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若嘗試在俄語網路上鍵入如戰爭、烏克蘭、侵略等等敏感字眼，搜尋結果多是一些無關痛癢的舊聞，若你想找一些俄國著名人物對此事的評論，則消息大多遭到封鎖。目前為止我們接收的訊息仍是以西方主流媒體居多，內容也清一色是譴責俄國，對俄國國內群眾反應的報導相對來說很少。我搜尋了一下，在一則3月1日聖彼得堡公民記者的街頭採訪中，聽到了一些當地人的聲音。

女記者在人來人往的聖彼得堡起義廣場地鐵站（Ploshchad Vosstaniya​​）前詢問民眾，有沒有聽說當下發生在俄國和烏克蘭之間的事，以及對此事的態度。一位白羅斯裔民眾停下腳步回答：

「聽說了『這件事』，但不支持這件『不知道算是戰爭還是侵略』的事，也不支持白羅斯武裝團體的做法。至於聖彼得堡這裡的年輕人比較掌握狀況，但老一輩的完全相信俄羅斯電視裡講的那些烏克蘭『匪幫』的說法，認為烏克蘭是敵人之類等等的胡扯。而烏克蘭那方對俄國人的態度基本上都是負面的。」

女記者繼續詢問其他路人，一名女性說她「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但並不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而西方的經濟制裁明顯影響了生活」。女記者接著把焦點集中在俄烏兩方關係的議題上，她詢問兩名年輕女性，兩人一致認為「短期不可能好，5年內都不可能」。女記者繼續詢問一對中年情侶，他們說：

「不希望戰爭，希望趕快展開談判，只有談判才能解決爭端。我有姪子在烏克蘭。烏克蘭人也有好人。我現在要去喀山大教堂（​​Kazanskiy Kafedralniy Sobor）點支蠟燭，希望士兵不要受傷⋯⋯。」

整個訪問中可以看到，聖彼得堡的年輕人對俄烏問題並非沒有看法，他們對近期兩國的關係都不抱持樂觀，也認為政治因素是一大干擾，對雙方的爭端和僵局不若老一輩的認為透過談判就能解決，「就讓時間解決吧。」一位年輕人如此說。

3月的聖彼得堡春寒料峭，時間是暮色微暗的傍晚，行色匆匆的行人都是一身厚重大衣，緊緊裹在圍巾裡，路上車水馬龍，燈火輝煌，乍看之下與平常幾乎沒有不同，畢竟戰場不在這裡，聞不到煙硝味，然而就像那位白羅斯人所說的，「俄國經濟在各方面都與西方國家緊密相連」，經濟問題勢必在接下來扮演重要因素，與民眾切身相關的物價問題必定迫使民眾必須得正視「這件事」，更何況物價確實已經明顯飆漲。

從「克里米亞公投回歸俄國」起，到至今俄國向烏克蘭開戰，兩國衝突已經延續8年之久，這兩個同屬東斯拉夫民族，有著共同歷史、文化和宗教根源的國家，關係曾密切如兄弟之邦，究竟為何會走到這樣的地步？沒有一個俄國人能夠真正說得清楚，也沒有哪一種說法可以讓人信服，而其實無法搞清楚的不只是俄國民眾，就連知識分子對這問題也無法「一言以蔽之」。

當前俄國最受歡迎的獨立記者與YouTuber杜奇（Yury Dud）日前訪問了著名的偵探小說家鮑里斯．阿庫寧（Boris Akunin），他問作家：「2月24日那天你在做什麼？」阿庫寧回答：「我人在西班牙，我帶著題材到那裡去寫。」杜奇繼續問：「你知道他（普丁）為何要發動戰爭嗎？」阿庫寧深深嘆了一口氣，然後說他「在這問題上沒有答案」。

雖然如此，這位不滿普丁治理下、脫離民主路線而走向專制之途的俄國，憤而移民英國的作家還是將自己對此事的看法有條不紊地陳述，他特別點出「歷史中的個人因素」這一條件，這裡的「個人」顯而易見指的是誰。阿庫寧說：

