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一通自稱來自敘利亞的電話，讓班艾里（Saliha Ben Ali）措手不及。「妳的兒子死了，」對方說，班艾里來不及反應，但對方的口氣帶著喜氣，他強調：「妳兒子是光榮地死去！」道賀聲後，電話那頭只剩「嘟、嘟、嘟」的聲音。

在這通電話之前，班艾里其實做了許多努力，她回憶19歲次子失蹤那天的情景，「我早上醒來就覺得哪裡怪怪的，我衝去他的房間，果然，他已經不在了。」在同一個屋簷下生活的孩子突然消失，沒多久，她收到兒子的訊息，說自己到了敘利亞，加入ISIS。

「回來！你說你愛我，可是你做的正是相反的事！」班艾里給我看當時她跟兒子的對話紀錄，「不用再叫我回去，我是不可能回去的。以後妳不用再聯絡我，我們這裡是有紀律的，」他對母親聲稱，自己有食物、有住處，還找到希望。

「你如果死了，就什麼希望都沒有了！」「那些人跟你談希望，他們在戰場上面跟你談希望？！」文字寫著：「你正在摧毀我！」

無效的溝通讓班艾里心痛，但隨後的死訊是真正的絕望，那通電話除了帶來心碎，也讓班艾里迅速成為社會公敵，夫妻倆被指控教育失敗、造成國家安全威脅。比利時政府修法，將投奔ISIS列為罪犯，班艾里因為沒有兒子的屍體，無法證明他已死亡，當法庭宣判5年監禁，因為「當事人」無法服刑，她還必須繳交18,000歐元罰金（約新台幣65萬元）。

「那時候，沒有任何人能夠幫我，」她回憶。最終，是班艾里20年的社工經驗讓自己找到站起來的動力。「我必須找到答案。」同住的兒子，如何決定、如何一步步走向聖戰士之途？「這是我的『聖戰』，這才是真正的聖戰。」她從兒子死後開始回溯事情發生的過程與可能原因，她想知道，兒子是怎麼被一路帶去敘利亞的？

班艾里告訴我，起點是社交網站。「就像是釣魚一樣⋯⋯他們（ISIS）有自己的程式，根據你的興趣、按讚的貼文、追蹤的粉絲頁，找到他們的『人選』。」

一開始，是Facebook上的接觸、加入私密社團，接著從在網路上對相關貼文的反應，進一步判斷怎麼開始建立關係，確定好後，便透過加好友、一對一私訊，取得完全的信任。一旦建立信任，便能提出成為聖戰士的選項，甚至透過網路安排與人在敘利亞的聖戰士對話、從Instagram上看他們的生活。像是買房子、註冊學校一樣，確認完所有的細節後，接著便是啟程，透過WhatsApp提供指引，搭配由ISIS提供的電子機票，班艾里19歲的兒子，就能不靠母親協助，隻身前往敘利亞，投入他決心奉獻的聖戰戰場。

「你們都以為，他們加入ISIS是去殺人的，」班艾里說，「你們沒看見的是，ISIS的宣傳物裡面，有97％是跑車、老婆、工作、錢，以及一群跟你稱兄道弟的人，我的小孩看著那些東西，他覺得即使去那裡會死，也至少證明自己活過了。」班艾里強調，ISIS抓準這些穆斯林青年的心態，以網路上的內容，給他們兄弟情誼、尊嚴、認同的生活想像，只有3％，是呼籲聖戰的血腥內容，ISIS知道，暴力是會嚇跑人的。

一切發生得很快，她19歲的兒子從網路上看見了ISIS關於伊斯蘭教義、召喚聖戰的影片，這些經過剪接、誇大、誤用的資訊，變成煽動仇恨的引信，加深他對西方世界的憎恨。他開始有了不一樣的舉動，密集前往之前從沒去過的清真寺、不再聽西方音樂，變得易怒、憤世嫉俗，「他開始問我關於伊斯蘭傳統教義的事情，然後對比利時的一切感到不滿，」班艾里回憶。 除了釣餌餵得不著痕跡，另個關鍵，是身為穆斯林在比利時成長過程中累積的恨，讓班艾里的兒子願意上鉤。

