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罩杯以下女生國防必修2學分」、「舞會處男禁止報名，處女強制參加」、「原住民、僑生、體育生入學名額減少」⋯⋯今年5月，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學生會選舉公報上，一組候選人的政見引發軒然大波，內容涉及對女性、性少數和原住民群體的強烈歧視。相隔不到1個月前，則有台中一中學生以「烯環鈉」諧音「死番仔」，作為宣傳園遊會班級攤位的噱頭，更把飲料取名為「芒番了」、「出草的味道」等。

爭議言論招來各方批評，原想「開個玩笑」的學生們發出道歉聲明，校方也迅速表明立場以平息怒火。台大在Facebook官方粉專強調：「任何違反人權價值和相關法律的歧視，無論出於惡意或玩笑，皆不能被接受。我們支持言論自由的價值，但並不意味言論可以無限制地冒犯、傷害社會的多元族群。言論自由不應涵括仇恨及歧視性言論，自由與平等應受同等重視。」

在高二的班會課上，張晏豪把台大經濟系學生的政見投影出來，在台北市立成功高中任教近15年的他，認為這是實例教學的最好機會。

「怎麼有人笨到真的寫出來」、「太瞎了」、「私下講就算了，還公開擺明是故意的」，有些同學抱著好笑、好玩的心態來看待，張晏豪則堅持作為老師應劃出底線，「當他們講一些可能有問題的話，我會比較嚴厲提醒他們，會有什麼後果或法律問題，知道事情的嚴重性，就不太敢去開玩笑。」例如近年青少年間常見的性私密影像外流、網路訕笑或羞辱言論等，都有機會構成性騷擾等性平事件，甚至觸犯《刑法》的相關罪責。

一旦經過提醒，同學通常不會公然使用不當詞語，但難保在其他場合、私下對話或網路發言中不再出現。話雖如此，這些年來，張晏豪確實感受到校內整體的歧視或霸凌言論在減少。

過去曾有學生因為性別認同，想穿著女性內衣來上課，又擔心在白色校服下太顯眼，「10年前，他不太敢這樣做，也很害怕其他同學的眼光，一些人會講他為什麼要這樣穿，覺得他很奇怪」；但此時此刻，校內風氣已開放許多，同學們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打扮，大家普遍都給予尊重，很少再有流言蜚語。

張晏豪有一門性別課程，固定請學生填寫「恐同測驗」，發現每年得出的恐同分數陸續降低，「我那個課是在高一開的，可見他們在國小、國中的課程或是生活上，就已經有接觸到這些概念。」

2019年，12年國教新課綱正式上路。檢視社會領域的課程時數和教學內容，張晏豪分析，在整體授課時數減少的趨勢下，平權教育內容並未減少，等於占比相對提升。此外，課綱中強調要「議題適切融入」，更明訂要做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原住民族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等，提出相關示例和課程條目結合的建議。

進到教學實務現場，平權教育散落各處，例如公民課在上社會規範、公平與正義、社會資源分配、勞動市場、政治與統治等單元，都有可能談到平權的概念，端看老師要以哪些社會事件和議題舉例，來和學生討論。遇到較敏感的議題，比方原住民族的升學保障，假如校內有原住民學生，更要注意避免「標籤化」的效應。

張晏豪舉例，他會從其他文化講起，由遠至近，讓學生有對照的基礎，「可能先講在美國黑人的議題，他們到現在還是有種族的爭議，再提到族群上的文化差別，繞一圈再回來帶大家想，為什麼有加分的制度。」

可學生即便知道道理由來，在個人經驗上卻未必接受。不少高中生把「女權過高」掛在嘴邊，張晏豪觀察，但一旦進入實質的討論，他們往往無法提出精密分析，只是生活上的遭遇令他們感覺，男性在這社會已非優勢，還常常被女性「踩在腳下」。

張晏豪有時發學習單想要跟大家討論、蒐集真實想法，也不見得奏效，「他們知道老師想要什麼，很會念書的小孩也很會揣測上意嘛，可是他們心理上所想，情意的那一面，不是那麼容易可以到達。」給出問題的標準答案並不困難，但生命經驗和理論的落差、欠缺和該群體的互動，都會造成感性的不一致和斷裂。這些認知不協調的縫隙，便可能是歧視性言論的棲息之地。

