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過稜線另一側，就是最近的火車站奮起湖。

小火車沿著森林鐵道穿梭在滿山花海，大小車輛壅塞在蜿蜒公路走走停停，一年一度的櫻花季，無數遊客仿若朝聖湧入阿里山。

這一側山坡，阿里山鄉的行政中心樂野村，卻像另一個世界，三兩隻老狗躺臥的村路悄然無聲，和滿山鼎沸的人車無涉。

長老教會2樓晾滿曬乾的咖啡豆與星星果（學名印加果，可萃取優質植物油），教會協助在地村民收購並產銷這些作物，牧師安淑美和前來幫忙的Tanivu一邊挑撿邊閒話家常。

在這個相同的季節，Tanivu憶起，媽媽牽著她的手，站在不遠的路旁，迎接從台北運回來的骨灰。

「因為離鐵路比較近，就都先集中在這裡。我們各村的人都集合起來，站在那邊，好像歡迎他們，不准掉眼淚、不能哭！」

4名族人的骨灰，分別是：高一生、湯守仁、汪清山、方義仲。1954年4月17日下午2點30分，他們與同案的泰雅族林瑞昌、高澤照，因「意圖以非法之方式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由台北憲兵隊綁赴現為新店區第三公墓的安坑刑場執行槍決。

40年後，文史工作者陳素貞以高一生的故事為核心，在《台灣文藝》雜誌發表一系列文章，首度公開高一生在青島東路軍法處看守所期間寫給家人的書信，讓人窺見這位原住民菁英動人的內心世界，從日文翻成中文，字字句句飽含真切情感。最後一封與妻子春芳的訣別信末尾，猶如天鵝之歌，傳頌至今 ：

田地和山野，隨時都有我的魂附守著。 水田不要賣。

他留下的樂曲、讀書筆記，乃至民族自治的理念，爾後陸續透過家屬的整理、學者的研究，以及不同形式的紀錄、展演，逐步形塑出一「高山哲人」的崇高典範。

只是如此理想的身影，大部份停留在阿里山之外。

當桃園復興鄉的北橫公路上，以林瑞昌族名「樂信．瓦旦」為名的公園，矗立著這位殞落在白色恐怖中的泰雅領袖時，這段歷史記憶，在鄒族主要村落，達邦、特富野、樂野的公共空間，卻付之闕如，遑論會出現在日常言談。

「我從來沒有對外人講過這些，今天是第一次。小時候走在路上，常一下子很多阿兵哥衝出來，拿著槍還有刀，不知道到底要幹什麼，我們都很害怕！也不准說原住民的話，聽不懂，怕我們叛亂，小朋友怎麼會叛亂？以前還會做惡夢，晚上睡覺時忽然看到很多阿兵哥，帶著衝鋒槍過去，真的很恐怖！」Tanivu尾音上揚，倒抽一口氣地說。她今年72歲，小時候的部落被軍隊牢牢監控。

在與現代國家體制互動的過程中，鄒族是台灣原住民中一支很特殊的族群。

當原住民抗日事件在全島風起雲湧時，人口較少的鄒族（1947年僅1,600人，現約6千）從未參與，與日人更以失散的兄弟相稱，使其能順利深入高山的傳統獵場開闢森林鐵路。

戰後當國民政府來台，卻幾乎像是一夕之間站上混亂局勢的前線，與日治時期的服從形成劇烈反差。228事件時，鄒族高山部隊應嘉義士紳請求，下到市區維持秩序，並圍攻水上機場、紅毛埤（今蘭潭）軍火庫，甚至將武器運回山上，另一方面，卻也將當時的台南縣縣長袁國欽接到吳鳳鄉鄉長高一生的住所保護。

隨著國共內戰白熱化，隸屬中共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在全台發展地下組織，以便「解放」之日到來時能得到內應，省工委會的觸角積極伸向當時幾位高山族領袖，而樂野成為地下黨人唯一真正潛入的山地鄉，計畫在此建立「阿里山武裝基地」。他們由湯守仁接應，在村內的醬油工廠裡頭工作以掩護身份。據前政治犯陳明忠口述，工廠除了生產、銷售食品以維持生活，還有一個目的，是避免將來若被全面包圍時，缺乏食用鹽而全身無力，以食品工廠名義囤積食鹽，作為長期抗戰的準備。只不過隨著「山地委員會」書記簡吉在1950年於台北被捕，整個組織很快的被特務循線瓦解。

