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我們住在這裡，真的好嗎？」

那是2006年，46歲的林金勳剛離婚，帶著3個孩子住進台北市萬華區西園路福民平宅時，她念國中的二兒子狐疑地問她。年輕時就從花蓮移居台北市的林金勳，那年成為單親媽媽、沒了工作，剛申請了低收入戶與平價住宅（簡稱平宅）住宿的資格，「我聽到住平宅免費，只要付幾百塊的水電，哇，高興得都跳起來了，我們等了一年多才等到公文。」

等到一家四口搬進14坪的平宅，他們發現房子很小、對環境很失望，林金勳無奈跟兒子說：「因為住這裡免費，我們也是要忍耐。」

林金勳內心默默盤算，趁這幾年她要好好存錢，等3個孩子慢慢長大，她要帶著他們離開⋯⋯

台北市政府免費提供經濟弱勢居住的平宅，住戶須具低收入戶身分，綁定許多福利補助津貼，如生活扶助費、健保免費、學雜費減免等；一旦脫離低收身分 ，福利會逐條刪減，最後被取消入住資格、限期搬出平宅。

「我們不可以做有銀行轉帳薪水的工作，錢要放在家裡、不能放在銀行。（因為錢放在家）我們樓下鄰居連要去倒垃圾，都會記得鎖門，」林金勳住在平宅的前幾年，做的幾乎都是打零工、領現金等相對不穩定的工作。

「低收資格等於形成了一個福利的貧窮陷阱，讓人不想離開這個福利身分。低收家庭只要開始有收入，就會去計算我賺的錢會不會超過？這份工作會不會開收據、必須要報稅？」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教授王增勇分析。

像林金勳這樣，因經濟因素驅動，從原鄉部落遷移到都市的第一代都市原住民，遇到的頭一個困境便是「居住」。從她17歲舉家移居台北市以來，40年間搬過40次家，包括工廠宿舍、建築工地、河濱便宜住屋、低矮木屋，最後搬進平宅。

早期，經濟弱勢的都市原民在都市邊緣河岸搭聚落，被地方政府拆掉後再蓋，變成「你蓋我拆」的循環；或是河岸聚落被拆了、失火了，居民被當做難民安置到原民國宅，最後又因付不出租金被趕出來。王增勇指出，這顯示國家並沒有「都市原住民居住政策」。

「在台北，為了找房子這件事很有壓力，只是要找一個便宜，不被嫌、不被趕的地方，都好難，」林金勳說。

算一算林家人在台北的住處，完全陷在「合約到了被房東趕、又換房子；又被趕、又換」的無限輪迴。好幾十次的搬家，都是哥哥去借三輪車，一車一車的搬。全家也曾一起擠在工地裡，在房子還沒蓋好前，工人可以住在裡頭，「那時不覺得怎麼樣，只要跟家人在一起就好，」林金勳說。

一家也曾落腳在今天南京東路五段底、麥帥大橋附近，很便宜的兩層樓房子。那時基隆河堤防還沒蓋，他們住的地方經常淹水。林金勳記得，麥帥橋邊的房東要以35萬元價格，把兩層樓的房子賣給他們，雖然便宜、他們還是買不起。她的爸媽有了錢都拿去抽菸、喝酒，沒去思考怎麼存錢改善生活品質，林金勳記得當時哥哥曾說：「別人的家聞起來都香香的，可是我們家都是菸味。」

家窮，媽媽不鼓勵孩子讀書，要大家趕快去賺錢，「有一次妹妹帶書包回家，被媽媽扔出去，後來妹妹乾脆把書包藏在麥帥橋下的草叢裡。」

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台灣都原照顧計畫20多年資歷的社工督導林書玄觀察，在都市裡，房東常因下列幾個原因拒絕想租屋的原住民：有家庭的不租、單身男性不租、居住人口多的不租、掛戶籍的不租。

2013年，知名舞蹈家布拉瑞揚也曾因原住民身分租屋被拒。當時房東問他是不是原住民，他還很高興的回：「是啊！」誰知房東竟答「是原住民就不租」。布拉瑞陽簡訊回房東說，他早已習慣各種不堪對待，但不想再讓其他原住民受傷，希望房東先生日後不要再用「是原住民就不租」的理由拒絕他們。