「當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與其至上的權力全部集中在一個人的手裡，而這個人又在位過久，那麼這個人最後一定會遠離群眾，他高高在上，看不到底下的民眾，他有自己獨特的世界圖景，絕對和一般人不同，他還會相信自己有天命，某種他自己與上帝之間的約定，這種人必定是看不清現實的，更何況環繞他周圍的人並沒有給他正確的訊息，眾所周知，普丁不會用網路，他是一個思維停留在上世紀的舊時代人物⋯⋯。」

阿庫寧接著指出，大國在面臨經濟和社會危機之時通常會想到「以一場小戰爭來轉移民眾注意力」的把戲，1994年葉爾辛剛上任時發動的車臣戰爭就是一例，而這種例子不勝枚舉，百年之前俄羅斯帝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是在這種盤算下發動日俄戰爭，卻引起反效果，對馬海峽海戰的失利直接輸給日本，最終還導致革命爆發，帝國滅亡。阿庫寧最後下了結論：「俄烏之戰是一個泥淖，而把俄國拖進這個泥淖的就是普丁。」

作為作家，阿庫寧成名於1990年代後期，他畢業於國立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歷史語言學系，是一名東方學者，畢業後從事日本文學翻譯和文學編輯，曾翻譯過三島由紀夫的作品。1990年代投身文字創作，一系列「方多林探案」的歷史懸疑偵探小說廣受俄國讀者歡迎（櫻桃園文化出版社出版有《冬日女王》和《諜影圍城》兩部中譯），然而他卻在2014年選擇移居英國，一個主要原因就如前所述，普丁治理下的俄國不是他認識的俄國。

阿庫寧這樣的選擇並非個案，自2000年後俄國知識分子和專業人才大量移出俄國，散落在世界各地研究單位和外商公司，美其名是「良禽擇木而棲」，然背後多少帶有對俄國當前政治的專制傾向和民族主義過度膨脹的發展感到不安而採取的作為。

至於當代俄國諾貝爾文學獎呼聲最高的作家柳德蜜拉．烏利茨卡婭（Lyudmila Ulitskaya），則是另一種俄國知識分子的作風。烏利茨卡婭是當前俄國文化界舉足輕重的人物，她的作品被視為後蘇聯時期至今的俄國文學代表，她的人，以及她說的話被死忠的讀者視為圭臬，她批評普丁，但是不會煽動民眾走上街頭，她憂心俄國社會發展的局勢，但堅持留在俄國，她的立場就是不畏強權，而且忠於人道主義的精神，這與當前俄國社會較為強勢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傾向有著某種敏感的衝突和差異性，卻與19世紀以來俄國作家和知識分子的精神有著承襲關係。對那些因為紛擾不斷的社會衝突，以及與西歐關係持續緊張而憂心忡忡的俄國民眾來說，烏利茨卡婭發揮著某種程度穩定焦慮的作用。

俄國入侵烏克蘭事件一發生後，烏利茨卡婭就立刻就在《新報》發表聲明，標題清楚寫著：「痛心、恐懼、羞恥（Боль. Страх. Стыд）」。然而隨著俄國政府嚴厲的媒體審查，此篇文章也已遭到刪除，儘管如此，透過網路頁庫存檔，我們明白這是烏利茨卡婭的立場，她反對普丁發動對烏克蘭的戰爭。

與阿庫寧一樣，烏利茨卡婭成名於1990年代的後蘇聯時期，成為作家之路相對曲折，大學時期念國立莫斯科大學生物暨遺傳學學系，曾在蘇聯科學院附屬遺傳基因學研究單位工作兩年，卻因猶太人身分遭到解職，轉而從事編劇，年近50歲時開始寫小說，就此以作家身分持續至今。

