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個星期之前，烏克蘭小說家安德烈．克考夫（以下稱安德烈）在家親自下廚，招待外交官與一些記者到家裡晚餐，雖然當時俄羅斯軍隊已大舉集結邊境，全世界都在緊張的觀望是否戰爭一觸即發，但對於過去十幾年來經歷國家不停內外動盪的大部分烏克蘭人而言，都不認為俄國真的會進攻。

「這可能是我們在基輔的最後一碗羅宋湯，」這位以黑色幽默風格聞名國際的作家，開玩笑地說，但席間沒有人笑得出來。翌晨5點時分，安德烈被窗外的3聲爆炸聲響吵醒，玩笑成為現實。當天他在Twitter上寫道：「戰爭已經開始。希特勒在清晨4點，普丁在5點。沒有太大差別。被爆炸聲叫醒，我明白了蘇聯人在1941年6月22日的感受。」

2月24日俄羅斯發起的侵烏戰爭，讓安德烈想起了小時候母親跟他講述的回憶。1941年6月22日清晨，德國納粹以代號巴巴羅薩行動（Unternehmen Barbarossa）入侵蘇聯，揭開第二次世界大戰東線戰場的序幕，母親與其雙親乘坐一艘破舊木船逃難，渡過橫跨俄羅斯西北部的沃爾霍夫河（Volkhov）。後來上前線作戰的外祖父，從此一去不返。

他想像著母親當時是否也有著現在烏克蘭人跌宕起伏的感受，望向西方──如今安德烈與他的烏克蘭同胞們則望向相反的東方──想著他是否會打過來？

「我和我的家人都很好，雖然壓力很大，但人們並不慌亂逃竄，即使在這裡人們很緊張、猜疑，因為我們所在的地方，前幾天才有疑似俄國間諜被捕，其中一個對著軍事設備拍照，警方在他的口袋發現俄國銀行的金融卡，所以身分很明顯。這裡人們說多種語言，也有很多難民說俄語，但在這裡你如果說烏克蘭語，人們會比較放心。」3月初的某個週末，已經和家人撤到烏克蘭西部大城利維夫（Lviv）附近的安德烈，透過網路視訊向《報導者》記者表示，「但我不能透露所在的確切地點」。3月18日，利維夫附近的飛機維修場被空襲，離市中心僅6公里。

在經歷了開戰初期不停的猶豫、變動與遷徙──一路從基輔在冷戰時期遺留半世紀的破舊防空洞、跨國連鎖旅館到位在鄉下的小屋奔走，這位已出版16本著作、作品於2014年在俄羅斯被禁的作家，被朋友告知由於他長期挑戰俄國官方的言論，「可能在俄國政府想要抓捕的清單上」，最終決定「連續開車22小時，中途只在晚上睡了2小時」，最後移動到當時尚未被戰火波及的利維夫，與兒女會合。

「住倫敦的女兒之前就計畫了很久，要用週末假期造訪利維夫這座美麗的中世紀古城，那是一個如同巴黎般美麗的城市，有幾百間咖啡館、餐廳、博物館⋯⋯我們一到那裡，首先是要協助女兒返回倫敦，幸運地靠著朋友幫忙，她順利回去，現在在那邊組織活動與募款幫助烏克蘭；兩個兒子則留下來，大兒子今天到城裡裝設偽裝網等其他防禦工事，並協助準備跨越邊境的難民，他還想要為逃難的孩子們上英語課。」

「所有人對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表現出來的正面典範都非常驚訝，他沒有逃走、展現領袖的風範，把國家團結在一起，政府官員都在位置上、軍隊在工作、人民在抵抗。對於烏克蘭人的團結與合作，我同時既驚訝又不驚訝，我很驚訝於人們準備好要為國家而死，因為10年前這不可能發生，無人讚賞烏克蘭的獨立，貪汙問題嚴重，每次選舉完人們都很厭惡政客，但現在貪汙已經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救國，使它依然保持獨立、保持自由，然後再去處理烏克蘭自己的問題。」

