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須活成什麼樣，才符合原住民的標準？」

「如果我不夠像原住民，我會被質疑是否利用這個身分，去獲得某些權益跟福利？」

這是生活在都市、時刻被貼上刻板印象，許多年輕都市原住民內心的痛。

在研究過程中，Ciwang發現儘管社會在進步，對原民無心的「微歧視」，仍在強化各種刻板印象，對原住民帶來身心負面影響以及身分認同危機。

就像一般人以為原住民飲酒過量，然而釀酒在原住民傳統文化是相當珍貴的飲品，不可能拿來豪飲。不論是美加學者的研究、或Ciwang的田野調查當中皆發現，現代原住民過量飲酒的現象，是他們面對創傷跟適應壓力的方法。

成為學者前，Ciwang就已積極投入原民運動，曾參與太魯閣族正名運動、《太魯閣族自治法》的制定和宣導、抵擋蘇花高速公路的開發，她也曾擔任過台灣原住民族太魯閣族學生青年會（簡稱學青會）理事長，大量參與原民公共組織。

愈深入運動，做更多學術和田野，她就更意識到原漢、原原的雙重歧視，一直夾擊著像她這樣的年輕都市原民。

Ciwang在原漢家庭長大，母親是閩南人、國中老師，父親Teyra Yudaw是國中校長，也是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太魯閣族代表、太魯閣自治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

她還記得父親曾分享一個讓人難忘的童年故事。

Teyra Yudaw小學時被選為模範生，當時學生在學校被禁止講方言、母語。剛好有天督學要到校考察，校長在朝會告誡全校同學「等一下統統不能講母語」，並指著Teyra Yudaw說：「你來幫忙監督大家。」

不料督學提早10分鐘抵達學校。Teyra Yudaw猜想，「那一定是督學，但是還有一些小孩在講母語！」情急下他大喊：「不准講母語！」才講完，校長一個拳頭就朝他打過來。為什麼？「因為我爸是用母語告訴大家『不准講母語』，他被直接打暈，倒在旁邊沒人理，最後自己慢慢爬起來。」

這種被歧視的經驗，或強烈或隱微，幾乎每個原住民都有過。還好，Ciwang從小在部落長大，被家族保護得很好。即便她小學進城到花蓮市讀書，下課就被接回部落。

由於爺爺是虔誠的傳道人，Ciwang對童年記憶最深的，是每週日早上前去禮拜的快樂時光。「麵包車跟菜車都剛好在禮拜的時間經過部落，我們擠在菜車旁邊吵，吵到奶奶受不了、從教會走出來買養樂多給我們喝。」在Ciwang記憶裡，族人聚在一起烤肉，但重點不是吃多少肉、而是「在一起的感覺」。

Ciwang記得每天上學前，大姑姑會抱抱所有的孩子對大家說：「你要記得你是Truku（太魯閣族），你是原住民，你要加油，為我們爭光喔！」有回姑姑抱著Ciwang說同樣的話，Ciwang大喊：「我不是，我不要當原住民！」甩開姑姑的手跑掉，當時相當尷尬，因為家族大人都在。

不久，媽媽把Ciwang叫到車上對她說：「妳要別人看得起自己之前，得先看得起自己；如果連妳都瞧不起自己，沒人會瞧得起妳。妳爸爸很努力，因此他會被人看得起。妳自己好好想想。」

Ciwang花了一些時間去理解這段話。這段話幾乎成為她成長的動力，「如果我做得好，我的身分別人沒什麼好說；也因為我做得好，別人會對這個身分有好感。」

讀花蓮女中時，Ciwang參加族語演講比賽，報名時卻找不到「太魯閣族」的選項，這尷尬的狀態開啟她對族名、身分的探究之路，她開始想弄清楚「自己到底是哪一族」。

離開花蓮到台大念書，同學得知Ciwang原民身分後常問她：「妳酒量很好？怎麼這麼白？妳說母語嗎？怎麼穿皮鞋？妳會喝咖啡喔？」最為沉重的是，要去背負同學認為她（跟所有原住民學生）可以加分、「根本不夠格」來台大當他們同學的隱形歧視。

想拿「酒量好」證明自己是真正原住民的Ciwang，大二時荒唐地喝了一陣子。她努力學喝酒，喝到爛醉、沒辦法上學，同學必須打電話叫她來上課點名。多數原住民同學們也將喝酒的刻板印象「內化」，原住民青年聚會總是有很多酒，到最後狂飲變必然。

她荒唐的行徑，最後被爺爺敲醒：「妳不要搞錯了！我們太魯閣族有小米釀酒文化，很多的小米只能釀一點點酒。喝很多酒、倒在路邊睡覺這種事，不是我們太魯閣族的傳統文化。」

「如果喝很多酒不是我們的文化，那我們是怎麼了？」爺爺的話，為她後來的學術生涯開啟了深刻的提問。

受到刻板印象衝擊，都市原住民大多選擇獨自消化、或團體相互取暖，很少真正面對處理壓力。Ciwang在台大念書時，參加了學青會，每週聚會，夥伴們一起學母語、唱歌，遇到困擾相互支援，讓她找到歸屬感。