身為移民第二代，班艾里從小對未來抱持著希望，小時候的她志願是當飛行員，爸爸跟她說，「這世界沒什麼不可能，天空有多高妳的夢就能多大。」爸爸做為移工靠著雙手掙來了全家穩定的生活，「但我的小孩，他們成長在恐攻、經濟停滯的時代，又遇上了難民潮，」整個社會對穆斯林的敵意不斷攀升，「他們覺得當穆斯林跟殘障一樣，做自己是『不對』（指不被社會認可）的。」

班艾里回憶某次家庭出遊，小孩子們因為肚子餓哭了，她急忙帶著三個小孩到附近的餐館吃飯，但老闆看見一身穆斯林婦女裝扮的她，第一句話便是「我們沒有位置給你們坐」，但當時餐廳內空無一人。「我兒子那時就說，『媽媽，妳必須做些什麼！』但我什麼都沒做，我不想惹麻煩。」

生活中的不滿、無奈，變成了ISIS宣傳可用的素材，每個月上千波宣傳灑向螢幕另一端的數億群眾，尋找共鳴。正值自我認同發展階段的青年，一旦按了讚，可能就走進了運算法打造出的「舒適圈」，進一步啟動極端化的過程。

德國極端與去極端化研究中心（GIRDS；the German Institute on Radicalization and De-Radicalization Studies）主任科勒（Daniel Koehler）告訴我，人要走上極端化，主要有兩大關鍵。首先是對於身處的社會感到失望，或認為自己不被認同，這可能包括種族歧視的經驗、被霸凌、家庭裡的爭執、缺乏教育或工作機會等。極端化的另一關鍵，便是人格特質中的積極性，包括對正義、榮譽感、自由、卓越的尋求，或想幫助貧窮、弱勢等，試圖讓社會變得更好的意念。每個走上極端化的人，其背後成因，都是由以上不同因素以不同比重組合而成。班艾里的兒子就是個例子。

在家裡無法自由對話，在學校得到差一階的教育並感受到自我所屬族群的弱勢，正處於自我探索、發展自我認同，需要陪伴與領導的青少年，很容易轉往積極向他們伸手的極端主義團體尋求溫暖。

班艾里成立非營利組織「反暴力極端主義」（SAVE Belgium；Society Against Violent Extremism），試圖回應這些問題。她與學校、父母、政府合作，幫助那些與她兒子同樣的青年，以及與自己一樣痛苦的父母。開始走訪學校後，她發現問題比她所想的更嚴重，課堂上老師們不敢談極端化、不方便解釋ISIS，許多學校主動邀請班艾里，就是要避免由自己來談這些問題。於是她先是出版教材，共有10章內容的教科書，用10堂課程訓練教師、父母，內容包括與青少年溝通、伊斯蘭教義、獨立思考、認識極端主義、瞭解ISIS、認識網路工具等。接著，她每個月與其他聖戰士的父母碰面，支持、輔導、提供法律服務，特別是那些與她境遇相同──沒有死亡證據卻得面對國家控訴的聖戰士父母。

2015年，成立的第一年，已有33間學校邀請SAVE Belgium入校上課、提供教師訓練。當ISIS的釣餌跟著社交網站伸向全球，她的足跡也走過阿富汗、孟加拉、加拿大、黎巴嫩、美國。一次又一次的恐攻，讓社交網站上對穆斯林背景人口有更多的歧視與標籤，也產生出更多絕望的青年，2015年，一個月最多有來自80個國家、上千人加入ISIS，持續成為聖戰士，SAVE Belgium收到的邀請和求助也跟著攀升。

從當時的罪人，到逐漸受到主流認可的援手，班艾里的日子並非從此平順，負責招募聖戰士、經營極端伊斯蘭社群的恐怖分子同夥，幾次向她提出威脅。我問班艾里，在傷痛與威脅之中，是什麼讓她堅持，在這個歐洲人口比例中最多聖戰士、街上就曾被發現炸彈的比利時社區繼續工作？

