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中旬，全世界公民黑客聚集台北，參加由台灣第一個公民黑客組成的零時政府（g0v）所舉辦的 2016 g0v 「拆後／重建」高峰會。來自17個國家的黑客聚集在中研院，跟台灣的黑客們談巴黎、馬德里、首爾等城市的公民黑客⋯⋯如何透過網路工具和資料開放，監督政府，甚至推翻政權。 

而台下700位聽眾裡，除了台灣的公民黑客，其中近一成，竟是這群黑客要「改造」的、來自國發會、科技部、衛福部、各地市政府的事務官。

成立至今，短短3年的g0v ，讓真正的政府，愛恨交織。

沒人想得到，目前遍佈三大洲、超過500名公民黑客的零時政府，當初是因為台灣政府的無效廣告而催生。

「2012年10月，政府播出推廣『經濟動能推升方案』的廣告。短短41秒的廣告，卻重複同一個訊息：『很多事情都在加速進行中』，但人民根本不知道是哪些事情，我只看到很多稅金在加速燃燒中，」零時政府共同發起人之一的吳泰輝笑說。

視民眾無知，提供無關痛癢的資料，這讓許多熱血的工程師感到憤怒。 

吳泰輝曾是聯發科工程師，當時的他過著每天工作12小時、日復一日在竹科忙碌的螺絲釘生活。他總想著，有一天要起身改變這個只為了賺錢而生的「惡性循環」。

當時吳泰輝正與友人高嘉良以及其他兩位友人，共同參與 Yahoo 所舉辦的科技專案競賽，因為這個政府無效的廣告讓他們臨時換題，改以「政府預算視覺化」為主軸，利用程式將眼花撩亂的政府預算，圖像化成淺顯易懂的互動圖表，希望藉此讓大眾更了解政府到底用人民的納稅錢做了什麼。 

最後這個作品獲得佳作。4人為了延續「開放資訊」的理念，一群人就把吃完燒肉剩下的獎金捐出來，當成g0v最初的基金。

g0v原本只以小型工作坊形式進行，沒想到，透過網路號召，加入的工程師越來越多，意外成為許多工程師工作之餘的樂趣，甚至改變他們的人生，讓一群公民工程師有機會捲起袖子做更有意義的事。 

另一位共同發起人，因為出現在社群針對新手所設計的小遊戲中，而被大家暱稱為新手村「村長」的高嘉良說，自己以前從沒想過要做社會性專案，直到看了廣告才「怒」了。他發現當資訊容易被閱讀，民眾就願意去看、去了解。束著一個小馬尾的高嘉良曾參與奧林匹亞，也是著名程式語言 Perl 的重要貢獻者，近年致力於推動將軟體界的「開源精神」與「協作模式」應用在社會議題上，幫助社會這個大系統運作得更順暢。 

這群黑客村裡的工程師除了會寫程式，普遍英語能力好，他們關注世界各國公民科技對政府的影響。高嘉良在2014年就曾花兩個月的時間到各國城市，與開放組織、社群交流，吸取當地經驗，回台分享給社群。就這樣，本來應該平淡度日的程式工程師們，因為改造社會的熱情，一腳踏入公民科技。

一開始的 g0v 像地下組織，他們低調神祕，透過一個又一個的「松」來聚眾。

「g0v其實是一個想法、一種作法，或是一種空間，它並不是一個組織。」核心參與者唐鳳分析。她是g0v社群的重要推手，12歲即輟學自學程式，15歲開了第一間公司。她的人生幾乎有一半時間都是在網路度過的，網路教給她許多，也促使她想回饋給網路世界。 

常在思索如何把協作模式推廣到社會上的唐鳳，在社群創立後兩個月加入，她參與了許多改革政府功能相關的專案，並擔任政府顧問。她認為，g0v 基本上就是透過「松」、「坑」、「人」三個概念來運作。 

「松」代表的就是黑客松（Hackathon），也就是黑客們的馬拉松。在活動中，與會者運用程式協作，完成專案。目前零時政府已經舉辦超過40場大大小小、不同主題的松。

「坑」則是專案的簡稱，零時政府的參與者常笑稱把人「推坑」、「入坑」，就是代表邀請某人參與專案的詼諧用語。 

g0v的社群運作，便是透過定期聚會「黑客松」，發表或發現新的專案（坑）；然後透過把人推坑，找出特殊專長與能力的新人。如此的過程不斷地滾動和發展，「這樣的循環成就g0v本身，」唐鳳說。