高一生及湯守仁在經過偵訊後，表示悔過、宣誓效忠政府，繳交武器並承諾協助肅清殘匪，令人意外地，當局竟大方准予釋回，且提供物資、賦予職務、蔣中正及蔣方良接連到訪阿里山召見與慰勞族人⋯⋯事後看來，種種表面上的安撫與籠絡，顯示出方才從中國戰場全面撤退到島嶼的政府，對於台灣高山情勢相對陌生，不敢打草驚蛇。但這群難以掌控的山地族群，已令統治者感到芒刺在背，只待恰當的時機拔除淨盡。

相較位處較隱密深山與谷地的特富野與達邦，前者家族建立的小社樂野最接近漢人聚落，是最快與外來者發生互動與衝擊的鄒族部落，因此從228到後來的白色恐怖，樂野族人牽涉得最深最廣。長老教會隔臨與咫尺前方，分別是同案被判刑的村長武義德及被槍決的警局巡官汪清山的家；湯守仁的後代至今仍居住在樂野；高一生被日人授與巡查與教師職位後，雖居於達邦的官舍，但他其實是在樂野出生的。

而長老教會原址，就是當年由湯守仁開設的醬油工廠。

「我們一群小孩會在外面探頭，看一看很害怕就跑掉。有一次這裡要請人吃飯，但鄒族迷信，吃飯前如果狗打起來一定後面有事，我爸爸說不要去，結果我們走後，吃飯的人就打了起來。」Tanivu住在比較遠的福山，還記下來上課的路上都會經過這間神秘的醬油工廠。

除了她零星的兒時印象，想當然耳，教堂內外不會有任何關於工廠與短命武裝基地的蛛絲馬跡。「我也是在這裡出生長大，但完全不知道，上一輩都不說的。」安淑美表示。外人眼中的菁英、哲人或戰神，對許多鄒族人而言，他們當年在複雜情勢中的行動與選擇，只是一段不堪回首的過去。

因為留下來的人，沒有選擇。

「大姊被叫去位在奮起湖的指揮所，外省軍人拿著手槍指著她說：『嫁不嫁？』大哥還偷我爸的印章陪她去蓋章。哥哥過世前聊到，陪姊姊去的路上，她一路哭，沒有辦法，不能不蓋章，不然爸爸可能會被槍斃，又很怕萬一爸爸回來看到印章沒有，一定會被他打死！」

Tanivu常要幫忙揹大姐的孩子，到巃頭去找姐夫，過一晚後再回福山。巃頭是治安指揮所的駐地之一，離樂野最近的漢人聚落石棹約5公里。為什麼這對夫妻沒有住在一起？為什麼結了婚姊姊還住家裡，讓爸媽幫忙照顧小孩子？小學一、二年級時的她有無盡的疑惑。

「那個時代，幾乎每家都有女兒嫁給外省人，好像有點當人質的感覺。」安淑美說，「或許因為這樣，鄒族人比較少談論228或白色恐怖的事情，畢竟女兒都跟『他們』結婚了。」

包括武義德的長女、高一生的三女皆如此，而這樣的婚姻有很高比例最終離婚。「大姊離婚後帶著小孩在愛河旁邊賣麵，但總算苦過來，現在過得很好。」Tanivu說。與高一生三女離婚的警員，後來另一段婚姻生下的兒子，往後成為著名藝人秦偉。

「大部份族人完全避談這些事情，年輕人到了都市，才從別的管道知道一點。」安淑美的女兒雅古以是政大台史所碩士生，研究方向跟日治時期的鄒族文化有關，但直到某年在嘉義參加教會紀念228的禮拜活動，才首次聽聞戰後鄒族領袖的遭遇，「到現在部落仍然有些人覺得，都是因為高一生領導的自治理念惹來殺身之禍，害鄒族成為長期被國民黨監控的族群。我們年輕人也感受到某種隱形的壓力，比如當我寫一些相關文章，心裡都很掙扎要不要po到臉書的鄒族社團，怕別人覺得你是不是要消費鄒族才寫 ，講這些只會分裂彼此，揭開不願提起的悲傷與憤怒。」雅古以說。

「鄒族人口少，通婚來通婚去，大家都是親戚，人際關係很微妙，在這裡不能隨便講別人喔！」安淑美補充道。

黨國的監控與蒐證網絡，很快就滲透進人際緊密的部落。研究原住民白色恐怖事件的師大台史所副教授范燕秋，在分析此案的情治系統時，舉出的3個代表性人物之一，即鄒族人「樂野國校教師『梁義富』，他以部落『運用員』的身分，多次向情治單位報告鄒族菁英如武義德、武義享的行蹤，以及部落槍枝藏匿狀況⋯⋯」在現存的檔案中，確實可以清楚見到由梁義富上呈對武義德兄弟非常不利的密報。