手邊正在進行的寫作計畫，早已完全停下，安德烈也像許許多多烏克蘭人一樣走上前線，只不過是在另一個戰場：西方的文化前線。

從《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衛報》（The Guardian）到《英國廣播公司》（BBC）、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短短3週內，他馬不停蹄地把所有時間用來接受採訪、撰寫戰火下的日記、評論烏克蘭的情勢，身為目前烏克蘭筆會（PEN Ukraine）會長的他，為的是要把烏克蘭的處境盡可能讓世人知曉。

「文學反映當前的狀態。在烏克蘭，民眾厭倦腐敗的政治與民粹主義，更信任作家勝於政治人物，不屬於任何政黨的作家就像獨立思考者與評論員，評論政治與社會議題比一般公眾人物更有說服力。然而令人難過的事實是，烏克蘭人很少看書，作家即使名聲顯赫但書賣得很差，因為之前經濟困窘，民眾買不起書，而現在他們有其他更優先事項，我的有些書或許對學生或知識分子有影響，但不是整體社會，」安德烈坦言。

安德烈更大的影響力是在國際文壇，直到現在仍是英美世界最知名的烏克蘭作家。他崛起的過程頗為傳奇，1961年生於彼時仍叫列寧格勒（Leningrad）的蘇聯第二大城聖彼得堡，3歲因為父親的工作而舉家搬到基輔，在哥哥與朋友帶回來的「禁書」與心理學及哲學書籍中，打開了不同於童年時期包圍在神話化「列寧爺爺」偉人故事的視野。從基輔外語學院畢業後，他在軍中服役期間擔任黑海西北港灣都市敖德薩（Odesa）一座監獄的獄卒，為排解沉悶的工作，開始創作童書。在蘇聯解體之後，烏克蘭經濟每況愈下，通貨膨脹極為嚴重，大部分出版社都停業，亟欲發表作品的他只能「自費出版」。

首先他向友人借錢，從哈薩克買了6公噸的紙──並非正常用來印書的紙，而是用來包食物的包裝紙，找到一個印樂譜的地方，借用油漆行的訂貨單自己「自創」出一間出版社的名字，各印了2萬5千本的哲學小說與5萬本童書，然後一家家跟書報攤談寄賣，甚至自己穿著掛在肩頭、垂於胸前和後背的「三明治式廣告牌」在人來人往的大街上叫賣自己的書，最終自立賣完7萬5千本書。

秉持這種「沒有不可能」的精神，在被國外出版社退稿上百次後，1997年他的《企鵝的憂鬱》（英文版原名為《死亡與企鵝》 “Death and the Penguin”）終於被一位瑞士的出版者看上，超現實的故事觸碰甫自蘇聯獨立的烏克蘭社會情景，瞬間吸引了國外讀者的興趣，至今已翻譯成30多國語言。

故事描繪一位沒有才華的作家，僅能接下替報紙寫訃聞的工作，寂寞的他去動物園領養了一隻患有憂鬱症的國王企鵝，一人一企鵝遊走在蘇聯解體後壓抑、疏離、怪事層出不窮的基輔，在荒誕的故事結構與某種無可奈何的黑色幽默中，讀者慢慢進入「後蘇聯」時代，凋敝的經濟與混亂的社會情況──黑道火拼、政治暗殺、俄羅斯發動第一次車臣戰爭。

現在這時候，做個孩子是很怪的一件事。這是個奇怪的國家、奇怪的生命，他完全不想費心去搞懂，忍受下去，如此而已，他只想忍受下去。 ──《企鵝的憂鬱》第51頁

安德烈曾經在《紐約時報》的訪談中提到，他的大部份作品中，動物都扮演很吃重的角色，主要是因為他想展現出，一旦（如豢養的動物）被限制許久之後，突然降臨的自由會如何的讓人不知所措。