在青少年時期，同儕的態度和周邊「空氣」，更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從今年的幾起風波，林承慶觀察到公然發表歧視言論者，經常都是高中讀男校的學生，「他們（經濟系的人）也是我建中的學弟，的確在建中會覺得非常好笑吧。完全體現某一種菁英高中偏差的特質，這在建中是『正常現象』，只是大家一直不去糾正。」

玩笑是展現陽剛氣質的通過儀式，很少人會跳出來當不識趣的「糾察隊」。林承慶回想高中時代，這些男生認為沒有玩笑不能開，要是對方不開心，也可以回擊。

「你不開這種玩笑，大家就覺得你不夠男生。也許有人也不想聽這種玩笑，但不會特別糾正，一旦糾正，好像你自以為是，他罵的對象也不是自己。活在這樣的壓力，是真的會影響到價值判斷。」

高中老師未嘗沒發現單一性別環境的特殊性。在張晏豪任教的成功高中，老師們特別關注情感教育，從輔導室、學務處、導師到健康護理課程，都在提醒學生如何和異性適當相處交流。但張晏豪也不諱言，把開玩笑當成稀鬆平常的小事，可能已成為這個世代普遍的現象。

隨著社群媒體、網路影音娛樂盛行，在虛擬世界能開玩笑，在現實世界沒有道理不行。張晏豪觀察到：

「他們有時候會覺得好玩就好，鬧一鬧而已，並不覺得對其他人有影響。這一代的小孩子，可能在自我覺知上很夠，可是在和別人的互動，以及社會上的群體關係，沒有那麼完整的理解。」

曾有學生在學校畢業考時放鞭炮，還把地板炸出洞來，挑戰學校的秩序也是一種「好玩」。張晏豪進一步解釋，「而且有人一起的時候，道德感會慢慢稀釋掉，大家都這樣做，不是只有我。相對來說，大家現在都很強調政治正確，那他就要挑戰（說某些話、做某些事）為什麼不行。」

仔細一看，不難發現台大經濟系的另一組候選人，也在政見中開了玩笑，不過不涉及性別和族群歧視，也有網友在底下留言表示，相較於引起爭議的政見，這是「合理、無傷大雅的幽默」。事實上，在許多高中或大學的學生自治組織選舉中，都可以發現類似的KUSO（惡搞）文化，顯然已是年輕世代表現自我的樂趣之一。

如果有些言論不只是玩笑，或者玩笑用來包裝歧視和仇恨，那又反映什麼樣的社會集體意識？

所謂母豬，在鄉民的語境裡，指稱性關係混亂、有公主病或利用性別優勢來牟取利益的女性；但隨著詞語的使用和傳播，定義漸趨模糊，凡不順從男性心意的女性，皆可能成為母豬。

余貞誼接受《報導者》採訪時解釋，母豬教有幾次標誌性事件和活躍波段，每個時期進場的人其實都不同，可說相當流動，彼此也可能懷抱相異的動機，有些人被觸動生命經驗，情緒上義憤共感；有些人則是看戲喧鬧，遊戲性質居多。

她也強調，網路媒介的特性，讓情緒容易被加乘跟被看見，尤其當匿名性降低發言成本，行動者更覺得有空間可以放大仇恨值。

「甚至是大家相互比較，誰噴出來的毒是最毒的，誰的言論更好笑。當愈仇恨的（言論）愈被認為好笑時，變成一種極化的情緒。發文者覺得那是一個嘉年華，看誰比較厲害，誰噴的東西更有傷害性。」

回到母豬教的源起和核心，余貞誼表示，這些男性其實也陷在結構的困境。他們可能依然渴望親密關係，想要證明自己有足夠的陽剛氣質能被肯定，「肥宅」跟「魯蛇」的自稱，就是競爭焦慮的展現。因為沒有爬到主流社會中陽剛氣質的最頂端，在性別平權運動推動下，原先占有的父權紅利又開始被挑戰，在這些性別價值觀的新舊交界裡，就認為自己成了最弱勢。