「是希望，當然是因為看見希望啊，」她淡然地說，當人們稱她堅強，她說她只是提醒每一個人，把每一個孩子當作自己的孩子。

每個人都是解方的一部分，她說，「我們都必須有同理心，要想，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發生在我孩子身上的事，也可能發生在你的孩子身上。我們必須共同誠實地面對這些問題，是這個社會改變了這些孩子，包括警察、社會機制、學校裡的歧視等等，你如果把這些問題全都藏起來避而不談，不給弱勢任何支持，就等於把這個社會的弱點暴露在那裡，留給像ISIS這樣的極端團體趁隙而入了。」

莫倫比克（Molenbeek）原來有座創業中心，名為MolenGeek。梳著油頭的歐薩里（Ibrahim Ouassari），是創立創業中心的大哥，也是當地的傳奇人物，13歲開始接觸電腦，16歲決定休學，開始工作，他買電腦自學，3個月後開始架網站，18歲時創業，21歲開始開資訊顧問公司，至今已經創立4家公司。在這個以開貨車、賣毒品、恐怖主義聞名的社區，歐薩里不是一般人會預期見到的人物。他熟練地帶我參觀2016年3月開張的創業育成中心和裡頭的青年們，他們的身分從高中生到社會人士都有，他們學寫code、擬創業企劃書。每個週末創業中心都辦活動，包括YouTube舉辦的工作坊、黑客松，甚至有給10歲小孩上的數位課程。

「你們台灣人剛來過，他說：『其實我們很像』。」歐薩里說出了一句令人意外的話，原來，台灣的社會企業家剛剛來訪，發現這個社區與都市間的差別：貧富差距、教育品質低落、失業率高、毒品，其實跟台灣某些聚落、都市邊緣的社區、山區地帶相似。

2015年8月，歐薩里在自己的家鄉莫倫比克辦了一場活動，想知道有多少人對創業有興趣，那一次反應不錯，隔年一月他又辦了一場，介紹創業是什麼，網路給了什麼機會。他看著年輕人臉上的表情，他想，自己好像找到了家鄉需要的東西。「這裡的年輕人心裡都有一座牢籠（ghetto），上學之後會明顯地感受到這個社會對自己的歧視，那種環境之下，是很難叫人對未來有信心的，」他說，「每個人都說你辦不到，最後連你自己都這麼相信了。」他屬於「讀書無用」派，因為他看著同樣出身1080（莫倫比克郵遞區號）的其他人，讀到了碩士、博士，還是因為出生地找不到工作。「創業的話，我就不用接受你們的遊戲規則了吧？」他尤其為女性打抱不平，兼具穆斯林、莫倫比克、女生三種身分，是就業市場裡弱勢中的弱勢。

在恐怖攻擊密集發生前，他就開始在莫倫比克推廣創業，後來遇上恐攻，莫倫比克一夕之間成為世界焦點：一方面是社區集體翻黑，另一方面，企業、政府為了搶目光，紛紛贊助二手傢俱、電腦、資金。我們到訪時，Google、Samsung已表明支持意願。歐薩里想把握機會，讓莫倫比克青年擁有不一樣的成長典範。

我們到訪時，有10名左右的年輕人坐在不同的房間裡，有的在開發App，有的在電腦螢幕上學寫程式，有的拿著VR設備，不知道在開發什麼樣的新遊戲。於是，我的筆記本上出現了其他記者在這裡沒記下的故事：一個一個年輕人的夢想。

歐薩里在所有年輕人介紹完自己之後，告訴我，他的壓力其實很大，因為恐怖攻擊後，太多人盯著莫倫比克，他知道政治人物、企業此時把手伸進來，無非是為了求得關注、建立關心弱勢的形象，他沒有選擇，也只能把握機會利用資源，重新說一個新的「莫倫比克故事」。他的努力在2018年2月讓MolenGeek登上《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新的莫倫比克故事出現在西方媒體之上，超過600人參與MolenGeek課程、黑客松等活動，2017年完成第一屆程式開發教育的16人，只有兩人尚未就業。

比起創業顧問，歐薩里其實更像當地年輕人的教練。「我想讓他們在進入社會前準備好自己，我問他們要做什麼、想學什麼、目標是什麼，最終是要讓他們去想，他們到底相不相信自己做得到？到底認為自己是誰？願意為什麼樣的未來努力？」「到後來我發現，整個莫倫比克該問的問題是，我們為什麼不真的認同自己？」歐薩里說。

