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我和同學一起到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參加學校社團活動，那一年，俄羅斯舉辦了世界矚目的世界盃。我是在莫斯科出生的，但就連我，回去的第一天，還是被世界盃足球賽期間的俄羅斯驚豔了，社會氛圍仿佛回到2008年，歡樂、自由、百花齊放，國人多了更多笑容，我已經好久沒感受到這樣的俄羅斯。

2018年是關鍵也特殊的一年，除了世界盃的歡樂，俄羅斯總統普丁，也在歐美發動輿論戰及經濟制裁下，高票連任，以高達76.69％的得票率，開啟第四任總統生涯。

令人意外的是，舉國歡慶的運動盛事之後，卻是一場信任危機的開端。在隨後不到一年內，俄羅斯民眾對統治了近20年的普丁信任度快速下跌，2019年6月，連任不到一年，全俄民意調查中心的民調顯示，民眾對普丁的信任度已跌至了31.7％，打破2006年以來的新低。

要了解戲劇化的轉變，就必須回頭看過去10年間，一顆顆未爆彈是怎麼被養成的。2018年開始的信任危機、大規模抗議，都有跡可循。

時間回到2008年，當時的俄羅斯國內外情勢和現在差距甚大，與西方的關係遠比現在緊密，經濟增長相較穩定，民間消費帶動的旅遊和音樂文化的軟實力，都揚起俄羅斯社會的活力，打造了一個至今眾多俄羅斯人、特別是90後出生的年輕一代，都懷念的黃金時期。

但在2008年之後的10年，萎靡的氣氛與國家發展的挑戰，卻如滾雪球般，慢慢長大。

俄羅斯外交部統計，光是美國，對俄羅斯的各種制裁已多達68個；歐盟委員會統計，俄羅斯截至目前經濟損失約為250～260億歐元。美國彭博社組織經濟學家們的最新研究則認為，在過去4年中，俄羅斯經濟因制裁喪失了共6%的增長率。

但俄羅斯社會展現了堅強韌性，2014年的克里米亞事件燃起俄羅斯的愛國主義，即使承擔了巨大的代價，也沒有動搖普丁的執政基礎。對當時的俄國人來說，收回克里米亞是在國際上恢復「正義」，加上俄羅斯經濟衰退還不特別明顯，因此民眾對普丁政府的「抗衡西方」政策，繼續支持。

但世足賽的舉辦，卻讓俄羅斯人對「強國」政策，心生懷疑。

回顧俄國歷史，體育運動通常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社會層面意義，重要賽事被用來加強民族自豪感和認同感，也是俄羅斯對各國展示其社會、經濟和安全領域實力的展示。但世界盃對俄羅斯的意義，卻有了「宣揚國威」之外的效果，它讓長期較為沉悶的俄羅斯社會見識到了和國際接軌的重要性，催化俄羅斯民眾和歐洲改善關係的期待。

這樣的觀念變化，被俄羅斯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從2014年10月起的調查報告記錄下來：俄羅斯人的價值觀念和個人偏好正在發生改變，人民從原本支持強國政策開始改變為關注對於個人福利和社會福祉。2014克里米亞事件當下，67％俄羅斯人表示，俄羅斯應該是「擁有強大武裝力量的大國」；2018年的今天，面對同樣問題，只有49％的俄羅斯人保留上述觀點。與此同時，51％的俄羅斯人認為，俄羅斯應該首先關注自己公民的福利。

人們也開始懷疑普丁政府與西方制裁抗衡的能力。2014年，有60％的俄羅斯人認為俄國政府反制西方制裁的措施積極有效；2018年，有信心者已降至47％。

如果歐美對俄經濟制裁是一個火種，小火慢慢加熱人心對普丁執政的不信任，那世界盃就是一個具體的導火線，促使俄羅斯人開始反思威權民族主義，想念過去與西方交流時的社會氛圍。最後的引爆點，則是普丁不得不推動的年金改革。

2018年6月，面對擱置已久、難以改善的人口老年化問題，普丁做出了抉擇：必須在退休年金拖垮國家財政前，提出年金改制案。這讓俄羅斯社會潛藏許久的不滿情緒，瞬間爆發。

