人在日本人與中國人之間的身分切換，也連結到他的認同困惑，讀到德希達（Derrida）的《他者的單語主義》，「我的阿爾及利亞文化對我是最強的支撐⋯⋯這個他方的地方與語言，卻是我所不知與被禁止的。」沈清楷感嘆：「把阿爾及利亞換成台灣，完全就是我心情的寫照。」

他對台灣歷史，全面性補課。2005年中國政府通過《反分裂國家法》，不排除武力犯台，他則是第一次感到濃厚的鄉愁。一群分散在歐洲的台灣留學生，在布魯塞爾舉辦了「反《反分裂法》」的活動，後來又組成「台灣歐洲人文學會」，在大西洋彼岸的戰鬥位置，論述文章尋找台灣主體。

但是，真正回到台灣後，沈清楷除了孤單，還有說不上的疏離。曾在歐洲留學的民進黨籍立委鄭麗君是舊識，拉著沈清楷加入青平台，也進入許多社會運動現場，從反國光石化到反美麗灣，他稱為認識台灣的小旅行。

「要使過去對現在變得可理解，富有想像力的同情心是關鍵。」英國歷史學家巴特菲爾德（H. Butterfield）曾在《歷史的輝格解釋》寫下。跨年夜與歌手巴奈躺在柔軟的杉原灣，或坐在芳苑的牛車上回望走過的路，沈清楷解釋，與學院裡的論述不同，土地讓歷史產生新的連結，「我在40歲才完整地接上台灣的歷史。」

回台北後，他對正在進行中的「哲學星期五」，有了新的想像。「台灣很多人都在提出問題，只是它散在各個角落。」沈清楷要讓哲五當「抬轎者」，台灣有很多問題值得解決， NGO的工作者挖掘問題，「只是我們社會沒有足夠空間，讓發現問題的人可以講話。」

談的不夠深也是問題。台灣的民主化只是形式上的民主，但是「實質意義上的民主，覺得表達自己意見是重要的，還沒有發生。」可能是不想破壞和諧，擔心觸碰社會痛點，也可能犬儒心態作祟，覺得表達意見沒用。沈清楷認為，「你不決定就會被決定。」就像228事件簡化成課本上「官逼民反」4個字，卻忘了問「誰是加害者？」

「當我們深入去問，它的視野就會越來越複雜，才能找到多元的角度。」沈清楷肯定同意波普（Karl Popper）的《猜想與反駁》，關心的不是結論，而是思維的過程，它也強調討論要跳脫二分法，「不是只有藍綠、統獨、左右，而是找出中間的漸層。」

看見哲五促成公民社會的轉變，有人從觀眾變講者，也有講者如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前副秘書長楊宗澧，決定在故鄉台中，成立「哲五＠台中」。

只是，布爾喬亞的沙龍文化離開台北，還會有市場嗎？ 台中的哲五，第一場來了七、八十人，之後每週仍維持三、四十人的熱度。但是，台中哲五的經驗絕不是台北的複製，經常有講者結束跟楊宗澧說：「你們台中真的好不一樣，跟台北很不同，你們這邊談的很基本。」

談的基本，除了聽眾組成7成是國高中生外，還因為台中是舒服的城市，「好生活的地方不容易去發覺問題，因為太好生活了。」因此，楊宗澧花更多時間組織志工，與他們討論每週議題，「有些問題是慢慢形成的，去push一下他們發掘問題。」

台中哲五也就走出自己的路，從邀請的講者，就能感到差異。某次談台灣的國球，楊宗澧找的講者是向上國中的體育老師江政泉，一手推動中區青少棒聯盟，在培養台灣的棒球種子，「這就是台中的小人物，他們在做一些事，讓台中的公民社會變得不太一樣。」楊宗澧說。