沃亨帶我走過混亂的「準劇場」，向倉庫的二樓走去，演員跟導演們正在裡頭排練。他們都是沃亨的學生，演員演出的故事，都是自己遇上歧視的生活細節，例如非裔青年在街上賣DVD，最後卻被警察偷走光碟，例如包著頭巾的伊斯蘭女性去面試，考官卻把她當作清潔女工，告訴她走錯路了，他們把這些故事都改編成喜劇。其中一個演員，還在之前的演出請來真實生活裡對她說出歧視言論的男性，表演後，做為觀眾的他，向演員道歉，透過舞台的情境、透過戲劇的同理，他理解了女性的感受。

這是沃亨的點子，他認為劇場是青年最需要的地方，不分種族、不分文化，青年們總是需要個地方述說他們的生命故事。在劇場裡開設工作坊，沃亨要他們用自己的「語言」把內心話說出來，接著把這些改編成劇場的素材，成為共創的一部分，而後透過展演，讓他們建立自信、建立認同。

從2002年開始，沃亨就為社會中的弱勢青年開設建立自信的肢體課，但他愈做愈發現光是肢體課遠遠不夠，愈覺得自己應該做更多，於是從協助學生成立劇團開始，一路到在莫倫比克建立社區劇場。

「整個社區都失去自信了，不敢表現自己的自我認同，不敢講自己的想法。在不同的環節上，他們都失去了自己，在社會、學校、運動場、家庭中總覺得怪。」「就像一隻腳太短的人，連好好地走路都非常辛苦。」青年在生活中不斷地「被拒絕」，「他們就這樣一步一步被推向失敗者的角落；在失效的系統裡，他們得自己找到機會。」

41歲的他，稱自己是幸運的，出生於大家庭、文盲的父親屬勞工階級，但沃亨從小數學特別好、在校成績優異，從16、17歲就開始在莫倫比克的社福機構當數學小老師，「小時候覺得嘻哈很帥，那時就被吸引了，在街上交了很多好朋友，」他回憶，其中一個朋友後來去劇場發展，開啟沃亨與劇場的連結，沒想到，後來他成為第一個出現在電視上的莫倫比克人。

跟自己的童年相比，沃亨認為，現在的莫倫比克需要在不同世代、社區內外、不同社會階級間，創造更多人與人間多元、開放的連結，而劇場就是能向內建立自我認同、向外建立連結的場域。

沃亨強調，對弱勢社群的青年來說，改變自我認知的過程必須從內向外，「對他們來說，改變對自己的認知最難但也最重要。」他要青年們從想像開始，重新看見自己真正的想望。他辦寫作比賽，讓青少年開始懂得表達、思考，琢磨腦中平常不曾注意到的念頭，看到彼此的生活經驗後，讓他們知道自己不孤單，知道情緒與感覺是正常、被允許的。

有時，青少年有機會把自己的故事慢慢發展成劇本，或是成為上台展演的小作品，在寫台詞、設計場景的過程裡，青少年必須繼續追問自己真正想表達的是什麼，要怎麼說。在思考如何讓台下的民眾聽懂自己想傳遞的訊息的同時，等於也練習了換位思考。

「你說的那些聖戰士，我在這個社區工作20年，沒有認識任何人到敘利亞加入他們（指ISIS），我無法理解他們的真實想法到底是什麼，他們的父母也沒辦法，對我來說解方很簡單，他們需要一個地方，能好好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沃亨的想法，在現實社會中恐怕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才能實現，在那之前，他的表演課、他開設的舞台，會為這些聲音留一個訴說的空間，也為嘗試同理的他者在莫倫比克裡保留一席位置。被同溫層隔開的人們，包括把莫倫比克當作恐怖分子溫床的人們，以及活在自我否定牢籠中的穆斯林青年們，也因此有機會在社交網站之外相見。

從1980年代開始，布魯塞爾區族群融合中心（Regional Integration Centre）的執行長雷蒙（Johan Lemen），就對比利時政府提出警告，因為歧視、族群融合的失敗、經濟和教育條件等差異，牆，正在把移民群體關進另一個結界裡。從1980年代提出建言，1990年代末，他以魯汶大學社會與文化人類學系教授身分，成為比利時史上第一次推出族群融合政策的推手之一。專研移民融合政策、人口販賣的雷蒙，至今仍守在莫倫比克裡。