這樣的衝擊，最初發生在童年時代，他養了3隻倉鼠在鋪滿綿絨的玻璃罐裡，為了讓他們享受自由的空氣，有時將其放出來，結果一隻被父親在門縫夾死、另一隻被街貓咬死，他人生的第一首詩，是關於僅存的一隻倉鼠的孤寂，不久牠就墜樓身亡──直到現在仍不確定是自殺、謀殺或意外。

對他而言，群居性的企鵝最能象徵活在前蘇聯時代的人們，做什麼事情都要集體行動，一旦脫離了群體，就會迷失、惱怒、無所適從，就像他成長於蘇聯時代的父母世代的心靈圖景，猶如失根的企鵝，在蘇聯解體之後感到巨大的失落與被遺棄──而這似乎正是今天發動戰爭的普丁的內心寫照。

「自從1991年烏克蘭獨立起，經濟與政治情況就有許多次轉變，時好時壞。1990年代初期是悲劇性時代，各方面問題都很大，但2000年後生活逐步改善，進步的方向很明確，變得愈來愈歐洲化。人們也變了，新生代的烏克蘭人成長在已不知道前蘇聯的時代，在自由市場的發展中，他們成為經濟的驅動力。在文化層面，烏克蘭也發展得愈來愈強大並進入國際市場，如同波蘭或立陶宛，有著自由人的自由社會，這是克林姆林宮不樂見的，烏克蘭替俄羅斯的集權體制樹立了一個『壞榜樣』，」安德烈強調。

安德烈認為，這場戰爭凸顯的是俄國人與烏克蘭人心理狀態的本質差異。

「烏克蘭人不是集體性格，他們不喜歡領袖、不尊重政府，他們尊敬個人觀點，崇尚自由甚於穩定，從烏克蘭過往的歷史上來看，一直都奠基在『民主的無政府』（democratic anarchy matrix）。普丁在俄國執政時期，烏克蘭換了五任總統；俄羅斯則總是一直回到君主制的模式，即使經過選舉，20年來仍是選出一樣的領袖，就像在前蘇聯重複選出同樣的總書記，直到他們死去，除了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以外。（多數）俄國人不需要自由，穩定對他們更重要，因此他們支持普丁，普丁多次說他人生最大的悲劇，就是蘇聯解體，現在他一天天老去、身體變得更加脆弱，他想要征服烏克蘭，為了重寫歷史課本中的記憶，重新建構一個偉大的俄羅斯帝國或新的蘇聯，這也是為什麼此時此刻這麼危險。」

20年之後，安德烈仍在他的作品中緊扣現實。2021年出版的《灰色的蜂》（Grey Bees），場景是遭受俄國唆使親俄武裝勢力爆發戰爭的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Donbas），描述在交戰雙方的荒涼「灰色地帶」下為照顧蜂巢而不願離開的養蜂人，從小人物的視角，具體而微交織出2014年烏克蘭廣場革命後，這片土地遽然升高的矛盾衝突，以及平凡人對於秩序與平等的渴望。

安德烈的這本新作（目前暫無中譯），如同已持續8年、帶走超過一萬人性命的頓巴斯戰爭，很大程度預示了2022年俄國侵烏戰爭背後複雜的脈絡，因此從戰爭爆發起就屢屢被名列英美各大媒體「N本帶你瞭解烏克蘭的重要書籍」之一。

20多年來始終如一的「接地氣」，關鍵在於他從來沒有缺席親身投入、參與每一個社會變革的現場。

「我參加過橘色革命，2013到2014年的廣場革命也在現場，如同許多基輔的民眾，我和太太為抗議者煮飯，因為我們就住在獨立廣場（Maidan）附近，當時抗議者在那裡組織一所『開放大學』，學者前來發表關於烏克蘭歷史的講座、教授免費的英文課程等，我也做了幾場關於當代烏克蘭文學的演講；頓巴斯戰爭開始以及俄國兼併克里米亞後，烏克蘭民間社會變得更加活躍，許多人前往烏克蘭管轄的頓巴斯區域幫助當地人，在那邊開咖啡館、圖書館與教育中心，其他志願者冒著生命危險運送醫療補給到『灰色地帶』（gray zone）的村落，那裡既沒有地方行政機構也無基礎建設，我也去了前線5次。現在這場戰爭是過往衝突的最高點，人們能看得出來，烏克蘭社會的士氣為何如此高昂，」安德烈表示。