「相對剝奪感就出現了。他們覺得以前只要好好工作，回家老婆就會做好家事、帶好小孩，為什麼現在付出努力，得不到那麼多東西？他覺得一切需要出口，但造成他們困境的原因不是女性，而是父權社會，他們的焦慮是找錯戰犯，」余貞誼說。

母豬教只是呈現社會焦慮的切片之一，端看「女權自助餐」一詞在年輕人之間的流行程度，可知過去弱勢群體的賦權和復振，或是被認為「政治正確」的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或稱優惠性差別待遇、矯正歧視措施），確實引起某些群體的相對剝奪感及不滿。

「我認為校園內愈來愈不能容忍異見跟討論，大家講究政治正確，要別人閉嘴，這是在號稱多元性的校園，顯得很諷刺的一件事。」

對於原住民族升學保障制度，N有一套論述。有人主張加分是補償歷史不正義，但他認為過去漢人和原住民之間發生的事，不應該由當代的人來承擔。即便目前的原住民名額是外加的，在總體資源有限的前提下，還是會影響到其他學生的權益，N說，「兩個管道錄取率差非常多，法律系錄取分數差100多分吧。兩個人考同樣的分數，卻因為種族有不同的對待，難道不是侵害平等權嗎？」

在台大學生的網路社團裡，N算是知名人物，爭議事件從未少過。他曾被兩度申訴，進到學校的性別平等委員會，其中一次是在男生宿舍貼上「大安區流浪少女中途之家」的告示；看不慣性平處理程序的他，後來還自己出馬參選性平委員。

「他可能想要挑戰制度吧，但是他選擇挑戰體制的方向，就是傷害某一些人，」阿美族學生、反歧視小組成員林承慶說。

在「火冒4.05丈」的布條出現後，有人在台大的Facebook交流板上一一標註校內的原住民學生，戲謔地問「你有沒有加分？你有沒有1.35啊？」林承慶指出，這樣粗暴的族群揭露，確實造成許多同學不適，更重要的是，1.35的標籤過度簡化升學保障的脈絡和現況。

不少人認定加分制度是給原民族群的特權和福利，林承慶回應，政府最初推行時抱持著另一種政治目的，原住民被視為較低劣、需要開化和教育的他者，文化同化能使政權穩固，「它有一個殖民的脈絡，過去加分就是他們（統治者）覺得原住民很笨，所以需要扶植，把類似的制度從中國帶過來，就像對於新疆人、蒙古人的做法，把原住民族當作少數民族來理解。那個脈絡很長，可是大家都只看到結果。」

加分造成的族群對立更是基於誤解，林承慶指出，大多數人並不清楚制度運作方式，根據《原住民學生升學保障及原住民公費留學辦法》第3條規定，原住民升學的名額是外加的，並沒有影響到原先招生名額，也沒剝奪平地人的權益。

一路看著大學部的學弟學妹們，林承慶常替他們不捨，明星大學的原住民族學生，若經由加分入學，更希望擺脫汙名，「我們一直在升學主義的功績迷思裡，複製競爭的邏輯，要證明給別人看，我用加分進來，但我沒有比較差。」

殘酷的真相是，在升學競爭的環境裡，沒有人是局外人。林承慶也發現，特別在意加分與否的，往往都是所謂熱門科系的學生：

「他們活在很競爭的環境，覺得自己很努力。我不否定他們的努力，『為什麼你成績不夠還可以進來』，會講這種話，自己一定也很辛苦，我可以理解，只是把焦慮放在原住民身上，是找錯出口，錯的是考試環境給他們的壓力。」

即使加分制度帶來爭議和現實經驗上的痛苦，但林承慶認為，作法不是直接拋棄它，而是更多的討論和修正。

在這些事件的暴風圈中，台大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台大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主任Ciwang Teyra，始終在學生左右，陪他們度過身心的風雨。身為太魯閣族人，Ciwang積極投入原民運動，她說這些歧視言論不只影響台大，隨著社群網路的傳散，整個原住民社會都被衝擊到，當時大家情緒都很緊繃。

