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尼亞全境都降雪了。

雪落在那片崎嶇之國的每個地方，落在沿亞得里亞海向東南延伸的綿長山脈上，輕柔地落在光禿禿的丘陵上，輕柔地落進更遠處深邃的德里那（Drina）河谷中。雪也落在斯雷布尼查（Srebrenica）穆斯林長眠之處的每個角落。

我在最冷冽的冬季來到這座小鎮，試圖找尋那個混合著血腥與火藥味，最炎熱夏季的痕跡。

1995年7月，巴爾幹半島的前南斯拉夫內戰（前南斯拉夫共和國解體而引發一連串內戰）再過5個月就要畫上句點之際，波士尼亞東部小鎮斯雷布尼查超過8,000名穆斯林男性在一週內被塞爾維亞裔軍隊屠殺，如今這座小鎮已成為「種族滅絕」（Genocide）的同義詞，因為納粹大屠殺（Holocaust）後無人料到20世紀末的歐洲土地上，居然再度發生大規模的集體屠殺。

年復一年的夏天，家屬、政要與媒體從世界各地前來，空蕩廠房停滿成排棺木，新近比對出身份的遺體等待下葬，在伊斯蘭神職人員的帶領下，人們祈禱、哀哭、匍伏在地、將綠色的棺木埋進土裡。

2015年7月11日，塞爾維亞總理武契奇（Aleksandar Vučić）出席20週年紀念儀式，在墓園裡獻花致意後，成千上萬罹難者家屬發出鼓譟噓聲，憤怒群眾丟擲的瓶罐石塊砸中武契奇，使他的嘴角掛彩眼鏡掉落，狼狽地在重重軍警保護之下落荒而逃。

紀念儀式的幾天之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將斯雷布尼查大屠殺定義為種族滅絕，卻遭到塞爾維亞長期的盟友常任理事國俄羅斯否決。在加入歐盟的壓力下，歷來塞爾維亞領導人率皆對死難者表示歉意，試圖改善與鄰國波士尼亞以及歐美各國的關係，在難堪的場面4個月後，武契奇甚至重返斯雷布尼查的紀念墓園，並承諾捐贈500萬歐元發展基金給當地政府。儘管如此，塞爾維亞人至今仍堅拒承認這是一場「種族滅絕」。

2015年初的冬季，週年紀念活動的騷亂還沒展開，大地一片寂靜，瑪美多維琪（Hatidza Mehmedovic）全黑的身影像一座靜止的雕像兀立在厚厚的積雪中，雙手朝上站在三座大理石柱前，嘴唇無聲呢喃，閉眼為逝去的親人祈禱，黑色大衣包裹著巨大悲傷與憤怒火光，20年來不曾止息。

「我摯愛的親人被塞爾維亞人殺害，我希望能夠遇見他們，當面問，你們怎麼做得出來？你沒有孩子嗎？你能體會失去他們的感覺嗎？人怎麼做得出那些事？為何只有我一個人孤獨地活著？直到今天，仍有上千個問題盤旋在我腦海，永遠無法回答。」

時而大力揮手比劃，時而淚水盈滿眼眶，字句不停地流瀉在空中。她的丈夫與兩個兒子，與其他眾多石柱刻上的名字，如同一片廣闊的白色森林，蔓延在小鎮外的坡地。他們的生命停留在20年前，潮濕悶熱無風的夏天。

從墓園祈禱完，我們一同跨過馬路，沿著結冰濕滑的小徑，進到大片廢棄廠房一角，新的多媒體檔案紀錄中心甫於2014年中落成，策展人哈桑諾維奇（Hasan Hasanović）在裡頭替我翻譯她的激昂與悲傷。

室內中央由3個銀幕組成的寬幅畫面播映30分鐘影片，順著時間軸呈現斯雷布尼查大屠殺的紀錄，圍繞著牆面另有8個銀幕播放倖存者口述歷史、戰爭罪犯的國際審判等資料畫面。

「我們盡可能客觀中立，不是要解釋歷史事件，而只是呈現事實，讓參訪者知道發生什麼事，依此形成自己的觀點。若全部看完，你將會有完整的圖像。這不是我，或任何其他人的觀點，而是司法證據。」哈桑諾維奇表示。

無助的平民、壓境的部隊、墳塚裡的骨骸，一一被理性的編入日期與地點，無情緒化的控訴，益加彰顯眼前這劇場的殘酷本質。而更難以逼視的，是「現在」。歷史不曾遠去，我們就坐在當年同一個地方。