在一般人的眼裡， g0v的參與者總是一群熱衷技術、不善交際的宅男宅女。但隨著社群發展，越來越多來自不同行業的公民加入，他們是中研院的工程師、她們是熱愛網路分享的律師、他們是會寫程式的公務員，也是做參與民主的倡議者。從30～40歲的核心成員，往外擴散，20歲或50歲的黑客，也可以是一份子。 

將開源精神融入公民參與的社群，讓這群原本單打獨鬥的公民黑客有機會可以聚在一起，投入他們感興趣的專案。 

觀察g0v的IRC（一種網路聊天系統），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ID活躍其中，他們不只喜愛代碼，連人也化身為代碼。參與者的ID會變成往後成員辨識你個人、專案、貢獻度的重要象徵。像是高嘉良就叫做clkao，大家很少叫他本名，都是稱呼他的ID。

開源的世界比實體世界還真實，在那個虛擬世界裡，可以很自由自在地做自己，分享一切，所以在實體聚會中，他們也只叫對方的線上ID，有時候是因為他們也只認得線上ID。

更特別的是，在這個黑客世界裡，他們信仰的價值是──為社群貢獻的人。

「先別問為什麼沒有人要做，因為你就是那個『沒有人』。」這是他們的社群箴言，這種「沒人做，那我就來做」的自幹精神，讓大家都很願意投入不同專案。「軟體的世界裡，贏家會照顧輸家，跟真實世界不太一樣。」美國知名網路趨勢家薛基（Clay Shirky）這麼形容開源界的生態，網路世界的人們是為了「理念」而非「利益」而集合。

由於 g0v 秉持「開放原始碼」的重要精神，讓社群開發的許多工具都對重大議題產生影響。例如洪仲丘事件、318學運、八仙塵爆等，與政府慢半拍的資訊傳播速度相比，他們運用科技與群眾力量，整合線上社群的專長與線下團體的資源，化零為整，將資訊一次到位，猛爆地向外擴散。

此外，許多認同 g0v 理念的工程師，開發了許多可供社會使用的資訊軟體。像是工程師王向榮（Ronnywang）所開發的「新聞小幫手」，就能幫助人們篩選網路新聞中的錯誤資訊。只要安裝應用程式，人們就可以舉報錯誤的新聞，降低被誤導的比例。 

他們以自身需求出發，用程式慢慢解開資訊難以流通的鎖，直到318學運，更打開了政府大門一道重重的大鎖。

學運發生時，為了確保資訊透明， g0v 社群迅速發動直播，在場內場外都架設攝影機，同時也使用了資訊彙整系統 hackfoldr，迅速將現場狀況、直播畫面、物資需求等資訊整合，讓不在現場的人們也能即時看到第一手資訊。為期一個月的學運，幾乎都在鏡頭下傳播出去，這次的事件也讓更多非工程師領域的 g0v 參與者大量增加。

他們用工具實踐了資訊透明、開放政府的理念， g0v 的科技工具不帶任何立場，將判斷完全留給觀看者，經由公民自主的思考、辯論，促成共識。許多認同 g0v 精神的參與者也同意透過資訊的對等，才能讓立場不同的人在同樣的基礎上進行溝通。 

這場運動開啟的網路公民意識，也開始讓政府慌亂。網路上黑客們出現的「資訊透明、開放政府」等聽來溫和的訴求，一再碰觸權勢者敏感的神經。敏銳的政治人物開始接觸黑客，而黑客們也陸續透過演講、合作等方式，漸漸滲入政府。

時間回到今年5月的年會，根據大會統計，近700位與會者，參加的公務員高達75位，比兩年前整整多了兩倍。他們分別來自40個不同的中央與地方的政府部門，很多都是第一線與人民接觸的單位，像是警察局、健保局等。

「其實就是想要消滅民間和公部門之間的對立，讓兩邊慢慢溝通。」負責與公部門聯絡的零時政府成員 A0kman 說，自己也是公務員，感受特別深。 

他認為有時候民間跟內部看到的問題不盡相同、理解角度也不同。例如，當在談論開放資料，有些長官就會懷疑公開資料的目的，是否要圖利誰，無法理解民間拿這些資料幹嘛。他認為，這個活動可以讓更多公務員了解開放的意義，也讓民間了解公務體系的限制。 

