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1日，烏克蘭的親歐盟人士因為不滿總統亞努科維奇（Wiktor Janukowycz／Viktor Yanukovych）違反承諾，拒絕與歐盟簽署自由貿易協定轉而親近俄羅斯，於是走上街頭，到基輔的獨立廣場（Majdan／Maidan）進行抗議。11月30日，和平抗爭的民眾遭受到別爾庫特部隊（Berkut）暴力驅散，抗爭愈演愈烈，不只基輔的抗爭者重新奪回廣場，抗爭規模也擴散到烏克蘭全國。

獨立廣場抗爭（Euromajdan／Euromaidan）開始後三週，我們一家三口來到花蓮。我去時光書店做關於辛波絲卡（Wisława Szymborska）和魯熱維奇（Tadeusz Różewicz）的講座，丈夫留在民宿陪小孩。小孩睡著後，為了打發時間，丈夫打開電視，一台一台地轉頻道。當他轉到CNN，看到關於獨立廣場抗爭的報導，立刻拿起相機，拍下電視的畫面。不只如此，他還繼續轉台，拍下其他一百多台電視台，在CNN報導獨立廣場事件時，正在報什麼新聞、演什麼連續劇和廣告、邀請什麼人來進行什麼談話節目。

為什麼要拍攝這些平行宇宙般的畫面？這樣的紀錄到底有何意義？雖然身為波蘭人，他關心鄰國烏克蘭的局勢很正常甚至有必要，但關心到要拿起相機來記錄，還拍了一堆不相干的畫面，好像有點太誇張了吧？

4年過去了，我還是不太懂丈夫這麼做的理由，直到我最近訪問了波蘭報導文學作家，《向日葵的季節》（Sezon na słoneczniki／Season for Sunflowers）的作者伊戈爾．T．梅奇克（Igor T. Miecik）。當我問他為什麼去烏克蘭報導，他說：「理由很陳腔濫調，因為烏克蘭發生了戰爭，世界各地的報導者都去了那裡。」我才明白，拍下電視上的畫面，是曾經當過記者的丈夫「去那裡」的方式。有趣的是，這些捕捉了那天台灣電視百態的照片，同時也呈現出了「在這裡」，或說，陳列出「那裡」和「這裡」之間，各種不同的光譜和灰階。

4年前，烏克蘭對我來說僅只是一個遙遠的「那裡」，是我心儀的猶太裔波蘭作家布魯諾．舒茲（Bruno Schulz）曾經居住的城市德羅霍貝奇（Drohobycz／Drohobych）所在的國家。我雖然想去那裡朝聖，卻從未想過要深入瞭解德羅霍貝奇和烏克蘭錯綜複雜、被多個國家──波蘭、奧匈帝國、俄羅斯──殖民統治的歷史，以及這些歷史對今日烏克蘭的影響。

2014年1月，我們已從台北回到波蘭克拉科夫，獨立廣場抗爭持續進行，丈夫每天看相關新聞，偶爾也會對我訴說他的憂慮，曾經遙遠的「那裡」，在地理上及心理上愈變愈近。然而，真正感覺到「那裡」變成切身相關的「這裡」，則是在我看到烏克蘭作家安卓霍維奇（Jurij Andruchowycz／Yurii Andrukhovych）於1月24日刊載於波蘭《選舉報》（Gazeta Wyborcza）的公開信。

報紙上，我讀到這位和我有一面之緣（我們都是舒茲的譯者，曾經同台講座）的作家描述烏克蘭正在發生的事。他說，亞努科維奇的政府用暴力手段迫害、威嚇抗爭者，甚至在1月16日立法限制抗議行動及言論自由。不想活在這樣的獨裁國家，烏克蘭的人民戴著安全帽及面罩再次走上街頭抗議，有些人甚至手持木棍。他們不是政府口中的「激進分子」或「煽動者」，而是在面對特警部隊和狙擊手時為了保護自己的生命安全，別無選擇⋯⋯。

後來，我開始在新聞網路和臉書上關注烏克蘭，看到了2月18日亞努科維奇的政府對人民開槍，進行血腥鎮壓，看到烏克蘭東部戰爭的陰影、克里米亞（Krym／Crimea）危機、亞努科維奇逃亡、新政府上台⋯⋯除了新聞，我也閱讀烏克蘭的文學作品（我讀的是波蘭文的翻譯），希望能多多瞭解這個國家的歷史與文化，也將烏克蘭詩作翻譯成中文，和台灣的朋友分享。情況就這樣持續到3月。3月18日，台灣爆發了太陽花運動。台灣的年輕人與公民團體不滿政府草率通過服貿協議，走上街頭，占領立法院，並且號召社會大眾加入支持。

於是，我的位置和丈夫互換了。現在是我在「這裡」，焦急地觀看我遠在「那裡」的故鄉。就像我因為獨立廣場抗爭而開始進一步瞭解烏克蘭，我也因為太陽花運動，第一次試圖深入瞭解我的故鄉，以及在這塊土地上錯綜複雜的歷史，還有這些歷史如何影響今日的台灣。

也許是因為時間點相近，性質又有些類似，在台灣媒體及網路論壇上，我們可以看到不少三一八和獨立廣場抗爭的比較，以及台灣和烏克蘭處境的比較。其中有些比較是有根據的，如三一八和獨立廣場抗爭都是人民不滿政府決策所發起的公民運動，年輕世代在其中都扮演著重要角色。有些比較則讓我覺得很奇怪，比如克里米亞的「獨立公投」是俄國勢力干預的結果，在有些人眼中這卻是民族自決，就像台灣獨立一樣。其實情況應該相反才是，如果有天台灣進行公投，要求加入中國，這才會像克里米亞的狀況。