1995年7月11日，塞爾維亞上將姆拉迪奇（Ratko Mladic）昂首闊步走進斯雷布尼查時，居民已逃離一空，在城外的聯合國部隊駐紮地尋求保護。姆拉迪奇與手下的軍官親暱握手、親吻臉頰，「我將這個城鎮獻給塞爾維亞人民，作為聖維特日（Vidovdan）的禮物。我們終於向土耳其人復仇了！」他在隨軍採訪的攝影鏡頭前說。

而他口中的「土耳其人」，其實與信仰東正教的塞爾維亞人、信仰天主教的克羅埃西亞人都操著幾乎一樣的斯拉夫語系、吃著相似的食物、住在同一座城鎮，長久以來彼此是鄰居、同事、同學、夫妻，並共享著帝國邊陲子民對權力中心的疑懼，族群與宗教只是無關緊要的身分。

斯雷布尼查，這個被「現代」歐洲遺忘的角落，在20世紀以前的帝國時代，處於鄂圖曼土耳其與奧匈帝國勢力的交界，自古以來就在不同的統治、動亂、鎮壓中求存，原本鎮上居民以穆斯林佔多數，跟隨土耳其統治者信仰伊斯蘭教。然而，在共產時代卻被劃歸為獨立的一族──波士尼亞克人（Bosniaks），這是前南斯拉夫強人鐵托（Josip Broz Tito）為壓制「大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而有意為之。

鐵托於1980年逝世，共產體制逐漸邁向崩解，權力的真空打開了民族主義的魔咒，像病毒一般在野心勃勃的政客中散佈，由6個聯邦與2個自治區組成的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瓦解，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塞爾維亞總統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sevic）抓住人心動盪的時機，將極端的民族情緒推至最極致，欲擘畫一個大塞爾維亞的野心藍圖。

塞爾維亞境內有8成居民信仰東正教，聖維特日不僅是東正教的聖人紀念日之外，對塞爾維亞還有更深層的意義。1389年的這一天，塞爾維亞中世紀王國在科索沃平原上被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殲滅。這場慘敗對塞爾維亞人而言卻是史詩性的壯舉，象徵他們為了全歐洲的基督教世界站在最前線，對抗來犯的異教徒，並犧牲了自己。

世界上恐怕少有民族像塞爾維亞一樣，對「過去」有如此強大的執念，六百多年前的歷史被塑造出結合恥辱、榮耀、犧牲、復仇的強烈民族意識。在1995年的夏天，拉姆迪奇的「聖維特日復仇」，混雜了現實、歷史與神話，過去和現在的界線被打破。

當前南斯拉夫共和國境內的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相繼經過或大或小的戰爭尋求獨立之後，波士尼亞也在1992年舉行公投宣布獨立，但境內的塞爾維亞人馬上不甘示弱成立塞族共和國（Republika Srpska），爆發全面的軍事衝突，後者接受塞爾維亞政府軍（彼時仍稱為南斯拉夫人民軍，簡稱JNA）強大的軍火援助，在塞族共和國總統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zic）與軍隊指揮官姆拉迪奇的領導下，對波士尼亞境內穆斯林執行「種族清洗」，誓言只要有一個塞爾維亞人的地方，就沒有穆斯林立足之地。

因為戰爭初期聯合國採取武器禁運措施，波士尼亞軍隊遠遠不是塞軍的對手，遑論鄉村地區的農夫村婦。1992年4～5月，波士尼亞東部德里納河谷地區的穆斯林被大規模驅逐與殺害，斯雷布尼查是少數堅持反抗的城鎮，周遭的難民像抓住最後一根浮木，蜂擁逃離家園聚集此地。

「從1992到1993年4月中，穆斯林在這裡持續抵抗，彈盡援絕，只能用擄獲的少數武器，但由於被團團包圍，無法得到政府支援，食物也快沒了，人們哭喊著國際社會介入；1993年4月16終於盼到聯合國宣布此地為禁止交火的『安全區』，加拿大部隊前來解除武裝，斯雷布尼查完全去軍事化；1994年1月初，荷蘭籍維和部隊進駐，卻連自保都有困難，40名士兵被挾持，北約取消空襲，眼睜睜看著姆拉迪奇在1995年7月11日長驅直入。」

準確、客觀的年代時序從哈桑諾維奇的口裡悠悠吐出，不用知道太多細節，冰冷的數字，一一標定斯雷布尼查步入陷落的過程。

哈桑諾維奇是大屠殺的倖存者，他的父親阿濟茲和孿生兄弟胡塞因皆遇害，分別在2003年與2005年比對出遺體身份下葬。7月11日，塞軍佔領斯雷布尼查後，2萬3千名婦孺在塞軍監控下被逐出城鎮，17～77歲的男性被留下來。

