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自2010年以來，近東、北非、阿富汗等地區的移民與難民日漸增多，敘利亞內戰更是在2015年下半年引發80萬流亡德國的難民潮。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爆發後，德國繼續接收大批烏克蘭難民，也讓2022／23年間入境的移難民規模甚於2015年危機，年度總量估計可能超過120萬人。

屢破紀錄的移難民潮除了讓德國的社會系統超載，也與能源價格暴漲、通膨、住房嚴重短缺等民生危機產生連鎖反應，讓德國極右民粹的仇外言論聲勢大漲。而這種仇外的偏見，又屢屢選擇性地只聚焦在穆斯林族群身上，這都讓德國社會「伊斯蘭恐懼症」（Islamophobie）的仇恨聲量，來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10月7日，新一輪以色列─巴勒斯坦戰爭在加薩走廊開打後，德國街頭出現為哈瑪斯暴行歡呼的示威遊行，這更讓極右民粹對穆斯林社群的政治攻擊愈加理直氣壯；德國保守右翼的政治人物，亦屢屢在對外表態站隊以色列的同時，不忘項莊舞劍鋒指國內的穆斯林移民，並藉機鼓吹緊縮移民政策、限制非歐盟外國人進行政治活動的權利。

保守右翼德媒《世界報》(Welt）電視台亦找上了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做專訪。這位的德國出生、納粹時期流亡美國的猶太裔外交大師，在他生前最後一次接受德媒的訪談中，道出了德國許多保守右翼與極右民粹的心聲──季辛吉把德國街頭上，某些挺巴示威者對哈瑪斯的歡呼，歸咎於「德國難民政策的錯誤：這就是允許這麼多不同文化、宗教、信念的人進入德國的後果」。

季辛吉所代表的強硬言論，嚴重挑戰了聯邦德國作為一民主開放之多元社會的核心價值。然而，自以巴衝突以來，要為此一核心價值辯護，也變得空前複雜棘手：因為德國穆斯林社群，確實一直難以切割反猶主義的敏感問題。

正如著名的德籍阿爾及利亞裔伊斯蘭學者烏基（Abdel-Hakim Ourghi）投書媒體，直白分析了穆斯林傳統與日常中，仍普遍存在對猶太人之偏見的族群記憶。他同時坦承，自己談論此事需要極大的勇氣，因為這一方面甘冒穆斯林社群的大不韙，二方面又要冒著給右翼「遞刀」而傷害自己親友同胞的風險。

此般有如行走在鋼絲上的努力，烏基自認是為了藉著正視並檢討負面過往的「記憶工程」，幫助自己族群從歷史偏見的束縛中自我解放。然而，如此累積的微薄結果，以巴衝突爆發後，卻幾乎歸零。

德國穆斯林中央委員會（Zentralrat der Muslime）亦有類似警告，不少挺巴示威中有「明顯反猶仇猶的違法行為，必須接受法律制裁」，提醒穆斯林參與相關遊行須當謹慎。

考慮到挺巴反以示威中，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與左翼團體往往占有相當的分量，那麼在以巴衝突發生後的這段時間裡，伊斯蘭極端主義與左翼可謂共同實現了對極右翼反猶現象的「彎道超車」──當然，必須再三強調的是，穆斯林族群與「伊斯蘭極端主義」不能一概而論。

自1980年代以來，巴勒斯坦、黎巴嫩、敘利亞的流亡者陸續在此落腳，使得充滿阿拉伯風味美食與街頭音樂的新科恩區，成為柏林多元文化的象徵以及左翼運動的重鎮。然而由於近年過量移民的快速進入，政府的社會融合政策執行成效不彰，這都讓新科恩迅速成為柏林貧窮、幫派、毒品橫行的燙手山芋。

幾乎每年的跨年夜，新科恩都要登上德國新聞快訊的版面：大批年輕人在街頭上施放煙火狂歡，破壞物品、點燃汽車，而疲於奔命的警消人員則被迫參加「柏林砲戰」──狂歡人群常連環沖天炮，報復性地襲擊人仰馬翻的警消部隊們，以宣洩對政府與公權力的不滿。