或許是因為距離和不瞭解，很多東西在討論中容易被簡化。比如「西烏克蘭親歐，東烏克蘭親俄」這樣的說法，或是獨立廣場上的抗爭者被簡化為極右派、法西斯、被歐美勢力煽動的激進分子，不然就是都被視為反抗暴政的民族英雄。事實上，獨立廣場抗爭的運動者組成很複雜，其中有親歐派、爭取民主的運動者，還有極右派（極右派中不乏帶有納粹色彩的組織）。極右派在獨立廣場抗爭中的貢獻不可否認，但這不表示我們要全盤接受他們的理念及行為，甚至忽視他們潛在的危險性。

要怎麼更深入地瞭解烏克蘭？正當我在思考這個問題，我發現了《向日葵的季節》這本書。看到書名就覺得親切，因為它讓我想到了台灣的太陽花運動。當然，書中的向日葵不是台灣的太陽花，而是烏克蘭的國花，也是當地重要的經濟作物。2014年，烏克蘭東部發生了戰爭，人們忙著作戰、逃難，沒有時間採收向日葵。

從向日葵花田寫戰爭，是很有趣的視角。鏡頭拉長了，戰爭的面孔不再是畫面的中心，而是一個背景。看似疏離冷漠，但很符合現實。對許多拚命討生活的人來說，戰爭確實是一個背景，不過卻是無比重要的背景。因為戰爭，礦坑的工作停擺了，許多人拋下家鄉和原本的工作到前線作戰，許多人的家毀了卻還要被催繳貸款，許多人成了難民，必須站在超市收銀機旁販賣自己的悲慘故事博取同情，才能換取午餐用的馬鈴薯和甜菜。許多在難民收容所的孩子生病受凍，沒有保暖的衣服可穿。夏天當戰爭剛開始時所有人都認為它很快就會過去，逃難的人於是只帶了輕便的衣服上路，然而冬天到了，戰爭尚未結束，人們卻無法跨越前線回家拿衣服。

彷彿馬賽克拼貼，梅奇克用平凡人生活中的細節，拼湊出戰爭的面貌，彷彿由一個個獨立的向日葵籽組成的向日葵花心。然而，正如他自己所說，他想寫的不只是戰爭和獨立廣場抗爭，而是烏克蘭這25年來（或者更久）的國族歷史命運，以及與其錯綜交纏的，烏克蘭人的命運。於是，他寫頓巴斯（Donbas）的礦工、克里米亞的黑道、基輔的墓園設計師、志願軍與戰俘、獨立廣場的抗爭者（在抗爭結束後仍不願離去）、現任烏克蘭總統波洛申科（Petro Poroszenko）的巧克力工廠中的員工、困在難民收容所中的女人與小孩⋯⋯以及許多他在旅途上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

除了這些當下發生的人事物，梅奇克也寫他個人家族成員的故事。他母親的家族是從莫斯科來到頓巴斯地區的俄羅斯人，在他的家族中，也可以看到在烏克蘭社會中的分隔：有人親烏，有人親俄，有人離開故鄉，有人留下，有人信仰未來，有人懷念過去⋯⋯在書中，作者的家族史像是一把萬能鑰匙，帶領讀者穿越過去與現在，「這裡」與「那裡」的現實，以及所有處在中間的人事物。

也許，烏克蘭的現實，台灣的現實，或是兩者之間的現實，甚至世界的現實，都可以用這種馬賽克（或可說是向日葵籽）的方式陳列出來。我們可能會得到許多不相干的畫面，就像我丈夫在2013年12月某一天所拍下的一百台電視台的畫面。但是，它們真的不相干嗎？或許它們都訴說著同一個故事的不同面向？或者它們之間存在著某種蝴蝶效應的關係？台灣的命運與中美日韓有著某種微妙的相關性，而這些國家的命運又與俄國、中東、歐洲的命運有相關性，那麼，或許在某個我們看得到或看不到的地方，在某個重要或不重要的環節，台灣和烏克蘭的命運也有關聯。

如果關聯是存在的，理解就成了一種責任。有了理解，我們在觀看他人和自身的時候，才不會帶著過多的投射，不會老是急著「看看別人，想想自己」。當然，觀看別人的目的之一是觀察自己，但這樣的比較只有在清楚看見異同之時，才有意義，而看見差異又比看見相同更困難、更重要一些。

理解了自己和他人，台灣人就能在外國人（比如烏克蘭人）面前呈現自身，並且同理對方的處境，對話、友誼和合作於是變得可能。獨立廣場和太陽花運動雖然相隔遙遠，但感謝網路，意外地帶來了一些台灣和烏克蘭的對話。太陽花運動期間，一群烏克蘭學生拍攝影片，在網路上為台灣人加油。台灣旅遊作家葉士愷深受感動，親自到烏克蘭感謝這群學生，還在基輔當地的報紙登廣告聲援烏克蘭。除了政治、社會上的交流，我們也可看到文化上的交流。我所翻譯的烏克蘭詩作，後來促成了烏克蘭女詩人歐克珊娜．烏齊西娜（Oksana Łucyszyna／Oksana Lutsyshyna）來台參加台北詩歌節，一名台灣學生因此對她的詩作產生興趣，於是寫了論文研究，後來甚至遠赴烏克蘭學習烏克蘭語⋯⋯

4年過去了，台灣和烏克蘭都在太陽花及向日葵的季節過後，努力在新的現實裡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今，我們看到了《向日葵的季節》的出版，或許有一天，我們會看到一本台灣的報導文學，從太陽花這個事件出發，但它所延伸出的花瓣會觸及到台灣的歷史與當下，並且涵蓋社會中各種人的命運。 （本文為《向日葵的季節》一書推薦序，衛城出版社授權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