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會稱自己是解嚴世代的孩子，但，解嚴那年，我10歲， 跨越戒嚴和解嚴那條線，卻沒有被「解」的明確感受或印象。日子還是在讀書考試、背著書包上學中度過。解嚴對我們這「小小老百姓」來說，並不是那樣一刀劃開的東西，因為「戒嚴」仍幽微地瀰漫在我整個小學的記憶裡。

例如，我時常被找去參加某些類別的演講和作文比賽，像是防範犯罪或保密防諜什麼的。在這些表現上我並不算傑出，猜測因父親是警官，於是被期待繼承這樣的「正確」或「血統」。小孩的世界並不存在犯罪，更不理解什麼是機密防的到底又是誰？但「萬惡的共匪」跟「匪諜就在你身邊」這樣的字句卻能朗朗上口，而且只是「朗朗上口」。因此，比賽中從第一個字到最後一個字，都不是出於我的腦袋我的手，而是導師早早擬好的稿子，具有特定公式與抑揚頓挫，我的工作只有「記下」並「輸出」而已。

即使他知道我「不受教」，仍將這類差事交辦給我，包含壁畫跟書法。我的小學生活充滿了各類政治宣傳的才藝表演，有時要畫十大建設的壁畫，有時是發揚中華文化的書法，連字音字型比賽都有政治宣傳的名目⋯⋯。有時我不耐煩，有時又會被家國、軍警的犧牲感動，尤其每天早上升旗，在樂隊最後一排的我拉奏國旗歌時，都會替自己驕傲。

長大後，我常炫耀自己會背唱國旗歌，甚至能清楚說出五院院長是誰、從國父孫文、先總統蔣公到偉大的經國先生的生日和逝世紀念日都刻在腦裡，這技能不算太難，無非就是這些「紀念」年年的反覆操練所致。記住五院院長，恐怕不是每個人都會，但當他們的名字永遠都被掛在川堂，而你日日都得在這些名字中走過或是罰站時，這輩子你都無法忘記。就像你也不小心記住國父遺囑那樣。

時代終會改變。某一年，社會氣氛突然不太一樣，但也說不上來哪裡不同，班上男孩調皮或惡作劇時，開始振臂大喊：「民進黨！民進黨！」台語發音，鏗鏘節奏，他們以「民進黨」替代「反對」，甚至是粗暴打斷談話的方式。直到現在，我都不清楚「民進黨」3個字到底是肯定或否定的用意，卻相信這些屁孩不過是模仿當時的氣氛。

什麼氣氛？就像現在很多人懷念戒嚴時期時提到的那個字：「亂」。我的母親就是一個例子，在我清楚對她解釋白色恐怖時期的種種之前，她總說：「還是以前好，沒有現在那麼亂。」很多人都如此，對解嚴和戒嚴的分界都是如此：僅僅是亂與不亂。

我對「亂」也有記憶。解嚴前後，出身彰化和美的姚嘉文帶領群眾包圍分局與鎮公所好多天這件事，我一直清楚記得。因為父親是分局長，而我們住在旁邊的宿舍。

那幾天回不了家，等回到家，養的九官鳥死亡，其他鳥類奄奄一息，狗兒也差點沒命，這心裡的衝擊與憤怒，讓我偶爾能同理那些緬懷戒嚴、渴望安定的人，他們對解嚴的印象，或許就建立在這個不明所以的破壞和摧毀的轉變與記憶上。

除了這些，我對解嚴明確的記憶點和我這世代的人相同，就是「經國先生去世」。我很喜歡「電視上的總統爺爺」，但那個8點檔突然中斷，整個台灣收到總統去世訊息的夜晚，站在椅子上的我只是愕然，卻無傷心。還記得那時我頭轉向父母，說的第一句話是：「以後沒有蔣總統了嗎？」接下來幾天，我見到人就說：「真不習慣總統姓李啊。」

很多年後，當我母親明白戒嚴和白色恐怖的嚴重性，屢屢跟我說：「要是你早生幾年，以你這白目的個性，大概也會被抓進去。」事實上，即使民選總統了，我的大學老師也常跟我說：「要是在過去，你一定在黑名單上。」

對當時小學生的我來說，根本不懂得擔心這樣子說話會不會被盯上，但卻也上了同學的「黑名單」。

當班上女同學們齊聚鎮公所參加祭儀，在手臂上戴孝時，我表示抗拒，他們痛哭流涕，我面無表情。我的死黨們生氣了，不斷罵我，甚至不願跟我說話。他們認為我不夠傷心、不愛蔣總統，甚至背叛身為警察子弟的自己，我很茫然，憑什麼家裡開工廠、做生意的他們比我還愛國家？

幾天後，我說，我們再去「拜一下」蔣總統吧，而後一起走到鎮公所二樓禮堂，我在櫃臺前別了孝，在大廳正中央三鞠躬，再硬生生擠了兩滴眼淚：「我哭了。」我說：「我好傷心，總統走了怎麼辦？」他們笑了，拍了拍我的肩膀，說不要難過，走吧我們逛街去。

（閱讀英文版，請點： Life Under Martial Law: "I Was On My Classmates' Blackl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