長年從事部落文史紀錄工作的梁錦德是梁義富的兒子，他一直很想深入了解父親的經歷，「平常絕對不講，他說講出來會傷害很多人，只能趁陪他喝酒聊天，話匣子打開時，偷偷錄下來。」對於學者在研究中呈現父親當年的爭議角色，他則感到十分不公，「保安司令部要調誰問話，不管多遠我父親都要把人帶去奮起湖，以前沒有公路，很多村落單趟就要走3、4個鐘頭，我爸用國語替族人翻譯時，都會想辦法修飾，牽涉到嚴重的事情就把它翻譯得避重就輕，否則會抓更多人！」

「其實我們都是受害者，我爸當時也是被調查的對象，以前他當老師買了照相機，印象中家裡照片一堆，懂事以後回來要看照片的時候，全部都被搜走了，老照片一張都找不到。而當我在軍中的同儕全部升上校退伍，就我升不上去，只因一條安全資料就完全打死：附匪份子武義德的女婿。」

告密者、監控者與受害者結成了親家，交織成複雜的親屬關係，曾經發生的一切，真相或正義，已遠非二元對立的框架所能理解。沉默是生存之必要。

「親愛的父親，今天許許多多客人來看你，我相信在天上的你一定會感到很高興吧⋯⋯」 「父親說若有一天我過世的時候，就把我埋在這裡，很簡單，給我喝一下啤酒，還有放一首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第二樂章⋯⋯」

從山谷吹過來的風，輕拂過高大的樟樹，高一生的次子高英傑領著眾人，向大樹下的墓行禮致意。這一批造訪的客人帶錯了酒，但還是獻上已準備好的清酒，交響樂聲透過網路從手機喇叭傳來。

如同過去數十年，高英傑帶著親切的笑容，為來來去去的訪客介紹位在達邦的高一生故居、分享種種關於父親的軼事，一貫的熱誠中，卻有些許感傷，大姊高菊花和弟弟高英明從去年到今年相繼過世，提到弟弟時不忍落淚，仍維持良好教養向眾人致歉。

「你們幾十年的悲痛，我們都沒有做什麼⋯⋯」前大法官許玉秀對高英傑說，向他確認高一生鄒族名字的發音後，面向墓碑：

「Yatauyogana先生，今天模擬憲法法庭來看你，去年的12月24日的聖誕節那一天，做成了一個關於轉型正義的判決，替杜孝生先生的相關案件表示過去公權力的處理，包括司法人權的判決，都應該重新被檢討，當時的行政權和司法權，都屬於不法國家的運作，希望這樣的判決，能讓您稍微感到安慰，您和您的族人，不是外國人，這裡是您的土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受到屈辱、歧視的悲痛，我們作為後輩，都很能夠感受，模擬憲法法庭所根據的宗旨，追求所有的人不管在哪裡、在什麼時候，都不會受到屈辱和歧視，更希望以後至少在自己家鄉，不會感到恐懼，您的犧牲會彰顯這個價值，也會讓後代因此受到警戒。」

在場還有十幾位從台北來的法律學者及研究生，他們都是參與去年第三屆模擬憲法法庭（簡稱模憲）的成員。由許玉秀發起的模憲近年針對社會重大爭議，如同婚、死刑等議題，邀集專家學者透過法律程序進行對話與辯證，以期建立更完整的公共論述基礎。

去年的模憲聚焦轉型正義，討論的二件案例之一，是高一生同母異父的弟弟：杜孝生。和他的哥哥一樣同樣是日本殖民政府培養出來的原住民菁英，杜孝生是第一位就讀台北醫專（現台大醫學院）的鄒族人，當過縣議員、衛生所主任，同時是高一生開辦的新美農場場長，與他的哥哥及其他族人同案被捕，最後以貪污罪判刑17年，實際2年8個月，被一位烏來的泰雅族人保釋出獄 。由於沒有「壯烈犧牲」，出獄後難以被族人接納而離開部落，在整個案子中幾乎被人遺忘──除了他的兒子杜銘哲。

90年代政府針對戒嚴時期的政治案件訂定補償條例，但是有幾個例外，如有確切證據要以武力顛覆國家，或罪名與所謂內亂、外患的政治案件無關，都不在補償範圍。杜銘哲多年來為其父申請補償，即因後者理由而屢被駁回。

模憲選擇此案，對已塵封多時的補償原則提出挑戰，當政權可肆意入人於罪，卻在事後以狹隘的定義限制人民爭取應有的權益，只是一種敷衍的轉型正義。

杜孝生被法官認定無顛覆政府之虞，雖然僥倖逃過死劫，但當今天國家認定當年侵害人權的責任與否，只依據表面上的罪名，而未看到其所經歷的一切，如同其他的政治案件被告，都在黨國不分的年代被誘捕、羈押，接受漫長的審訊，僅憑特務報告及口供作為證據，往後生命的道路，在一審的軍事法庭被決定。在國安法第9條規定戒嚴時期案件不得再上訴的情況下，貪污罪名如烙印揮之不去，形同持續的監禁，即便當事者已經不在。