社會上有許多人還未能理解，為什麼原住民族要追求轉型正義，過去發生的事不能就讓它過去嗎？研究「隱微歧視」（microaggression）和歷史創傷的Ciwang解釋，殖民壓迫所造成的創傷常有「代間傳遞」的現象，沒有被療癒的傷害會一直複製下去，假如今日不作為，等於讓不義的情形繼續發生。

升學保障不只是對歷史的補償，在推動原住民族自治也有必要性。

一種常見的質疑是，生活在都市的原住民，明明過著跟平地人沒什麼兩樣的生活，卻可以「享受」加分，並不公平。Ciwang回應，這是當代社會福利分配式典範造成的思考誤區，彷彿只有夠窮、夠慘、看起來很需要「幫助」的人才能適用制度，其他不符合刻板印象的都是「假原住民」，但升學保障的核心宗旨並不是救濟，而是正視過去文化歧視和剝奪造成的不平等，讓原民族群有機會接受好的教育。

「當代台灣的教育制度，還沒有原住民的主體性，現在是一個過渡時期，」Ciwang說，現階段原住民族還需要升學保障，才有機會培養更多元的人才，長出更多力量、發出更大的聲音。

在Ciwang任教的系館裡，也有人提出類似「同性戀霸權」或「政治正確造成壓迫」的質疑，認為現在是「少數壓迫多數」。Ciwang強調，回到現實社會的主流想法來看，LGBTQ或原住民族的文化，從來都沒有站在統治或是優越的位置過，「那麼，壓迫存在的事實基礎在哪裡？」

台灣人走過戒嚴時代，對言論自由的限制格外敏感，但Ciwang提醒，現在的台灣已是不同的時空背景，不該走回頭路，而該前進，言論要思考的應是平等，是「共存共榮」。

「一切的論述都不要忘記回到真實的生活。我們每個人的身上，一定有特權的經驗，也會因為某些生命經驗面對到壓迫，你希望自己或家人怎麼被對待，就怎麼去對待別人。」

當性別和族群運動蓬勃發聲，社會看似往前邁步，但「政治不正確」和歧視性言論的現身，卻直截了當地戳破活在烏托邦的美好泡泡。現實是，厭女、族群仇視的內容在許多場域仍能獲得青睞，或被認定只是玩笑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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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女權」和「女性主義」在當代網路世界被誤用，身為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余貞誼說，這些聲音的存在也是一種重要的提醒：

「我們以為已經達成某一種運動目標，事實上根本沒有，我們還是會在日常生活裡碰到各式各樣的歧視。這些內容讓我們思考，還有哪裡的倡議做不夠，我們在說服的同時，忽略到一些也需要被考慮的力量。」

但從另一方面來看，事情或許也不那麼悲觀，性別教育的確起了不可抹滅的作用。

Ciwang指出，「年輕一代的學生，對性別的敏感度是很高的。你說（性別教育）有沒有效果？絕對有效果，不然台大經濟系事件不會這麼快被看見，還引起社會大眾的共鳴。」

相對地，族群教育還有較長的一段路要走。Ciwang說，原住民族人口只占全台灣的2.5%，不能期待只由這群人來推廣，那擔子實在太沉重。於是，她常到各個機關或教育單位去分享原住民族的議題，「我一直覺得族群主流化和『全民原教』，要落實在整個台灣社會，就像性別主流化的概念。很鼓勵一線的老師們，在我們教的課程裡面盡可能去談，不要把原民議題框在某些特定的課裡面。」

她強調，教學內容要更多去連結學生的生命經驗，才有機會讓他們同感並深化，不再只是抽象的理論主義，或是打高空的口號。

「這當然是個理想，要很長很長的時間，沒辦法瞬間從0分到10分。但如果這個人口群裡面，原本概念只有4到6分的人，會因為教育的關係，慢慢位移成5到7分、或是6到8分，那個循序漸進的移動，都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