學青會裡，他們分享在成長過程中遭遇的類似歧視：彷彿他們必須活得符合大社會對原住民的想像，才有資格對外說自己的身分；如果不是，就反被質疑「你是嗎？還是你想要利用這個身分，得到某些權益跟福利？」

美國社工學者Maria Yellow Horse Brave Heart研究發現，當原住民經歷到「微歧視」的頻率愈高，愈容易有焦慮症、憂鬱症跟酒精、毒品等物質濫用的狀況；這種「歷史創傷」的壓力會透過個人、家庭跟部落，形成代間傳遞。她以「歷史創傷」的概念，挑戰了傳統學術界以個人因素看待當代原住民負面健康行為（如飲酒）的觀點，將過去殖民壓迫視為這些負面行為的重要成因之一。

Ciwang想起爺爺的話，當代原住民沒有好好處理跨世代的歷史創傷，又遇到現代社會的種種微歧視，導致族人透過飲酒來麻醉自我。這些不正是她在太魯閣部落看見，族人健康狀況出問題的背後脈絡嗎？

提到「殖民壓迫」一詞，Ciwang解析過去統治者的理蕃政策、同化政策，至今仍跨世代影響原民；而禁止打獵、祭典、編織、紋面、母語、更改漢姓等作法，也讓原住民族，人跟人、人跟土地、人跟靈之間的關係斷裂。

例如，日本統治者的同化政策，迫使太魯閣族不同家族聚居在一起，讓一向習慣以家族為單位、彼此獨立的太魯閣族人無所適從，甚至讓關係不好的家族刻意集中居住；祭典是族人與靈之間的連結，不同家族被迫住在一起，祭典不知該以誰為主，因而慢慢失傳。此外，日本統治者認為編織很懶惰，族人該去種田才對，也禁止了族群識別有關的紋面。

到了國民政府統治期間，要求原住民更改漢姓，直接摧毀部落家族的凝聚力。Ciwang的姑丈家每個兄弟姐妹的姓氏都不一樣，因為早期去戶政單位登記、不懂漢字的族人只能任由戶政人員決定自己的漢姓，關係變得錯亂；再如，打獵要進行神聖的儀式，很多禁忌不能做，這些都要透過老人家教。狩獵最重要的是族人關係的凝聚跟強化，「從來不是單純吃肉而已。」

在Ciwang的田野調查訪談中，長者無奈說：「我們能怎麼辦？做什麼都不對，引以自豪的打獵也被禁止，被警察抓、繳罰金。」優秀獵人找不到角色跟定位，連帶引發家庭紛爭，只好喝酒痲痹自己。

原住民的母語從父親那代被禁止，到Ciwang這代卻改為振興族語，但老一輩已不想再教母語，導致年輕一代、尤其生活在都市的原住民得像是學美語那樣，刻意去學自己的母語。

Ciwang的訪談還出現「原原歧視」現象。年輕都市原住民在都會被同學、老師質疑，回到部落也找不到認同跟歸屬，兩邊不是人。部落長者長期被漢人文化打壓後、抗拒主流文化，看見很能跟主流文化對話的年輕都市原民大學生，反而特別質疑「你們根本不懂部落」。當年輕都市原民想回鄉了解部落，長輩會問：「你是誰的孩子？我都沒看過你，你為什麼回來參加祭典？你不必學，反正你也不會回來。」

因此，畢業後她積極投身原運與人權運動，去認識其他族群被壓迫的經驗，與如何克服的方法。後來她發現，原運雖逐步推進原民權益，但跟大社會對話仍遭遇瓶頸；她也開始自我懷疑，「身為運動者，當政府有新政策，我們必須趕快丟一個想法回應，但我要怎麼說服自己，我丟的東西是可行的、如何評估？」因此她負笈美國深化原民研究，「那才是對我自己、更對族群比較負責的做法。」

回國後，Ciwang除了繼續推動太魯閣族自治，從事微歧視田調研究，也在台大社工系開設原住民族社會工作的課，在原住民社工制度上做倡議。為了服務原住民案主，她希望助人工作者，除了要能解構以漢人為主的社工論述與方法，也能理解原住民族歷史創傷的衝擊跟當代處境的脈絡。

Ciwang記得曾被同學問「你是不是騎山豬上學？」當時她怕朋友交不成，只是轉念笑答「我不知道把我的豬停在哪裡」，當原住民遭遇無心歧視，他們會開自己玩笑，因而又塑造了一個「原住民個性都很幽默樂天」的刻板印象。

Ciwang以「微歧視」概念跟大社會對話，提醒大家去察覺那些可能出於無心、 但會傷害原住民朋友的言行，希望社會大眾嘗試不要帶著既定印象跟原住民來往。

她也對族人強調，原住民族有強大的復原力，「面對歷史創傷與歧視，並不是所有族人都有物質濫用、焦慮憂鬱的狀況，還是有很多族人努力、健康地活著。」多認識原民文化優勢，對族群有正面認同，參與文化實踐，將會帶來更多掌控感跟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