飽受各種租屋歧視之苦，林金勳當時告訴自己，有天一定要自己買房子，不再看人臉色。

2005年，林金勳離婚，單親的她沒有收入、沒有工作，帶著3個孩子申請低收，等上一年，入住萬華的福民平宅。

阿美族習慣群居，強大的母性照顧基因讓林金勳成了家族在台北的大家長。像棵大樹一樣，她14坪大的平宅中，最高紀錄擠了9個人：包括第一代林金勳跟家人、他們的第二代，甚至連姊姊第四代的曾孫都接來照顧。

「親戚長輩來台北一定會借住，後來我姊姊家裡有狀況，姊姊的孩子我也一起顧；婚後有一陣子我們沒地方住的時候，也是全家都去投靠住在三重的姊姊。」阿美族家庭習慣聚在一起，用最少的資源就能過生活。

4年前，林金勳加入了至善基金會的「快樂大掃」家事清潔團隊，這是一個以培養都市原住民婦女做家事清潔服務，以達成經濟獨立的照顧計畫。林金勳終於找到一個有穩定收入、又可兼顧孩子的清潔工作，她也向買屋的夢靠近了一大步。

然而，原本生活已漸入佳境，林金勳卻又因不忍心、決定照顧姊姊的曾孫小美（化名）而面臨壓力。小美的媽媽在懷孕時吸毒又酗酒，導致小美一出生就是個多重障礙的孩子，患有癲癇，智能較低。小美大概3個月大就跟媽媽住到林金勳家，林金勳第一次看見小美眼睛吊吊、翻白眼發作，完全不知道她怎麼了，緊張得帶去醫院。被查出癲癇後，護理師對林金勳大怒：「妳是什麼樣的家長，怎麼這麼晚才送來！」

小美的媽媽後來離開林家，小美爸爸也無法照顧她，於是這個跟林金勳關係很遙遠的曾孫就跟著她，成為家裡的第5個成員。林金勳的兩個兒子，目前都在澳洲打工遊學，女兒念高一。林金勳利用每週工作4天的空檔，帶小美看醫生、做職能治療、語言治療，接送小美跟女兒上下學。

快樂大掃做了3年，由於林金勳工作認真負責，客戶不斷滾雪球介紹新客戶給她，幾乎零負評的她被晉升為「家事清潔講師」，負有培訓新進人員的重責大任。

2018年，林金勳終於晉升有殼一族。她成功標下了一間法拍公寓，當她秀出支票，在澳洲打工遊學的兒子好驚訝媽媽竟然有錢，「我可是認真存了超過10年，才存到這些（頭期款）。不管怎樣，我一定要有房子！」

她拼命工作買房子，不只是為年輕時租屋被拒的自己出一口氣，也是為了孩子，「因為我不想要他們再被說『你們原住民愛喝酒，不要租給你』。」

林金勳說，如果叫30年前的她去掃地，她一定不願意，「那時我覺得原住民已經夠低微了，沒知識又沒有錢，再做這種工作不是讓別人更看不起我？我也會看不起自己。」然而，林金勳現在卻非常喜歡這份工作，洗馬桶、擦桌子、擦玻璃都可以，如果地上髒髒的、就想趕快洗乾淨，「你問我為什麼有這種轉變，我真的不知道！」

下午4點，林金勳到住家附近的公幼接小美，小美回家抓了桌上冷掉的午餐吃起來，一下就吃光光。再一會兒，小美口中的「阿ㄗㄨˊ」（阿祖）林金勳就會開始為她煮晚餐，26坪大的房子內會充滿飯菜香。

年少時，林金勳跟哥哥夢想中那個「聞起來香香的家」，40多年後，她做到了。

住進平宅、接受低收入戶福利補助，「金勳媽媽最難得的是她並沒有掉入『貧窮的陷阱』，」王增勇說，「她並沒有就此倚賴福利、沒有失去尊嚴，反而從未放棄追求財務獨立的那一天。」

然而，至善基金會社工督導林書玄認為，對大多數經濟弱勢的都市原民而言，穩定租屋比長期負擔房貸好，可以避免壓縮生活品質。王增勇則認為，依賴市場機制難以解決租屋歧視，若政府能增加供給、租金補助的力道，並在設計上兼顧原住民集體性居住特性，甚至立《租屋反歧視法》，才能回到結構面解決原民和弱勢者的居住困境。

59歲的林金勳雖仍過著房貸人生，但走過40年的租屋流浪，她終於不必再看人臉色。她希望在最基本「住」的人權上，更多都市原民能不必像她一樣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