以我的爺爺奶奶為例，我爺爺奶奶這輩子都住在俄羅斯歐洲部分西南的工業城市，我小時候每一年都會回去看望他們。在那裡，城市的特色就是大量的年輕人口外流，不論是住宅區或市中心，幾乎都看不見年輕人，城市基礎建設差，沒有年輕勞力。走進去商店，店員是一個超過退休年齡的阿嬤，這不只是因為沒有人力，是因為阿嬤也想要再賺除了退休金以外的收入。

俄羅斯目前的最新數據，俄羅斯一般工業城市的老人，退休金大約落在每個月9,300～12,000盧布之間，折合購買力與新台幣等同價值，但折合匯率卻只有新台幣4,500～6,000元的價值。靠著這樣的退休金，大部分老人已能支持自己的生活所需，因為俄羅斯外地城市（個別城市或州情況不同）的物價夠低，比莫斯科和聖彼得堡這種都市的物價，可以便宜數倍以上。比如俄羅斯人最常吃的牛奶、麵包、馬鈴薯、玉米等食物，在某些城市只要約新台幣100塊元，就能買到一袋的量。

這就是在莫斯科、聖彼得堡之外的俄羅斯，是所有俄羅斯人已經習慣看待的日常。俄羅斯這樣的人佔多數，所以退休金對於他們來說至關重要，是這些老人生活的基礎和根本命脈。作為執政者的普丁從小就在集體公寓長大，懂得底層生活，退休金對於俄羅斯廣大老齡人口的重要性，他是最清楚不過了，但他執意做這件事，可說明俄羅斯的年金壓力已經到達了退無可退的地步，這間接證明了歐洲制裁對俄羅斯的傷害不是大規模的，但卻是深入結構性的。

年金改革政策推出至今的民意表現，說明了普丁以及相關俄羅斯政治精英，完全低估老人的憤怒。

在俄羅斯，連續千人等級的大規模街頭示威其實不多見，但自從俄羅斯政府提出的新版「年金改革方案」後，快速凝聚了俄羅斯在野反對派的力量。民間強烈的反對情緒，促使民主派、俄羅斯共產黨與傳統工會組織合作，其中俄羅斯共產黨更罕見地公開抗議普丁。過去，俄羅斯共產黨自蘇聯解體後，慢慢開始在愛國主義、強國地位、民族主義等基礎上和普丁執政黨聯盟，這也是普丁一直以來高民調的背後基礎，但俄共主席久加諾夫（Gennady Zyuganov）卻在7月的抗議中憤怒表示：

「政府的年改就是改給鬼的，因為等到能領到退休金時，大家早都已經進棺材了！」

「打倒貪腐」、「普丁是國賊！是血稅小偷」等口號，成為莫斯科街頭的抗爭口號。對此普丁明顯受到壓力，他以總統身分強調：「我知道改革很痛苦，我也不想做痛苦的決定⋯⋯但為了俄羅斯的未來，我必須支持這項轉型方案！」

因為2018年的年改政策，人民的憤怒，正式將矛頭指向普丁。Levada的調查顯示，有61％的受訪者認為普丁應該完全為俄羅斯的問題負責，另有22％的受訪者認為普丁「有一點」責任；如果明天就舉行大選，只有40％的人表示他們會投給這位自1999年以來領導俄羅斯的男人。同時，還有大約80％的俄羅斯人反對普丁的年改計畫，超過300萬人上網連署陳情，尤其因為普丁曾於2005年承諾將永遠不會延長退休的年齡。

年金改革風波對俄羅斯政府的陰影還沒有完全退散，普丁隨即面對另一場考驗：2019年9月的地方選舉。

在這場包括了聖彼得堡市長的選舉中，俄羅斯反對派領導人納瓦爾尼（Alexei Navalny）支持的參選人，被莫斯科選委會認定沒有拿到足夠的聯署書，導致大部分的反對派參選人都無法參與各地議會選舉。如此技術性的杯葛，快速引發俄羅斯民眾強烈抗議，莫斯科接連爆發數場示威遊行，累計有20,000多人上街遊行，要求官方撤回裁定。然而這場遊行卻被莫斯科監察廳認為沒有經過授權允許集會。

遊行開始後沒多久警民衝突就即刻爆發。納瓦爾尼因呼籲民眾參加抗議活動被捕，被裁定扣押30天；另外，也有幾名反對派領導人在遊行活動之前被逮捕。遊行中，警方衝進正在播放遊行示威的電視台，另外更把示威者驅趕至市中心的小巷內，採取包抄手法，警棍鎮壓，很多人都被打到頭破血流，再逮捕回警局。