如今， g0v 儼然變成培訓公務員開放精神的火藥庫。

科技業界出身、即將卸任的行政院長張善政，也受邀到現場談這幾年政府推動開放資料的經驗。他提到，今年台灣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中的開放資料評比，獲得第一名，他認為這幾年， g0v 社群從外部給了政府許多推動資料公開的援助。但即將離開內閣的他也坦誠，公務體系的改革不可能一蹴可幾，必須慢慢「洗腦」公務員。 

「我來說個笑話。」他開起玩笑談起這兩年，要求政府各部會要努力對外開放「五項」資料。張善政接著說，「教育部的五項資料，是小學、中學、高中、大學的地址，就四項了！」一個這麼大的部會，開放的資料竟是學校地址。「後來教育部還是有洗心革面啦！」他笑說。 

一個笑話，點出公務體系普遍的問題，有時候上層雖有心要求，但要中下階層的公務員執行卻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說驅使他們開放的動機很重要。」隨後他點名 g0v 的核心參與者羅佩琪（Peggy），稱讚她在衛福部內促成的「癌症免疫細胞療法的修法法案」，提案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獲得5,548位網友支持，要求放寬人體試驗的規定。

「如果當時沒有她，衛福部的案子不會成功。」張善政語氣堅定。

這個案子緣起自國發會今年2月成立的「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為了降低公民參政的門檻，這平台讓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拋出議題討論，只要附議過一定的門檻，與議題相關的部會就必須回應民眾訴求。目前平台上已成功拋出3個議題與政府部門溝通，總議題數也達到99件，上線人次達到85萬。

國發會資管處的官員說，幾位g0v的成員從中幫助這個平台產生，協助把議題內容簡化，讓民眾更好了解。在這個提案中，羅佩琪則是負責整合衛福部各部門資訊，與民眾互動協調，是提案中溝通整合最順暢的部門。 

一年多前羅佩琪被衛福部從外部延攬進入部內，協助處理資訊相關工作，將協作模式、共筆工具引入部內，也邀請業界人士來分享經驗。 

進入部內400天，她從一個外部參與者，漸漸理解政府運作、公務人員的文化，從政府運作的角度幫助公務員進步。但羅佩琪說，這段日子她也明白了許多外部社群與公務體系合作會出現的問題。 

批判的體制外遇上穩定的體制內，兩邊怎麼合作？ 

外部的人要進入體制，首先就會遇到公務員聘僱的問題，目前多數公務員仍經由考試制度進入政府。但要一個工程師從國考開始準備似乎強人所難。

羅佩琪解釋目前體制外進入體制內的三種情況，「第一種是像我用約聘方式變成正職，第二種是夾在兩邊中間的派遣人員，再來就是正式編制的公務員。」她說，其實外部的人要進去方式非常迂迴，自己經過約聘、借調等曲折過程才能進到部內協助。

「簡單來講，政府為了要防弊，制定一大堆規範，但這些規範完全防不了真的想要鑽漏洞的人，但增加了想要做事的人的行政成本。」另一位在公部門工作的零時政府參與者 Leo 說。

羅佩琪也提及g0v年會中其他國際黑客的分享，例如美國本來也有這種情況，外部的人進去政府幫忙，但遇到輪替就必須離開。最後這些美國的「羅佩琪們」爭取成立一個叫做「18F」的政府常設機構，裡頭都是像g0v這樣的公民科技專家，如果各級政府需要，他們會直接被分派幫忙。「18F這個組織兩年前只有20個人，現在有200人，這些人就分別被丟到不同單位去。」但她並不確定這種模式是否適用零時政府，因為g0v不是有正式實體組織的社群。

另一方面，羅佩琪也認為，政府的問題不能想像外部的人進去就能解決。「他們一定要經過調適，去理解政府文化。」她強調。 

她道出自己的觀察。外部的人進去其實很需要內部的公務員協助，要彼此適應。作為一個中介者，要讓公務員信任，並且懂得對方語言，才能在使用者之外，從政府運作的角度，了解核心問題，幫助體系進步。 

最後她更點出最大問題，「能夠正確理解g0v性質的單位其實不多，」羅佩琪不諱言，有些長官，因為沒有機會實際參與、體驗g0v的去中心化運作方式，有時會誤把g0v認知為下游廠商或免費人力。