在這個被警察工會（GdP）稱為「時不時處於戰爭狀態」的移民社區裡，穆斯林年輕族群常自視為主流社會與政府當局下的被壓迫者，而他們自己則透過一種結合穆斯林傳統觀念與新左翼政治正確之概念語言的方式，建立起特殊的身分認同，並實踐「邊緣對主流的反抗」。

一方面，他們以原生家庭的傳統伊斯蘭認同為榮，除了嚴格遵奉教規，這樣的認同往往還會放大激進原教旨主義對反猶、反LGBQT、厭女等日常成見。其中公開反猶的態度，特別容易成為該群體身分政治的「dress code」，是展示所謂「對抗性的宗教表態」（konfrontative Religionsbekundung）的重要憑藉──以伊斯蘭認同對抗西方與猶太人的同盟。於是在以穆斯林裔為主的德國學校裡，學生間的相處往往有如「兄弟會」，而不願公開反猶或認可爭議主張者，則往往成為被「兄弟們」集體霸凌的對象。

另一方面，當他們因反猶、反LGBQT、厭女等態度而遭到糾正時，左翼政治正確的概念就成為他們最好的「反殖民」、「反西方中心主義」、「反抗主流建制壓迫」的防身武器：例如一位新科恩區的小學老師在《新蘇黎世報》（Neue Züricher Zeitung）的專題報導中就表示，當她出言糾正一名男孩的極端言論時，就被後者指控為「種族主義者」。校方深怕惹上政治不正確的麻煩，因而也往往不敢處理穆斯林學生間的反猶行為。

在身分政治之護城河的圍繞下，穆斯林年輕世代的社群塑造了一種全新型態的社會隔離同溫層，同時也為一種全新型態的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提供了溫床。

這種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最大的特徵是：它是一種適應了全球化與多元化時代之西方社會的、經過「進化」的極端主義。它們主要以網紅與社群頻道的形式呈現在Tiktok或Instagram等社群受眾的面前，而與人們既定印象極為不同的是，此種「網紅伊斯蘭極端主義」不再像傳統聖戰組織那樣激昂地宣傳極端原教旨主義、控訴敵人、呼喊革命。

反之，網紅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姿態，則一如專業的知識型頻道，恰到好處的燈光配樂與剪輯、易讀的關鍵字幕與配圖、流利的德語、客觀從容的論述口條，他們從不直接號召暴力、且熟悉德國社會的法律規範與西方後殖民理論的論調姿態，宣稱致力於穆斯林族群的政治啟蒙與緩和社會緊張，然而卻總是包裝著原汁原味的極端主義意識形態。

當德國主流大眾將伊斯蘭極端主義關連到「恐怖主義」時，他們反批判西方社會才意圖消滅穆斯林文化，並套用同一概念，將德國當局所推動的「社會融合」指控作「同化恐怖主義」（Assimilationsterror）。更爭議的主張，也以對911事件的詮釋為經典模板，翻轉成「西方才是真正的恐怖主義者」，進而合理蓋達組織的暴力手段，「以911事件紀念因西方恐怖主義而犧牲的130萬穆斯林」。

據此，他們呼籲穆斯林族群反抗西方壓迫，與主流社會隔離，以維護伊斯蘭價值。同時也批判那些充分融入社會的同胞，指其被非伊斯蘭的西方思想所「毒害」，這些「有毒思想」包括了民主法治、自由社會、人權價值、多元主義等「西方價值」，並強調最傳統保守的神權政治系統，才是穆斯林同胞的「唯一出路」。

