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晚上回房間，都靠它『回到』敘利亞。」伊雅德3年前流亡德國成為難民，我們一起坐在柏林的咖啡店，他滑開手機，給我看他與家鄉的連結。半工半讀的伊雅德，每天臨睡前必定查看阿布杜拉的Facebook。

「有一次我聽到化學武器攻擊的事情，我打開敘利亞的媒體，只有總統探望老者的新聞，空襲呢？屍體呢？真相呢？」敘利亞內戰7年，即使各方估算的戰爭死亡人數，從40萬起跳，而敘利亞官媒上，兇手卻只有恐怖份子。

於是敘利亞人常常提到阿布杜拉，不管是空襲的新聞，叛軍或是極端組織的專訪，還有敘利亞革命下的女權運動、兒童教育、百姓的各種掙扎等。冒著生命危險深入其他人到不了的地方，提供平民觀點，揭露世界看不見的公民力量，讓他獲得2016年無國界記者組織的年度記者獎。從此「輪椅上的記者」之名，廣為流傳。

記者之名背後的他，其實是名護士。

革命開始時阿布杜拉24歲，剛從護理學校畢業，成為講師，革命開始出現傷亡，他成為第一線的救難人員。一場場空襲、一次次磚瓦裡的奔波，他想自己的努力搶救，真的能停止人們一直死亡、停止家的崩壞嗎？「我那時候一直問自己，做什麼事，才是國家真正需要的『急救』？」阿布杜拉說。

讓發生在敍利亞的空襲被知道，是他試圖「止血」的藥方。

他發現，每天飛過的俄羅斯戰機，怎麼從來沒出現在媒體上？國際媒體被禁止進入敘利亞，加上敍利亞總統阿薩德掌握所有官媒，輪番轟炸之下革命軍節節敗退，他想讓現場傳出去，也想向世界求援，於是他開始記錄每場空襲、搶救，試圖用網路上的曝光，找來外援，祈禱能停止轟炸。

「在他們眼中，光是說出事實，你就是在挑戰他們，」6年之後，30歲的記者阿布杜拉，不只多了數萬名閱聽眾，也有了眾多的「敵人」，包括伊朗、俄羅斯、庫德族PKK部隊、ISIS、蓋達、阿薩德和伊斯蘭極端組織等。

用自媒體記錄內戰、實踐革命，他並不孤獨，6年內戰裡，村落女性到海外商人，一個個前仆後繼跟著這個腳步。根據敘利亞媒體革命聯盟（Syrian Media Action Revolution Team ,SMART）統計，革命後3年之間，境內冒出500份刊物、20家廣播電台、298份地區或全國性報紙。革命前，敘利亞只有一家國營電視台、廣播、3家報紙。 阿布杜拉是幸運的，雨後春筍冒出的芽，大都被極權政府像打地鼠般拔掉。漫畫家Ali Ferzat用嘲諷式的政治漫畫，畫出阿薩德的貪污，結局是兩手碎掉的骨頭。歌手 Ibrahim Qashoush用網路發表作品，成為革命之歌，流過街道鼓動起義，卻也把自己成為河中，一具喉部割開、聲帶外露，緩緩飄流的屍體。

根據人權組織Violation Document Center統計，光是2011年，人民上街革命的第一年，阿薩德政府軍及軍閥就殺死307位新聞工作者。2017年，全球媒體自由指數調查，敘利亞在180個國家中、排名177。

「我的枕頭下，一直都放著一把槍，」阿布杜拉說，雖還活著，但每一天都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

先是阿薩德政權要他們跟隨官媒說法，以「極端伊斯蘭武裝起義破壞國家穩定」的論調報導；接著是2013年伊朗也介入要脅。原來，阿布杜拉拍攝的影片中，竟出現了伊朗的盟友、真主黨指揮官的屍體。「他們先是要求我刪除，後來說要給我100萬美金，換檔案。不然就是分屍。」

伊朗與俄羅斯的介入，正是阿薩德在2年挫敗後逆轉劣勢的關鍵，他們的空中戰機確保了叛軍勢力的崩毀，而伊朗帶來的戰士們則救援了軍隊紛紛叛變的阿薩德。兩股力量，讓當時仍保有自主性的敘利亞自由軍從此成為劣勢，得不到歐巴馬政府的支援，他們轉向極端勢力。

阿布杜拉拍到的真主黨指揮官，成為關鍵證據。

阿布杜拉不肯配合的情況下，讓逃亡黎巴嫩的阿布杜拉父親，竟被真主黨綁架、凌虐、棍棒痛毆。阿布杜拉只能向西方國家求援，被釋放的家人奔逃土耳其，沒想到，再遭到暗殺。從此阿布杜拉採用化名，並拒絕任何關於家人現況的提問。

ISIS也向他招手。

「6次受傷，3次被刺殺，」阿布杜拉為自己的工作總結，「以及失去了2位攝影師。」

敏感的他，在電話那一頭沒有忍住，悲傷跟思念塞滿頻寬，柏林這頭的我們不敢吸一口氣。他道了歉，告訴我們，兩張攝影師的照片，就放在他的床頭，他常常坐在現在跟我們通電話的位置上，對著照片說話，一不小心，有時候講上一、兩個小時。