除了上層和下層理解不同步外，羅佩琪發現，往往最開放的是年輕的基層公務員與高階政務官，因為基層公務員剛進入政府，與民間社會的連結較多；政務官若由產業、民間人士出任，較有開放與彈性思維。但，政務官會持續更替，基層沒權力難以決策。她發現要開放，較難改變的是中間層的事務官，由於事務官肩負政府運作最核心的業務，工作是繁重的，但也相對與體制外互動的量能較小。「把政務官、基層兩群力量串接起來外，也需要強化中間層的開放性。」羅佩琪說。

「我做的事情只是衛福部所有事情的百萬分之一，能夠影響的實在是太小了。」她接著說，「你可以說g0v在政府裡面速度增加，帶來新觀念。但帶來新觀念之後呢？」 

羅佩琪的經驗點出，儘管外部社群發展蓬勃，極力想要改造政府，但如果政府內部沒有力道裡應外合，恐怕能改變的事情少之又少。

羅佩琪的擔憂，跟張善政的論點不謀而合。

張善政指出，新政府的資訊長人選還不甚清楚，目前資訊相關業務將從行政院副院長層級，降兩個層級，轉交由科技政委下的執行秘書負責。「他不是不好，但是政府還是有層級。推動力量是會有差的。」張善政說。

而很早期就致力投入自由軟體、中研院資科所研究員的何建明，由於與新內閣成員有較密切互動，他指出，新政府的科技長由科技部長（楊弘敦）與科技政委（吳政忠）分工，新任經濟部長（李世光）因為有科技背景，熟悉相關領域，因此合作上會如虎添翼。未來科技部在新政府中至少有這3人，加上原本就有合作默契，相信未來會好好合作。

其實除了政府、社群，代議士的力量也可能造成改變，西班牙就是一個例子。馬德里市議會公民參與計畫的主持人 Miguel Arana Catania 在年會演講中提到，西班牙數十個城市的年輕人在2011的5月15日走上街頭（西班牙人稱之為15M運動），抗議握有政治權力的兩大政黨，並向政客說：「你們不能代表我們。」

年輕人起身要推動和改革政府成了西班牙新舊交替的分水嶺。2015年，不少新興政黨出現，最著名的就是政黨「我們可以」（Podemos），黨魁就是從15M運動中出來的，不到40歲，這個黨一舉拿下國會69個席次，成為第三大政黨。15M這群人相信開放政府，他們從體制外走入體制內，峰火燎原似地促使公民參與西班牙的中央與地方政府。

Miguel以他們正在推動的「Decide Madrid」公民參與平台為例，民眾可以在平台上根據不同議題提出支持或反對意見。在網路平台上，公民可以討論的，包括預算的分配、是否廢除鬥牛的傳統⋯⋯讓不同理念的民眾在網上討論、投票、決策，高民意讓政治人物強制執行。「我們的目標不是掌權，而是想辦法把不同的想法帶進制度內。」 Miguel 說，「非常歡迎台灣的政治人物使用這套免費的系統。」

「我們有發邀請給立法委員，但沒有人來。」高嘉良短短一句話，簡要回應了 Miguel 的熱情。

g0v 雖然已經成功深入「政府（gov）」大本營，但似乎還沒有成功讓更多立委和民代意識公民科技參與的重要。 台灣雖然號稱科技之島，在軟體界發展已經有相當傳統的開源協作模式，卻在其它領域，特別是「以科技監督政府」的這塊領域卻遲遲未發展。高嘉良認為，開源在不同的領域都有潛力，只要發明適合各自專業的工具。

他舉例，在法律界或立法院，因為律師或立法委員沒有人會運用協作的方式去寫條文，所以一個法案可能有10個版本，假設對其中一個版本有意見，也沒有工具去協作改善。「所以讓立法協作這件事情，有很大的進入門檻。」高嘉良說。

在全世界普遍面臨代議士失靈的情況下，各國黑客都在思考怎麼用科技工具修正代議民主，讓民眾形成有力的共識，給政治人物足夠的壓力改變。這也是 g0v 黑客們在新政府上台後最大的挑戰。

但無可諱言的，在短短3年間， g0v 把自己推向全球的黑客，也成功把公民科技的案例帶入台灣，他們無形深入「敵營」（政府），不論新政府態度如何，他們還要繼續辦松、推坑、找人，持續監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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