「我們知道一旦留下來，便會在聯合國部隊前面被塞軍帶走，送去處決。」哈桑諾維奇與其他超過一萬名男性在12日逃入叢林，「我們一路徒步了六天五夜，向西突圍往圖茲拉（Tuzla），希望逃離塞族領地活下去，走到後來，脫掉鞋襪，我的腳已不像腳，而是一團白色塊狀物，極度疼痛。沿路超過6,000人被攔截，1,000人在路上被殺，只有3,500人像我一樣活著到了圖茲拉。」

留在鎮上的2,000名男性，一半是十幾歲的孩子，則被分開帶到許多不同地點處決，包括學校教室、活動中心、文化館、空曠郊外，屠殺過後一年內，亂葬崗被陸續發現，許多屍骨被二度開挖掩埋到不同地方以湮滅證據，幾乎難以找到完整遺骸。

1995年11月，美國外交特使霍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的調停之下，交戰各方於美國俄亥俄州談判停戰條件，並於12月14日於法國正式簽署《岱頓協定》（Dayton Agreement），正式結束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三方戰火。1996年於法國里昂召開的G7高峰會上，由當時美國總統柯林頓呼籲成立國際失蹤人口協會（ICMP,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Missing Persons），以協助前南斯拉夫內戰時期被屠殺罹難者的遺骸及鑑定身份。

或許是出於當年袖手旁觀的罪惡感，戰爭結束20年來，西方世界對此事件投入極大的關注，成立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ICTY,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米洛塞維奇、卡拉季奇、姆拉迪奇陸續被逮捕，並移交國際法庭所在地荷蘭海牙，前者在關押期間猝死，後兩者則持續羈押至今等待判決。

大量國際資源也投入進行各種調查紀錄、口述歷史、紀念活動來釐清真相，並使世人永不遺忘。現今埋葬罹難者的紀念墓園位在離鎮中心6公里的波多查里（Potočari），由美國支持協助於2003年9月正式成立，這裡也是他們生前最後所待之地──墓園對面，就是當年的荷蘭部隊駐紮處，穆斯林平民湧進尋求保護，但最終仍被交付塞軍之手。

他們生命的最後一程與離世後永恆的歸宿，於我只是一條雙線道馬路的距離。

「而今已辨識並埋葬了6,000人，我們有一座廣大墓園、紀念碑，未來的計畫正進行中，有一天我們會有更大的紀念館，向罹難者致意、並對未來的世代訴說曾經發生的事實，確保不會重蹈覆轍。而當我受邀到世界各地演講分享，與猶太人倖存者一同肩並肩，他們訴說著猶太大屠殺、我說著波士尼亞穆斯林種族滅絕的故事，對我以及紀念園區而言，將後者與前者相提並論、提升至同等地位，是很大的榮耀與成就。」哈桑諾維奇說著，彷彿被授與至高無上的榮耀勳章。從工廠、荷蘭軍營、臨時難民營，到現在成為永久的紀念園區，受難者與倖存者的印記像是奇異的光環，深深刻進曾經的死亡之谷。

但在現實中，紀念只存在於特定的日期，波士尼亞克人在斯雷布尼查的根，在20年前就被斬斷。在《岱頓協定》關於戰後領土分配的條約中，塞爾維亞裔的居民被允諾在波士尼亞境內畫出自治的塞族共和國，和另外一半由波士尼亞克／克羅埃西亞人組成的聯邦具有同等位階，擁有自己的政府、議會等行政體系，等於是一國中之國，而這樣的畫分也直接承認塞族在波士尼亞境內動武擴張、清洗非我族類的正當性。

「斯雷布尼查曾是很欣欣向榮的小鎮，一旁有水量豐沛的德里那河，能供給很多能源；約5萬居民幾乎人人都有工作，鄰近的薩希（Sase）礦場出產鉛鋅礦，波多查里則有一座大型汽車電瓶工廠；鎮上則以溫泉療養知名，觀光客絡繹不絕。繁榮程度甚至本地勞動力不足，要從鄰近的城鎮引進。」波士尼亞家庭協會（Bosfam）總監及創辦人哈季奇（Munira Beba Hadzic）回憶起家鄉曾有的榮景。

在斯雷布尼查被劃為安全區前，她就被塞軍趕出家園流落到圖茲拉，與其他相似處境的婦女成立協會彼此支持互助，製作手工織品以自力更生，並在一針一線恢復母女代代相傳的技藝中，連結起失去的故鄉。