然而這位熱愛烏克蘭混亂活力甚於俄羅斯帝國主義的作家，令人訝異的卻是使用俄語寫作的俄羅斯裔，顯示出俄裔烏克蘭人不能等同親俄的事實。在烏克蘭4,400萬人口中，約有700多萬為俄羅斯裔，約占全國總人口17.5%。

「所有持有烏克蘭護照者都是烏克蘭公民，對於俄羅斯裔公民，到目前並沒有不同的身分。現在愈來愈多年輕人說烏克蘭語，甚至變成一種流行，俄語常常被認為是『敵人的語言』。有些人甚至認為，用俄語寫作的內容不是烏克蘭文學的一部分，」安德烈說。

隨著烏克蘭與俄羅斯兩國衝突白熱化，烏克蘭人在語言、文化與政治認同上，面臨「選邊站」的抉擇。

在世界文學地圖中，幾位重要的經典俄國文學家皆出生與成長於烏克蘭，如俄國現實主義奠基者果戈里（Nikolai Gogol）生於烏克蘭中部村落大索羅欽齊（Velyki Sorochyntsi）、以《大師與瑪格麗特》（The Master and Margarita）開啟20世紀魔幻寫實主義的布爾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生於基輔、俄國最偉大的詩人之一阿赫瑪托娃（Anna Akhmatova）則生於黑海旁的城市敖德薩。至今基輔仍矗立著布爾加科夫紀念館，紀念誕生於這座城市的魔幻寫實主義宗師，然而他在其他作品描繪烏克蘭農民粗鄙無文的形象，還有對於烏克蘭獨立介於笑話與悲劇的鄙視心態，無疑使當代烏克蘭人極為不適，2014年烏克蘭官方因此禁播由其作品《白衛軍》（The White Guard）改編的俄國電視劇。

「布爾加科夫是我最喜歡的作家之一，他影響了烏克蘭的俄語作家，俄語知識份子常在他的紀念館聚會並舉辦文學之夜的活動，但不包括烏克蘭語的寫作者。現在烏克蘭知識份子中，有一股抵制布爾加科夫的鮮明趨勢，認為他是帝國主義者，在烏克蘭獨立戰爭中支持莫斯科。是的，他在那個時代不認同烏克蘭獨立，並以嘲諷的方式敘述之後被布爾什維克擊敗的烏克蘭軍隊。」

「獨立30年至今，我一直要回答一個問題：『為什麼你用俄語寫作？』我的回答是，我是俄羅斯血統出身，所以自然用俄語寫烏克蘭，在公民身分與政治認同上，我是烏克蘭人。有些人能接受，有些則否，烏克蘭是一個個人主義的社會，我不會感到被冒犯，也不會生氣，我也是個人主義者，對於我所喜歡與不喜歡的烏克蘭，我總是盡可能的說出來和寫出來，」安德烈強調，其所使用的寫作語言，必須忠於自我的抉擇。

安德烈2018年受邀來台時，曾因簽證問題遇到重重的困難，後來出版社努力尋求文化部和外交部協助，才得以順利成行。在台期間他曾於輔仁大學與政治大學發表演講與一場簽書座談，因此對於台灣有特別的情感。於此次華文媒體獨家專訪的最後，他透露在發生戰爭前，特別想到台灣的處境：「我最大的恐懼是當普丁攻擊烏克蘭時，中國會試圖占領台灣，在此恐怖的情況下，世界領袖很難回應同時發生的兩場戰爭，連記者都不知道該聚焦哪一場戰爭！中國的領導人顯然較聰明，在普丁的影響下沒有做出任何敵對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