綜觀烏利茨卡婭的作品都與「家」的主題相關，在《索涅奇卡》中女主角索涅奇卡的藝術家丈夫與借住在家裡的波蘭女孩外遇，身為遭到背叛的妻子，索涅奇卡在發現丈夫出軌後竟然選擇與兩人繼續共住在一個屋簷下，主要理由是要維繫一個家的完整，以及她對於丈夫無法拒絕創作靈感（以外遇的形式）的忍讓和成全，索涅奇卡的「博愛」超出正常人的理解範圍，作者則以索涅奇卡的「母性」和猶太人根深蒂固的「家庭」觀念回應質疑；在《您忠實的舒里克》一書裡烏利茨卡婭描寫的是蘇聯時期一個特殊家族，不是工農家庭背景，而是知識分子出身的男主角舒里克在剛硬風格的蘇維埃社會裡的生活，以及他與眾多女性糾葛不清的關係；而到了《雅各的天梯》裡烏利茨卡婭則是由KGB檔案中的外公案件開始整理自己的家族史。

為何「家」之於烏利茨卡婭如此重要？作家接受文學評論者加琳娜・尤茲福維奇（Galina Iouzefovitch）的訪問時說，她生活裡的一切都圍繞著「家」進行，不論是工作、訪問、聚會、思索問題、尋找答案等等，都是在自己家中，她一生僅有的上班經驗只有兩年，在這之後所有的工作，不管是寫劇本、翻譯詩歌，或是小說創作都是在家裡，所以她說家是人的根本，她習慣家裡和周遭的一切，也因為這樣她不會離開莫斯科。尤茲福維奇繼續問作家對戰爭的看法，烏利茨卡婭說：「我出生在戰爭年代（1943年生），但我不記得戰爭，我母親記得，我舅舅、叔叔也記得。可是真正經歷過戰爭的人其實是不會跟他人講述戰爭，因為他不會想要再憶起戰爭。」

主持人跟著提到作家在小說中時常描寫到的一種人物──殘障者，烏利茨卡婭回答：

「對，我關心殘障者這一類的人物，他們在我的童年時期無處不在，這也是戰爭後遺症。我小時候住的那條街上，男人，不止是一半的男人，而幾乎是全部，只有一、兩個例外，全都是殘疾人士，他們不是缺腿，就是缺胳膊。有一次我看到一位阿姨，她揹著沒有腳的丈夫爬樓梯，她們家在二樓，那棟樓的樓梯在外面，所以我看到她的丈夫一手勾著阿姨的脖子，另一手拿著拐杖支在地上，阿姨就是這樣揹著他上樓⋯⋯而這所有的一切究竟為的是什麼？又是為了誰？這類的景象構成我童年的記憶。」

戰爭的傷痛是無人能真正訴說的，所謂的訴說，永遠也只能是沿著創傷的邊緣迂迴環繞，傷痛的核心永遠是無法觸及的黑洞。烏利茨卡婭的殘疾人士圖像正是這一種戰爭後遺症的訴說，戰爭永遠不會是她認為可以解決問題的手段。

俄國對烏克蘭的戰爭在我寫完這篇文章之後依舊進行，媒體熱衷討論俄國動用了什麼樣的武器，甚至可能是核武，每天又有多少難民產生，多少烏克蘭士兵、平民受傷和死亡，各式各樣的數字不斷更新到讓人感到茫然，而當你感到難受之時，煽動的言論又把你的那一點感受再度碾平，我突然想起俄國詩人阿赫瑪托娃（Anna Akhmatova）的詩：

鄭重地和女友道別離， 隊伍行進間亦親吻了母親， 一身穿戴煥然一新， 彷彿進行娃娃兵遊戲⋯⋯

當戰爭被視為娃娃兵遊戲時是不會有罪惡感的，畢竟感受要在經歷之後才會產生，而代價卻是生命。

不論好的、壞的、不好不壞的士兵── 他們全部各就各位， 不論先來與後到，一律一人一位── 就在那裡他們全部長眠於寂靜。

母親的淚和女友的傷痛仍舊在受難土地上的風裡靜靜地飄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