一開始，青年之家靠著發送肥皂、雞蛋，以及建立自己的小型動物園、放映影片，讓移民家庭中的孩子，能在父母上工、為戰後布魯塞爾的重建忙碌時，有個安身之地。青年之家的規模慢慢擴大，附設的動物園甚至還養了獅子。愈來愈多不同族群的人在青年之家碰頭、相處、相互瞭解，而青年之家也對移工們提供教育上的協助，試圖讓不同文化的族群在布魯賽爾和平相處。同時，也幫移民家庭建立在這個社會裡生活所需要的共識，理解歐洲城市的生活規範、當地法律等等。

「很可惜的是，1970年代末，販毒等快速賺錢的方法，在社區裡漸漸普遍。」雷蒙解釋，與青年有關的新社會問題挑戰了Foyer的角色，他在1980年代加入後，決定青年之家必須做更多、更系統化地處理移民社群融入社會所碰上的困難，於是他們推出女性之家，以應對穆斯林12歲後不習慣與異性接觸的文化，同時把預防犯罪、針對輟學生的補救計畫等獨立出來，把各項服務專業化。

相對於Foyer在社區裡反應的快速與彈性，比利時政府直到1980年代末，才決定研擬全國性的社會融合政策。雷蒙是當時撰寫政策建議的顧問之一，直接對總理負責。

但既然從1980年代就開始談社會融合，1990年代政策上路，如今，人們卻以「恐怖分子溫床」看待莫倫比克，這是不是代表20年來的努力，是一場失敗？

做為當初的政策顧問、比利時重要學者，及社區裡第一線與群眾互動的工作者，雷蒙誠實地回答，在他眼中比利時的融合至少有兩個地方失敗了。

首先，是關於這些新居民的認同問題。「當他們談論土耳其總統的時候，很多都用『我的總統說⋯⋯』開頭，因為伊斯蘭的關係，他們很多人的認同、對國家的忠誠，都不是對比利時，」雷蒙解釋，穆斯林的忠誠來自信仰，這些來自他國的傳教者、宗教社群進到歐洲後，未能或不願在地化，成為許多歐洲國家社會和諧的共同挑戰。

第二個社會融合的失敗，來自於教育。在莫倫比克，大部分移民的第一代以勞工身分來到布魯塞爾，但如今城市經濟的樣貌已從一級產業轉向以知識產業為主，移民下一代和他們接受的教育、學校的教程，沒辦法跟上新的產業需求，這導致整個社區的社會階級因為經濟因素無法上升，也讓移民的二代、三代只能靠著低階工作，甚至販毒、偷車等方式為生。長期來說，整個社區與上一代相比，看不見希望。

「我不會說莫倫比克是一座ghetto（族裔聚集區），不是的，它是一座『心理上的ghetto』。」雷蒙說。因為在外界找不到自信，於是社區的人從傳統信仰中尋找社會成就，「外面」的世界再現實、再殘酷、再看不起我，至少，我還是個「好穆斯林」。

曾住在莫倫比克10年的荷蘭攝影師、紀錄片導演沃頓（Teun Voeten），對此感受深刻，他在2015年11月發表〈莫倫比克傷透了我的心〉一文，我因此採訪了他。

「10年來極端主義在這裡快速發展，氣氛變化很大，我慢慢變成社區裡的極少數，住在這裡的人心態也愈來愈封閉，」沃頓認為，與善於經商的土耳其人不同，許多摩洛哥家庭不注重教育，當全球化影響產業轉型、經濟發展時，他們很容易落到社會底層，但他們不選擇面對問題，反而以邊緣化的受害者自居，以此迴避問題，保守的伊斯蘭教派，成為他們取得社會成就的出口。

還有一個原因，他開始看見極右派也進入社區，無人聞問、貧窮、失去自信、迷失的社會底層分子集中於此，極端團體像是狩獵般在此招收成員，白人主義至上者、極端伊斯蘭教派、伊斯蘭國等不同組織在此耕耘，揮舞著認同大旗，結合雲端上的社群操作和實體活動，沃頓以「一場社會底層的內戰」形容。