聯合國人權辦公室在27日譴責俄羅斯警察，以過度武力攻擊在莫斯科廣場集會抗議的示威民眾。此事引起莫斯科市民關注，包括了全國性主流媒體、親普丁媒體都大幅報導。這場具代表性的抗爭，不僅堅定了俄羅斯反對派對普丁的不滿，也在一定程度上強化大部分俄羅斯人對政府的質疑。

從2018年以來的政治事件，像是打開俄羅斯娃娃一樣，一層一層檢視人民對普丁不滿的真正原因。這場俄羅斯自蘇聯解體後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民意反撲，除了近期幾年內的國際、內政事件，背後的真正核心，是普丁長期執政以來的結構性問題。

其中，菁英的背叛，更是問題的核心。

自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經濟一度崩潰，貧富差距擴大，陷入一個分裂的社會，其中絕大多數人感到被剝奪，而要改變這個狀態通常是菁英的職責。但現代俄羅斯菁英的特點之一，是只關心會影響自身經濟利益的事項，對國家根本利益和戰略前景，他們漠不關心。也正是因為菁英保持著這樣態度和立場，所以很大程度導致了俄羅斯作為一個新興民主半總統制國家，卻飽受腐敗困擾，讓官僚貪汙成為制度性問題，扮演俄羅斯政治結構的元素之一。對於俄羅斯大部分的精英來說，貪腐竟是一種可以理解及便於行事的工具。

過去，普丁靠著強國政策、注意俄羅斯人民的人均收入和福利等，維持長期高支持率，擱置貪腐問題。但強國政策造成與國際衝突，加上長期社福為上、忽略經濟轉型的政策方針，終究造成了歐美制裁後的不得不面對的燙手山芋。民怨除了激起民眾上街，也把資金與人才逼出國家，以行動表態，開啟普丁的信任危機。

據俄羅斯中央銀行估算，2018年流出俄羅斯的私人資本規模達675億美元，是2017年的2.7倍，創2014年以來最高。資金外流、貨幣貶值，導致俄羅斯人才大量流失，以俄羅斯航空業出走潮為例，2015年以來已有300多名飛行員、機長和教練員跳槽國外，目前仍有400多人正在尋找出國工作的機會。

往外國移民的人口更是增加。據俄羅斯獨立機構Levada中心2018年展開的調查顯示，18～24歲的受訪者中，有41％表示如果能得到別國的居留權，他們有意移民，數字較2017年上升9個百分點。

這項調查也點出了人心的改變。2002年以來，人們考慮移民的理由主要是經濟因素，但在2009年之後，「社會文化」成為另一個關鍵因素；尤其受過良好教育的俄羅斯人，認為政府控制下的電視新聞、電影甚至流行音樂，讓他們與國際社會脫節。

人才與資金的外流，不只是信任問題，更將決定能否帶領俄羅斯走過經濟轉型的危機，在過度保守的政治光譜以及缺乏友善的外部經濟環境之下，俄羅斯的未來急需人才，才能發揮思維與經濟上的創新。而這些，都在在考驗普丁治理上的彈性。

普丁對於反對派或者抗議他的人，態度一直都不是明顯的對抗，這也是普丁長年以來獲高度支持率的原因。普丁是溫和的排斥反對派、不是硬性的，而且歷來大規模遊行抗議普丁都會做出一些讓步。比如2012年顏色遊行，普丁做出國會席次降到5％門檻的妥協決定；2018年年金改革遊行，普丁做出推遲實施政策時間的讓步；2019年莫斯科反對派遊行，普丁以總統府發言人管道譴責了警察的過度武力，俄羅斯總統新聞祕書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當時表示，警察對遊行示威民眾使用不成比例地武力是「不可接受的」。

但普丁的「彈性」有多大，面對這一次的民意反撲，普丁是否如以往那般，以部分讓步來解決，答案未明。但人心的變動已成為一道確定的新考題，歷史對普丁的評價，除了政局穩定、經濟結構轉型成敗、如何處理和西方的交惡外，如何留下擁有新價值觀的新一代人才，推動國家進步與克服困難，終究也成了普丁執政的難題。而拘捕與威嚇，不會是這道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