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台灣開始出口替代政策、經濟成長率逐步呈現兩位數走向；同時，戒嚴體制穩固確立，政治教化深入社會肌理。我出生在1961年，正好成長在這樣的時代。

從進入學校教育開始，如同進入了黨國價值的生產工廠。國小時，一早教室的播音喇叭傳來「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的歌聲，幼小身軀踩著「一、二、一、二」的節奏踏步，到操場朝會，整隊、做操、聽師長訓話。教科書裡〈蔣總統小的時候〉、〈勤勞的蔣總統〉、〈愛國的蔣總統〉、〈偉大的蔣總統〉，一再提示領袖的天賦異稟，提到「蔣總統」要空一格，聽到「蔣總統」要正襟危坐，以示尊崇。每年10月31日，學校會在禮堂擺設標誌著「恭祝總統Х秩晉Х華誕」的香案，一班一班的小朋友前往行禮如儀，就會分到粉紅色、好吃的「壽桃」。

像神一樣的領袖，竟然在我國中一年級時「崩殂」。這日，學校原本要舉辦園遊會，突然宣布停止。接下來的一段時間，所有娛樂活動全部禁止，報紙變成黑白兩色，電視新聞主播日日以哀傷的聲調報導「偉人驟逝、天地同悲」，學生們則在手臂上別著黑紗，學唱秦孝儀作詞、艱深拗口的〈總統蔣公紀念歌〉(後來改成「人類救星、世界偉人、自由燈塔、民主長城」的普及版)、背誦「余自束髮以來即追隨總理革命」的〈蔣公遺囑〉。

蔣介石的遺體安置到大溪「陵寢」之前，先移到國父紀念館供民眾「瞻仰遺容」，靈車行進沿途，所有機關、學校全部被動員。我的學校在今日建國南路上，當天附近各學校師生都被派到仁愛路人行道上，擺上香案等候，靈車駛近時集體下跪、迎靈叩拜，場面甚是壯觀。

我們也被動員前往國父紀念館「瞻仰領袖遺容」，從上午8時開始排隊，在蜿蜒不盡的人龍中苦候，終於在傍晚時分進入大展演廳。台上躺在棺木裡的蔣公看起來有點恐怖，但廳內有不少民眾激動跪拜，哭號之聲此起彼落，同學們也掩面哭泣。此情此景讓我感到十分焦慮，不禁自責：怎麼哭不出來？怎麼這麼「不愛國」？

高中聯考前兩天，中共戰鬥機駕駛員范園焱駕著米格十九軍機「起義來歸」，成為反共宣傳的焦點，聯考作文題目竟然改為〈米格機投誠的啟示〉，許多同學一時之間不知所以、當場傻眼。

高中3年，正是台灣內外政治情勢巨變的時刻。高一上，第三次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期間，黨外候選人陳婉真、陳鼓應在台大校門外樹立「民主牆」，國民黨方面則設置「愛國牆」作為抗衡，我總是在放學後前往，擠在人群中圍觀。突然間，「忠實盟友」美國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一時之間舉國震動。在北一女就讀的朋友說，消息傳來當日，教官帶著她們繞著操場、舉起拳頭，一次一次高唱〈我愛中華〉。我所就讀的女校校長則在朝會中慷慨激昂陳詞，並拔下手中的結婚戒指，宣稱捐出做為「獻機報國」之用，台下女學生們一片驚嘆之聲、崇拜不已。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印製了貼紙、發送各校，憂國憂民的我將這印著「只要有我在、中國一定強」字樣的貼紙置於案頭，日日默誦，自我惕勵，決定投考台大政治系，從政報國。

密集的愛國教育、領袖崇拜，讓我不知不覺間成為標準的「黨國青年」，卻也與父母親的距離越來越遠，親子關係日益緊張。父親厭惡愛國宣傳，我則高度認同，一次收看電視轉播「國慶愛國同心晚會」，我跟著哼唱〈中國一定強〉等愛國歌曲，父親不堪其擾，冷不防啪的一聲關掉電視機，惡聲說道：「唱什麼亡國歌！」我忍不住指責他「不愛國」。後來在吳念真的電影《多桑》裡面看到類似場景，孩子們指責為日本隊加油的多桑是「漢奸」，才知道我「不愛國」的父親並不是特例。

高二這年，美麗島事件爆發，報紙上一片撻伐，我總是在晚餐時大發議論，複誦著「陰謀分子、居心叵測、顛覆政府」之類的說法，講得義憤填膺。父親看我中毒之深，搖頭叨念著：「完了，完了，我的女兒頭殼壞去了！」氣得晚飯都不吃了。爭論中，激動的父親提到：「你什麼都不懂！你根本不知道二二八⋯⋯」話到嘴邊就被母親喝止：「嘪講啦，囝仔人出去會亂講⋯⋯」

母親也阻止我投考政治系，擔心熱血衝腦的我會成為政治犯。

高三下學期畢業前夕，訓導主任透過廣播點名近10個學生到訓導處，我也是其中之一。主任說：「這次美麗島事件這些壞人全被逮捕、事件順利落幕，就是因為有許多愛國青年。」她拿出一個個A4大小的牛皮紙袋，正色說道：「你們各位都是愛國青年，回去把資料填一填，以後進入大學要『為國家服務』⋯⋯」我很天真地舉手發問：「可是我們還沒聯考，怎麼知道會在哪個大學？」主任嚴肅地回答：「不用擔心，到時候自然有人會和你們聯絡！」

哇！不得了，這個既神祕又榮耀的「為國服務」的機會！我興奮地拿著牛皮紙袋回家，告訴父母：「我要當長江一號了！」完全沒有意識到黨國竟然利用青年純潔的愛國熱忱，進行校園監控。

整個晚上，父母眉頭深鎖，低語到深夜。第二天清晨，父親禁止我填寫資料，他說：「你頭腦不清楚，很多人會被你害死！」這日，我傷心地哭著到學校，婉拒了訓導主任給的報國機會。

但也就在同時，高三下學期，林宅血案發生。看著《中國時報》全版報導，一股寒氣從背脊往上爬升，事情就發生在2月28日，再怎樣遲鈍的人也有所覺知，我開始感到混亂、懷疑。

即使是鋪天蓋地、悉心打造的黨國信仰體系，也不可能天衣無縫。一旦察覺其隙縫，開始檢驗，就是神話崩解、價值重構的時刻了。

（閱讀英文版，請點：Life Under Martial Law: The Miseducation Of A Party-State You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