德國伊斯蘭學者哈特維希（Friedhelm Hartwig）在《時代週報》（Die Zeit）對網紅伊斯蘭極端主義的追蹤報導中指出：「伊斯蘭世代」（Generation Islam）、「伊斯蘭真相」（Realität Islam）、「穆斯林互動」（Muslim Interaktiv）等網紅極端主義組織，已掌握了德語網路上詮釋「伊斯蘭」的絕對話語權。如今，凡是想在網路上查找「伊斯蘭」這個關鍵字的年輕人，都已繞不開那些頻道了。

以色列與哈瑪斯開戰以來，這些組織不但參與發起挺巴示威，亦儼然成為替巴勒斯坦人發聲的代言人──挺巴示威的參與者並非全都是哈瑪斯或極端主義的支持者，不少人同情巴勒斯坦人的處境並譴責以色列的壓迫，同時也反對哈瑪斯的政治主張與攻擊手段。但在社群聲量與網路搜尋裡，德國社會卻總是被極端主義網紅的巨大聲量給淹沒，原本號召反戰的和平示威，亦時常被綁成極端組織集結的造勢大會。

10月17日，加薩一間醫院被砲彈擊中造成慘重傷亡，輿情大譁。當晚柏林新科恩區的太陽大道（Sonnenallee）聚集了大量群眾暴力示威，施放沖天炮、投擲石塊、焚燒物品，警方介入時爆發了嚴重衝突，警民皆有人受傷。同一晚，布蘭登堡門前也發生了示威者與警方及媒體記者的衝突。離此不遠處柏林城中區（Berlin-Mitte）的一條街上，有不明人士朝猶太教堂丟了兩顆汽油彈。

大約也就在10月中旬的這段期間內，建築前的街道上常能看到紀念納粹時期被驅逐的猶太人之「絆腳石」（Stolpersteine）的德國各大城市，陸續傳出多起民宅被塗上大衛星（Star of David）的事件，一如納粹德國辨別猶太住宅與商家那樣。柏林一名女性因恐懼被肉搜而報警處理，但後者卻已因近期各種事件焦頭爛額，只能建議她：自行清除。

此刻德國社會高漲的反猶氣氛，讓許多猶太裔不敢公開自己的身分。有些人將門前名牌蓋上以避免被從姓名辨識出猶太身分、有人叫車時改用假名、有人囑咐自己孩子不要在公開場合講希伯來語。德國猶太中央議會（Zentralrat der Juden）的調查統計：從10月7日至11月下旬，有80%的猶太裔感到恐懼，而有三分之一的猶太社團都遭受過如咒罵、侮辱等反猶行為的騷擾。

回顧從學校到街頭、從右翼到左翼、從日常俗民到極端意識形態，對政治現實不平等的反感、對系統性危機的不安、以及對主流建制的慍怒，在德國串連成了一道廣泛橫跨各政治族群光譜的、打破戰後數十年來禁忌的、公開的「結構性反猶」聲浪與暴力──這也是在加薩戰爭爆發之後，德國政府不斷表態強調「歷史責任」、且急於表現各種作為的直接理由。

德國官方所稱的「歷史責任」的意涵，用一句話來概括即所謂「不再重蹈覆轍」（Nie wieder）。其最表層的意義，是承諾不讓對猶太人的仇視與大屠殺再度發生，並且保證猶太人自此能免於恐懼，保證其所建立之國家──以色列──的生存權不受威脅挑戰。

然而此一承諾並不單純只是鑑於對猶太人與以色列的咎責與贖罪的道義。根據柏林自由大學（FU Berlin）全球史講座教授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於《時代週報》發表的論述：「不再重蹈覆轍」的歷史反省，與戰後歐洲整合的共識彼此密切相關。德國的自我批判是其重新融入歐洲社會的前提，而歐洲各國也在此一歷史反省的共識上得以捐棄反猶成見、捐棄與此成見密切相關的極端意識形態與民族本位主義，進而整合成共同體──如今的歐盟之所以發展成形，關鍵之一正是「不再重蹈覆轍」這個反省與和解的基礎共識。