「戰前我是數學老師，並當到小學校長，我有錢、有房子、度假小屋、汽車、照相機，一個『正常』的人生，無法想像下一刻有人跟你說你會成為難民、你會沒鞋穿、你會要尋求幫助，一無所有地在集體收容所，每天聽到的都是壞消息，不知道親人在何處，然後傳來某人被殺的消息⋯⋯無法想像這些種種會在前南斯拉夫發生，但卻真的發生了。」她語氣顫抖地說到，彷彿是昨天的事。

往昔三個族群比鄰而居的城鎮，在經歷戰爭時期的驅趕、殺害與戰後有計畫的引進塞族新移民後，族群逐漸朝向單一化。在這片塞族人的土地上，從政治到教育環境被另一套論述所把持，受害者的聲音極微，儘管年復一年的紀念活動在7月舉行，可是過往的穆斯林居民已不屬於此地。

「我偶爾回去斯雷布尼查，仍能遇到曾把我趕出家門的人，戰爭不只是一個人造成，無數人參與其中，從一開始數，要多少人才能殺掉8,000人？不只是姆拉迪奇或卡拉季奇，無論自願或是不得已，當年參與種族清洗的這些人現在平凡地走在街上，過著平靜的生活，對倖存者或受難者家屬而言很難承受，」哈季奇說。

戰前穆斯林居民比例達75％的斯雷布尼查，到了今天已經是一個純粹塞爾維亞族裔的城鎮。除了被國際法庭緝捕的高層級領導者，要塞裔主導的塞族共和國一一追究每個參與戰爭罪行者的責任，無異緣木求魚。

15

瑪美多維琪是少數重返故園的穆斯林之一，她要對抗的，除了失去家人的傷痛回憶，還有充滿敵意的鄰人。

「去年我經過市政廳前的公園，看見老師帶著一群幼稚園的孩子彩繪牆壁，畫著『生命樹』，他們叫我和他們一起合照，我雙手自然放鬆下垂，搭在身旁孩子的肩上，其中一位家長是東正教會主教，後來當他看到照片時非常憤怒，指責我不該把手放在他孩子的肩上。」瑪美多維琪無奈地說。「即使你想表示友善，在這裡沒有用。我去向他道歉，說我不知道這是你的孩子，對我而言孩子都是一樣的，我的孩子被殺了，我喜愛孩子，很自然想與他們親近。」

她與一群失去丈夫、兒子的母親，也曾為了要前往親人被處決的地點進行紀念活動，被地方政府以無權闖入私人產權為由百般阻撓，適逢齋戒月鎮日未進食的她拿出預備好的鉗子，剪斷鐵絲闖進去，在警方的拉扯與推打下，完成祈禱儀式，之後數天被警方提訊，「他們訊問我3小時，到天都暗了得回家準備晚餐，我對偵訊員警說，你應該要為我在此感到羞愧，今天我有罪，只因為想要去所愛親人被害的地方紀念他們。」

悲傷與無奈化作力量，推動她為相同處境的受難者及其家屬不停奔走，發起抗議與呼籲行動，包括尋找失蹤親人的下落、向聯合國與荷蘭政府發起訴訟，追究大屠殺的責任。「當宣布斯雷布尼查為安全區時，我們信任聯合國，如果他們真的做到承諾，今天我們這裡會有工廠而非墓園，而我們這些母親能夠含飴弄孫享天倫樂。到頭來卻拋棄丟下，交到塞族手中等著被殺，聯合國與荷蘭維和部隊必須為這點負起首要責任。」

2002年她回到斯雷布尼查，成立斯雷布尼查的母親協會（Mothers of Srebrenica），近年來向ICTY前任首席檢察長卡拉・德爾蓬特（Carla Del Ponte）發起訴訟，因其下令銷毀所有失蹤者的個人遺物，由於她仍享有司法豁免權，敗訴是可預期的結果，在義務律師的協助之下，這些母親們仍像義無反顧的唐吉軻德，堅持提出告訴，「對我們而言，下令銷毀個人遺物是犯罪行為，那摧毀了我們所愛親人的記憶，」瑪美多維琪正色道，「我們唯一的目標，是找回失蹤親人的身份與尊嚴，即使只找到一小塊骨頭，仍然可以來到他們的墓前為他們祈禱。」

字句迴盪如雪花片片，飄落到無任何裝飾的白色墓碑，飄上荒廢工廠的生鏽管線與空洞廠房，飄在刻著8,372名罹難者的紀念碑上。白雪悄沒聲的落在每個地方，悄沒聲的落著，就如它們落向最後的歸宿，落在一切活人與逝靈身上，而我的手指慢慢失去知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