也有人是被時代推著發問。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意外打開台灣政治的潘朵拉盒子，也意外催生海外的哲學星期五。「服貿這件事情逼迫大家應該有些想法，很多人意識到自己對台灣的認識不夠深，不能夠做出自己的判斷。」波士頓的哲五發起人鍾佳君，用哲五來回答她與同儕的焦慮。

波士頓哲五在海外哲五中表現最好。成立1年，舉辦超過20場沙龍，聽眾接觸上千人，志工多是來自哈佛、MIT等名校學生，討論兼具深度與廣度。他們與台北哲五維持獨立又合作的關係，「當初成立哲五，只跟阿楷和Sophie（廖健苡）講過一次skype而已。」

彼此維持哲五的三個默契：不討論熱門議題、不找線上政治人物，還有不做組織運動。鍾佳君一開始不懂，不做組織要怎麼維持下去？

哲學星期五打開公共討論的可能性，讓思辨不僅在台灣扎根，也面向全球連結。但更令人驚奇的是，哲五維持優質公共沙龍的高續航力。

台北的場地由慕哲咖啡提供，講者與主持也是一毛錢沒拿，但從錄影、錄音到美編、宣傳等細碎的工作，沒錢、沒組織，辦得成嗎？

沈清楷說話維持一貫的放鬆，就像他催生的哲五，也是一個鬆散的組織。負責籌畫與運作的，都是付出多一些時間的志工，充滿想像力的沈清楷說，不少論壇開辦時會先想到錢是否足夠，不夠就不辦了，「我們從一開始就不拿錢，維持最低支出，就能持續很久。」

負責哲五行政統籌廖健苡，是盧森堡台北辦公室特助，從哲五第一場沙龍就是志工了，她也總是第一個到現場的人。

廖健苡負責哲五的會計，統計後每個月支出只有幾千塊，「只有請學生幫忙做美編要付錢」；而楊宗澧只帶了3萬元到台中成立哲五，年底做收支報表才發現，「這筆錢還有2萬，很划算。」

在人力上，哲五奉行每個人「捐一點」的哲學，像廖健苡這樣有穩定工作，願意多付出時間，多承擔一些工作的志工是多數，她算過「每場其實只需要3個人，一個主持、一個錄影、一個拍照。」其他排椅子的工作，熟悉哲五的聽眾都會主動幫忙。

極低的營運成本，除了成功模式容易擴散，背後還隱藏一份沈清楷的用心。哲五沒有金援，也不把組織擴大，因為「人的私心很難發酵，但是它足以做一點事。」

平時的沈清楷，看上去不拘小節，卻常常想的比別人更多。從哲五成立那天，他就想著如何交棒，不過，交棒之前他必須為哲五築起防火牆。不找政治人物來主講，是想聽到更多弱勢的聲音，曾經，蔡英文來過一次，也只是坐在台下，靜靜地當個聽眾。 這具有宣示意味。如果有人想要收割哲五，換取個人政治名聲，沈清楷也不擔心，因為「它的形式就是這樣，（若有人想利用哲五）別人會幹醮，我也會出來幹醮。」

慢慢地，沈清楷的名字從哲五的策劃名單中剃除。他強調「完全沒有覺得累，或是不想做了的情緒，」而是渴望看到更多哲五的可能性，「他們去發動哲五，都有更多特色與想像。」

哲五如何回應亟欲改變的社會？「這需要時間發酵」，是他最常給的回應。

他想給的不是治癒的藥水，而是建立一種討論的機制，俗話說的，「你吃什麼，就會變成什麼人？」沈清楷也相信，討論的厚度會決定一個國家的模樣，當「讓日常生活可以討論公共事務，像呼吸一樣，每個人不用害怕講出自己的想法。」

那時，哲五的種子才是真正扎根在每個人心中。「就像每個人心裡有個小哲五，隨時都會提醒你要思辨。」沈清楷自嘲地用它成長過程的小警總譬喻，這是喧囂的城市裡他持續哲五的原因，「至少我們還有個場域，可以自由地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