兩張照片，兩次立誓，阿布杜拉試著回憶其中一段。 2016年，就在他與攝影師住的公寓，一個暗殺炸彈讓兩人陷入重傷，被送至土耳其急救。阿布杜拉腿部骨折，攝影師Issa重度昏迷，必須再次起飛，送往德國搶救。但在抵達機場之前，他就宣告不治。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們一起開始當記者，一起受訓，一起生活，一起決定堅持下去。」阿布杜拉陷入長達一個月的憂鬱，不敢再碰攝影機的鏡頭，但還有空襲的聲音，房裡還有寫著PRESS的防彈背心，日夜以淚度過。「我喝水、吃飯、開車，都看到他。」陷入嚴重憂鬱的阿布杜拉，直到Issa的媽媽探望，他立誓要為夥伴繼續下去，才又坐著輪椅復出，帶著誓言回到現場。

沒想到，第二個夥伴，又在採訪途中身亡。

阿布杜拉說，「我跟他發過最大的一次脾氣，是一次採訪時，他粗心讓頭部受傷，我承受不住又要失去夥伴的壓力，我警告他如果跟著我採訪的路上，他再讓自己受傷，我就立刻跳樓，結束這一切。」傷口再次被撕開，沒想到同伴的回答比他更堅定，「他跟我說，我們來立誓吧，不管誰先走，都要繼續下去。」

「真的值得嗎？」我問他。

從護理科系的老師成為記者，內戰中的他不只是6次受傷、3次刺殺、2次絕別，4年前，他的未婚妻跟著全家流亡出逃，女方爸爸不幸喪生，在爸爸屍體前女兒立誓，不會冒險回到國內。阿布杜拉的選擇則是拒絕離開，兩人至今沒再相見，只能解除婚約。

「我能夠停下來嗎？」他反問我。「任何有腦袋的人，都知道自己必須做一些事，」阿布杜拉形容，他眼中是荒漠中冒出的新草原。

每天， 他在7個城鎮的地下室裡，為1、200人上課，包括剪片、寫稿、媒體識讀、歷史，上課的男女老少都有，以10到20人為一單位，分時段，偷偷進入地下。

希望正在長成，他捨不得放下。他認為經過6年，民眾已經看清，不管是阿薩德、美國、沙烏地阿拉伯，或帶著伊斯蘭之名的各個組織，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要他們拿槍，或是要他們守規矩。革命中的「新媒體運動」就像一名照妖鏡，各方勢力舉的旗子再偉大，最終都走上反言論自由、反公民權力，「只能靠自己，」6年之後，老百姓了然於心。

任職於德國非營利組織Media in Cooperation and Transition ，也曾是廣播電台主持人的敘利亞難民Majid觀察，新媒體浪潮的出現，雖然後期成為各方蠱惑人心、搶話語權的場域，但仍是這場革命的關鍵。

第一，各種新媒體打破了集權統治半世紀後，敘利亞「沈默之國」的文化。第二，革命前兩年，平民與阿薩德政權的對抗，是靠著新媒體才能彼此組織，鼓勵公民團體繼續堅持，同時也讓民眾和國際確信，這是一場由平民自發的跨族群抗爭。第三，在革命後期各方勢力介入、敵我難以分辨之時，言論自由的底線，才是成為定義真正革命力量的指標。

正在培養新一代公民記者的阿布杜拉，談起現階段在敘利亞當記者，他認為，「當記者是在寫歷史，你可能會死，但留下的報導是讓這個國家能夠往前的根本。」阿布杜拉說的，是過去6年，各區域的地方報紙、網路影像，協作了一部多元觀點，讓敍利亞走下去的動力。在過去極權的敘利亞，異議的聲音不可能被聽見，更別說分辨是非黑白、公共議題的討論等。

但現在，「從那些（報導）內容，我們能自己判別，誰操弄仇恨、外國勢力為什麼不代表希望，為什麼極端伊斯蘭是危險的⋯⋯我們試著想像未來的敘利亞應該具備什麼，我們能扮演什麼角色。」阿布杜拉說。

「我們是在做一件阿薩德辦不到的事，建立一個健康的社會，」阿布杜拉諷刺著阿薩德2000年上任時給的承諾，「敘利亞人也要有人權，不分膚色、宗教、家庭背景，都被視為人，沒有歧視。」

像是突然解放一樣，內戰的混亂、外部的資源，加上尋求公民社會的渴望，青年們，尤其是女性，一開始不敢到課堂上上課，像阿布杜拉的7個教室曾被縱火、被關閉；但漸漸地，有人提供較安全的地下室，甚至在上課時提供保姆服務，讓媽媽也能前來。

「男人都死了，女人知道要擔起責任，而國家都變成這樣了，靠自己的頭腦看清未來，別再盲目相信以宗教為名、以國家利益為名的政治人物，這些，大家都知道了。」

地底下的覺醒，是阿布杜拉願意付出一切、成為其一的運動、潮流、信仰，是敘利亞等了半個世紀的改變。

而在當權者眼中，這群公民又是什麼呢？10年前，同樣的嘗試，或許揭曉了答案。

2007年6月，7名學生被捕，包括兩名來自阿薩德所屬的阿拉維教派。他們的罪名是在網路上討論政治改革，所以必須入監。逮捕他們的官員寫道，除了追求政治改革，「這些青年比蓋達組織還危險，因為他們從各個教派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