當他試圖以投書〈莫倫比克傷透了我的心〉帶起討論，人們稱他為種族主義者、歧視、白人至上者，直到後來發生恐攻，人們才承認莫倫比克的問題。「如果一開始我們就有公開的討論，很多事情說不定都有解決的辦法，」沃頓嘆道。

於是，在莫倫比克最需要與社會對話的時候，所有人都戴上了有色眼鏡，看不到莫倫比克的原色。Foyer連續辦了22年的馬拉松，用意是鼓勵人們走進莫倫比克，但在當年，明明是大晴天，卻有一半的人缺席，許多人打電話說，「那裡太危險了！不能去！」

還有機會逆轉嗎？在莫倫比克看著一切下沉的雷蒙，點出一切的根本，比利時政府必須要有政治意志解決這個問題，意指在各項政治利益的算計中，把族群融合視為優先。法語區、荷語區各自的政黨，必須走出政爭、搶奪資源的格局，把資源投入弱勢的移民社群。

有了政治意志，解方可從下面三個面向下手。

首先是宗教，伊斯蘭教在歐洲的教義解釋、傳教，必須要在地化，而不是由保守教派解釋教義，並凌駕於當地的社會規範甚至法律，伊斯蘭教的教育必須改革，否則投奔敘利亞的行為會持續發生。其次是教育與就業系統方面，必須要為移民社區出身的孩子創造希望，讓階級流動變成可能，這是打破心理結界的關鍵。

最後，是要讓弱勢族群懂得如何帶著獨立思考使用網路。雷蒙告訴我，他們剛拿到企業家的資金支持，要開發出一套網路媒體識讀教材，教孩子辨認ISIS發布的不實資訊。

「數位世界對年輕人來說就是他們的真實世界……世界觀、對事情的認知其實都是被培養出來的，現在是網路在灌輸我們認知世界的方式，」雷蒙說，這是一個很大膽、很麻煩的嘗試，但他們沒有選擇。 而這個選擇，讓青年之家在2019年登上《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老先生口中大膽、麻煩的嘗試，成為各國抵抗不實資訊的參考教材。

社交網站上的不實資訊、極端組織，對社會融合政策專家雷蒙來說是危害青少年的毒藥，而對擁有35年國際情報工作經驗的國安專家來說，這是炸藥；莫倫比克代表的，不只是一座社區、一個國家融合政策的問題，而是全球化之下各地都得面對的地雷。

「這是歐洲5、60年來最大的威脅，」同樣身在布魯塞爾，歐洲戰略情報安全中心（European Strategic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Center in Brussels）執行長莫尼克（Claude Moniquet）如此形容極端主義搭著社交網站和通訊軟體在歐洲布下的網絡，「在ISIS後，還會有別人想用網路來做些什麼，網路跟年輕人之間的關係，跟上一代不一樣，你就是得想辦法保護他們。網路是能創造出孤狼的，（就算實體距離遙遠）ISIS也可以用網路一直在（歐洲）孤狼的心裡存活下去。」

而他口中的危險，不只是聖戰士發動的攻擊，而是從暴力攻擊開始啟動的負面循環。全球化、移民潮、難民危機這三大趨勢，正在讓歐洲社會的潛在衝突逐漸浮現，先是歐洲內部面對的高齡化、人口下降、產業轉型與生產線外移等經濟挑戰，讓歐洲民眾對未來感到不安；同時，歐洲移民的人口比例已攀升至二戰後最高；再加上中東、非洲地區的戰亂，讓難民人數大增，然而難民申請卻不見盡頭，光是在比利時，官方每天收到關於移民的抱怨是以百千計算的。

莫尼克告訴我，利用不斷進化的網路工具，極端主義在升溫的歐洲點火，從2000年就開始了。當時，蓋達組織開始把網路當作宣傳工具，光是2002年到2007年，歐洲國安單位就關掉幾百個恐怖組織建立的網站。但社交網站興起，國安單位根本就刪不完，加上ISIS創造出來的招募方式，讓各國國安單位都頭疼。2015年開始，點對點的加密傳訊軟體出現，並慢慢取代「公開可見」的社交網站內容，國安單位們監控的成本迅速上升，不再能輕易地大規模監控。「過去他們（極端組織）要極端化一個人，需要花到5年，現在1、2年就夠了，」莫尼克作結。