換言之，「不再重蹈覆轍」的承諾意味著德國及歐盟各國，不再重蹈二戰前因遭遇政治經濟的系統性危機，而落入極端意識形態與民族狂熱之「結構性反猶」的覆轍、終而導致戰爭與屠殺的悲劇。

因此，「不再重蹈覆轍」不只是對猶太人的承諾，更是德國與歐洲國家自此堅持民主憲政、自由社會以及族群共存的自我承諾。

由於違反上述價值原則的極端與狂熱，在歐洲近代以來，屢屢以反猶主義的形式出現，並且實際危及聯邦德國的立國精神、甚至歐洲整合與和平的基礎──各國反猶主義重新抬頭的那一天，也就是各國重新陷入意識形態狂熱，並恢復彼此敵意對立的那一天──因此，保障猶太人與以色列的生存權，才會被德國官方論述稱做「國家旨趣」（Staatsräson）。

儘管德國的戰後承諾，並非等於對特定族群的「優待」或「力挺」。但雖然保障猶太族群免於恐懼殆無疑義，隨著歷史發展與國際情勢而引發德國輿論爭論的關鍵卻是：支持以色列的上限在哪裡？哪些範圍內的支持，才稱得上符合「不再重蹈覆轍」的國家旨趣？

不過德國當局近期急於作為，緊繃僵硬的姿態面對政治光譜上的各個族群間高度緊張的複雜糾葛，卻又總是左支右絀。有些行動與措施流於無濟於事的政治表態，有些甚至還惹出更多的爭議。

除了查禁上述組織，當局也對挺巴遊行採取措施：如若遊行直接危害公共安全與秩序，地方主管機關「得」指定規範甚或直接禁止、強制解散。根據統計，實際上約有四分之一的挺巴遊行據此遭禁。但這也並不意味著當局僅憑概括判斷就能禁止或解散示威，例如當局無權光憑遊行訴求是「挺巴」或「反以」就禁止之，而是要合理研判發起者所提供的資料與其過去紀錄等相關情資，預測是否可能實際危害公安秩序。

然而在實際執行的現場，卻頻繁發生灰色地帶執法過當的問題。例如在柏林新科恩的示威場景中，就有民眾因穿戴巴勒斯坦圍巾（kufiya）、拿著巴勒斯坦旗幟，就遭到員警推擠、壓制。另有一名在布蘭登堡門前和平示威的女子，員警驅離時指著她的圍巾：「示威被解散了，妳戴著這個，就得離開。」

談到圍巾和旗幟，就不得不提另一起爭議：柏林一所中學有學生帶巴勒斯坦旗到學校，與老師發生了爭執，結果該師出手搧了學生一巴掌，引發輿論大譁。隨後市府為了遏制校園內挺巴反猶相關氛圍引發的衝突，便授權校方在必要時「得」禁止學生穿戴巴勒斯坦圍巾與攜帶旗幟到校──在近年學生之間以穿戴巴勒斯坦圍巾為流行時尚的校園內，此舉無疑是提油救火。

類似上述的爭議，再加上有地方政府社會融合局的專員因轉貼批評以色列政府的言論而被迫辭職下台，檯面政治人物如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羅特（Michael Roth，社民黨籍）積極力挺以色列徹底摧毀哈瑪斯、並嚴厲指責意圖解釋哈瑪斯興起之背景脈絡都是「相對化／淡化」恐怖主義並羞辱了犧牲者，以及保守派最大在野黨基民盟主席梅茲（Friedrich Merz）主張爾後外國人要入籍德國都必須簽署支持以色列之生存權的聲明。

甚至還有部分（特別是保守傾向的）媒體社論開始扮演起檢查言行的「反猶警察」──連德國在聯合國大會針對加薩立即停火的呼籲進行投票時選擇棄權、沒有明確站在以色列這方，都被某些聲音質疑是「反猶主義作祟」。

凡此種種都加深了德國挺巴群眾與學生之間「德國政府與主流社會禁止批評以色列」、「禁止為巴勒斯坦人發聲」的感受，甚至「德國政客勾結以色列」之陰謀論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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