關於貪污的指控與起訴，牽涉到多項從農場開發、維修橋梁水圳的款項不明，到侵吞政府配給的肥料布匹等物資，名目繁多叫人眼花撩亂。貪污案到底是構陷抹黑高一生等人的手段，以使鄒族內部完全失去對領袖的信任，將處決後可能會激起的反彈降至最低；亦或這批從日治時期即掌握權力的菁英，依然以領袖之姿過渡到新政權時，行事手法與仍未穩定的國家體制產生矛盾，反應在金錢使用與資源管理上的程序瑕疵？時過境遷，當事人與原始證跡今日幾已不存，僅有連篇累牘檔案中的特務報告、口供與自白、審訊與判決，要如何從中辨別真偽，接近真相，是要進一步討論這個案件更困難的挑戰。

「銘哲的爸爸回來以後，我媽媽給他一塊地，但部落的人還是非常不諒解，認為我們是真的偷了新美農場的錢，他要工作也很困難，只好離開，久了以後大家都把杜孝生忘掉了。以前我也不認識銘哲，要在他最近回來後才有接觸聯繫。」高英傑感嘆到。

杜銘哲的手機裡存著一張父親的照片，中年的杜孝生蹲坐在白色木造房──已故的哥哥高一生的故居前。那是他一生中僅有的幾次回鄉之行，離鄉後，輾轉到嘉義大埔定居、開設診所，後與第二任排灣族妻子移居台東金崙，並在那裡終老。

陪同模憲成員拜訪高英傑的這一天，杜銘哲來到父親曾經留影的位置坐下，請人拍下同樣角度的照片。年近60的他，現於位在樂野外的休閒園區擔任音樂總監，在山下的漢人社會闖蕩了大半輩子，他代替餘生流落在外的父親回到山上，以自己的方式。

杜銘哲出生在大埔這個閩南人為主的聚落，如同每個身處漢人社會的原住民，在充滿歧視的環境中成長，更艱難的是，那失了根的父親，被族群遺忘的同時也遺忘了自己。如同典型經歷過白色恐怖的家庭，當事者對下一代是永遠的沉默，他無法得知父親的過去。從年輕時就留的長髮，是他對自己所來自族群唯一的「想像」（山上的番仔都是留著長髮的吧？）

「年輕的時候很難。族群、自我認同的問題，根本找不到答案。加上從小被排擠，一直到出社會工作，面對周遭強大的壓力，只能用達爾文的適者生存來解釋，接受這是一個相對的世界，美麗、醜陋跟殘酷是同時存在。」杜銘哲說。

躲到音樂裡，是他唯一的救贖，可以暫時忘卻無法改變、沒有答案的現實，得到喘息。高中畢業就到台中的酒吧闖蕩，後來組樂團、成立工作室，音樂讓他得以慢慢在現實的世界站穩腳跟。也是音樂，帶他回歸素未謀面的故鄉。

他不能忘記國中時，在鄒族最重要的祭典Mayasvi（戰祭）期間，自己來到達邦。幾乎不認識任何族人，害羞的他遠離人群，一個人坐在達邦國小的一角，突然間，聽到祭典的歌聲，從不遠處傳來。那些召喚戰神、敵首、亡靈的古調，莊嚴、緩慢、重複，一層一層如深沉海浪，淚水不由自主的流下，驅使他循著聲音，走向Kuba（男子聚會所）前方的會場，第一次，他知道自己是誰，儘管無人知道他來自何方。

模憲結束後3個月，在一年一度戰祭的時刻，杜銘哲特別邀請當時投注巨大熱情，整理研究他父親的案子並為之辯護的專家學者與學生，來見證這啟發他族群認同的原點。

鄒族是嚴謹的父系社會，杜孝生原本在特富野的老家，早已消失無蹤，傳統的祭儀，他其實並不能真的參與，如一般的成年男子般著紅衣及羽飾上到會所。

「我們流落在外面這麼久，杜孝生這個血脈已經回不來山上，儘管曾經嚮往，後來覺得參不參加祭典沒有那麼重要，只是一個儀式，錯過就錯過了，重要的是你自己認不認為你是鄒族。族人是否能理解，非常個人，沒辦法討論，因為我必須要解決我個人已經回不來的事實，處理內心的那一個區塊，才能繼續往下走。我必須把所有苦難終結在我身上，至少留下一點杜孝生這個人曾經存在的紀錄，讓我的小孩、孫子知道，曾經有一個優秀的鄒族人，好讓他們重新開始，不需再背負著包袱。」杜銘哲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