加溫情緒遇上點火者的持續進化，處處可見的「莫倫比克」，成為散落各地的油庫，莫尼克認為最具危險性的爆炸，是在如恐攻事件發生後，極右派趁隙而入，主動發掘對未來感到絕望的民眾， 抓著排外的人、對現況不滿的人，順著社群網路灌溉憤怒和認同，讓他們相信「要行動才能證明自己活著」，吸收他們壯大政治資本，形成極端伊斯蘭與極端右派共生的結構。他警告，萬一民粹政治人物藉著炒作不安情緒而在歐盟中掌有高位，最終，歐洲國家彼此間會成為敵人，推崇多元價值的歐盟可能不再。「這會創造出一場運動，極右派的會喊著趕走、殺掉穆斯林，歐洲的極端分子（不分意識形態），會至少再多個3、4倍。」這是他口中歐洲二戰至今最大的威脅。

會走到這一步，他說，是「歐洲睡著了」，如同比利時對於莫倫比克問題的忽視，許多歐洲國家「忘記和平不是世界的常態」，莫尼克在2012年與歐盟官員會面時，就提出聖戰士可能帶來的風險，但被徹底忽略，直到巴黎出現恐攻，官員們才開始把聖戰士當一回事。

《極端主義》（Extremism）一書的作者，也是歐盟專研暴力網路政治極端主義智庫VOX-Pol研究員的伯格（J. M. Berger），長年鑽研線上極端化和極端主義的發展，他的研究也支持莫尼克所說的兩股極端勢力（極端伊斯蘭、極右派）的「共生」和沃頓口中的「社會底層的內戰」。

伯格以溝通的競賽場形容社交網站，各種論述、意識形態在平台上競逐使用者的注意力，試著找到追隨者，於是也成為一場大規模的競賽。

「當你打開了一個新的溝通場域，就創造了一種新的傳染媒介，」他解釋，兩個陣營的相似之處，都是用社交網站的特性，讓極端言論更容易被更多人看見，同時，他們都以末日論的訊息說服追隨者加入行動，加速「無法避免的終戰」；兩者皆呼喚孤立、對意識形態渴求、在生活中經歷困難的年輕男子，參與大規模攻擊，讓他們彷彿找到了歸屬和生命的意義。對ISIS、白人主義分子來說，社交網站是啟動循環的地方，每一次的攻擊，都增加了極端化及反社會意識形態的力道，成為下一次暴力攻擊的序曲。伯格在2015年就說過，「伊斯蘭國是第一個用社交網站來放大聲量的極端組織，但它不會是最後一個。」

事實上，在2016年，當ISIS因為恐怖攻擊大量遭到平台管制內容、刪除帳號，同樣以散布不實資訊、鼓吹暴力、宣揚歧視的白人至上主義者，卻因為不被掌權者歸類為「恐怖主義」，在聲量上從社交網站上的後進者，成為超越ISIS的贏家。

和平需要付出代價，使用社交網站，人們需要對其運作有更多的理解，這是2016年至今，各國總算學會的一課。對生活處境的不滿與社交網站上極端訊息的相互加乘，在同溫層效應之下，打造出的「認知結界」，被困住的不只是布魯塞爾的移民社群，魚池裡的魚也不只是穆斯林青年，在往後幾年，我們看到類似的情況在不同國家、文化、膚色的群體上作用著。只是我們必須記得，莫倫比克的故事不只是提醒我們星星之火如何燎原，更是提醒我們，因為膚色、宗教或各種不同身分認同元素而成為少數的群體，在偏見、媒體的嗜血之下，如何「被沉默」，我們或許不知不覺中都成為了築牆者，強化結界，助長了極端主義的崛起。

註：本文書摘經春山出版授權，為閱讀需要，部分擷取內容有些許調整。

《真相製造：從聖戰士媽媽、極權政府、網軍教練、境外勢力、打假部隊、內容農場主人到政府小編》，春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