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是一天10到50次的轟炸；地面，是帶著槍，操著不同國家口音的傭兵。他們盤查，突襲，殺人。

「頭上飛的是阿薩德、以色列、俄羅斯，地面上，已經分不清楚了⋯⋯不知道他們現在拿的錢是誰的。」靠著太陽能電話，「公民敍利亞」（Citizen for Syria，CFS）的哈珊（Hassan，化名）細數，從敘利亞內部與我們通話，走在非政府控制的地帶，哈珊在ISIS、蓋達組織分支、伊朗傭兵與軍閥之間，匿名尋找，從2011年3月開始至今，漸漸被人遺忘的「敘利亞公民運動」。

這不只是一場世界級的亂鬥，更是宗教、中東權力平衡、世界強權角力，化成的權力結盟和對抗。世界秩序，在敘利亞重組。

「以前是阿薩德、蓋達，後來是ISIS，現在是美國支持的庫德族人，旗子一面換一面，我們還是不能回去。」來自敘利亞大城拉卡（Raqqa）的Aziz Alhamza說，他的城市剛卸下ISIS「首都」之名， 又掛上庫德族YPG軍團的旗子，號稱光復。

各種顏色的旗子更迭都是一場血洗，對還留在敘利亞內的平民來說，現實是單一而蒼白的絕望。打仗的是外國傭兵，出錢的是境外勢力，死的是國民，還有全國四分之一已毀的建築。共一千多萬個敘利亞人無家，6成人民極度貧窮，一半的醫院全毀，8成青年失業。

10月底，一張出生34天的新生兒照片，在敘利亞人間流傳。

照片中的女孩名為Sahar，來自大馬士革近郊城鎮烏塔大馬士革（Ghouta），過去4年，此城被阿薩德勢力封鎖，40萬人口的城鎮只剩幾千人勉強活著。但Sahar不是其中之一，因為缺乏物資，她活活餓死，照片中的小女孩已與木乃伊無差。

「Ghouta的街道上有一面旗，寫著『夢想之城』（City of dreams），敘利亞記者Majid Albunni說，『因為那裡的人只剩夢』。」癌症病患無藥，待產孕婦，等的是新生命死去。4年，被伊朗勢力軍團與阿薩德聯手封鎖，人道救援要進去都得賄賂，每筆現金被扣一到兩成。要出封鎖區，人蛇集團最高開價6千美金。軍人們在Ghouta的檢查哨，有「百萬檢查哨」之稱，一天之內，最高可為當地軍閥創造一百萬敘利亞鎊（約15萬台幣）收入。

6年前，敘利亞人上街時帶著的夢還在嗎？

2011年阿拉伯之春在中東蔓延，讓戒嚴48年、經濟衰退、貪腐嚴重、沒有言論自由的敍利亞的人們，上街要求「改革、透明、自由」，想擺脫阿薩德家族半世紀的統治，結果卻換來全國性的武力鎮壓；沒有多久，極端宗教組織滲透、外國武力參戰，和平革命被穿上武裝起義外衣，展開亂鬥。

如今，成為半殘之國，仍有一群人在做著「新敘利亞」的夢。原來，在地下，有另一種「夢想之城」。

「真正的革命，在這裡，」帶領六百多人做地方再造、照顧伊利德卜（Idlib）城中民眾的菲里斯（Raed Fares）說。

作為西北方農業大城，座落在土耳其敘利亞交界的Idlib，不僅有戰略意義，還有機會取得國際資源，卻也成為政府軍、叛軍、恐怖份子勢力的交火之地。民眾們走入地下是為了躲空襲，但空襲次數太多，人們索性就在地底下開起教室，婦女做手工藝、編織，長者開伊斯蘭教義課，有記者在，就教孩子們媒體識讀，培養公民記者。

菲里斯如果找到大一點的空間，如地下洞穴，醫生們最是開心，他們把病床、儀器往地下移動，保護方圓50公里唯一的一家醫院。作為轟炸的首要目標，敘利亞已經失去一半的醫療機構。

在被封鎖的城市中，平民把原來的公園，變成自給自足的農田，都市農園在這不是流行，是對抗封鎖的解方。一旁大小孩幫小小孩上課，婦女一反傳統，擔起家中經濟，養牛、賣牛奶。而爸爸，戴上白色安全帽，在炸彈剛落下的地方，救敘利亞的孩子，地下的夢想之城從2014年至今，已救了九萬多條生命。

「這才是一切的源頭，才是我們上街追求的『革命』，」CFS創辦人伊布拉罕（Hozan Ibrahim）說，花了半年時間，CFS的20名員工，在國內政府區與反叛軍區域地毯式地秘密查訪，再從內部傳出各個公民團體的普查問卷、訪談等，由位於土耳其、柏林的敘利亞難民，彙整成分析報告。

經過6年戰火，敘利亞境內存在1045個公民團體，從水資源、都市農園到難民營中兒童教育的組織都有。全敘利亞，有近7萬人，正代替政府做該做的事。他們救國，武器是教書、種田、蓋醫院，他們的目標，除了人道救援，還要讓反極權統治的公民思潮延續，建立起公民社會。

在2011年起義（uprising）之前，敘利亞內被准許的公民團體大都屬慈善事業，以都市為中心，但大都是半官方、與企業親近的慈善型組織，這些公民組織在極權體制之下避談政治，多半由上而下運作。但起義之後誕生的上千個組織中，較有規模的約700多個，從鄉間到都市都有，成立時間集中在內戰的第2、第3年， 當國家機器從教育、醫療、社福、治安等接連失能，由地方民眾發起，擔起社會的運作。

這一千個公民組織像是變形蟲一般，反映出6年來，敘利亞平民生存的考驗。

內戰的前2年，反叛軍力量較大，各國勢力趁隙在敘利亞各地卡位。國際物資跟著湧入敘利亞，但隨著阿薩德在俄羅斯、伊朗支持下站穩腳步，加上美國與反叛軍中的極端宗教勢力分手，平民開始分不清敵人或朋友，敘利亞陷入打不完的戰爭，平民在外國傭兵、恐怖份子、極權政府、極端伊斯蘭組織之間掙扎，半個國家人民出逃成為難民，或在自己的國家中流浪。

救急傷者、安置600萬流離失所的民眾，是大部份公民組織開始的原因，進一步，他們透過建立社區中心、自治會、學校，讓社會結構不崩毀。

「我們訪查之後發現，他們（民間組織）的目標，不僅於人道援助，」伊布拉罕說，在1045個公民團體中，被歸類為「社會與產業發展」組織的已佔超過一半比例，「時間久了，民眾知道國際物資只會養出一個依賴的群體，提高失業率。」近幾年，較具規模的組織甚至開始創造就業機會，他們從國際募款，然後展開小型的地方經濟生產線，或是提供學術研究、社會福利等服務，在戰地中創造收入來源。

從救難到社會的延續，這一千個公民組織，要在戰地中生存，必須在錢、子彈與民眾的需求間，不斷地做抉擇。

「這是阿薩德逼我們做的決定，」White Helmet 副執行長馬瓦斯（Abdulrahman Al-Mawwas）在挪威奧斯陸接受我們採訪。4年前，他的社區因為支持人民反叛軍，遭到阿薩德的炮火攻擊，烘焙坊、物資中心、商店，全都遭殃，社區的男子們集結，銀行家、建築工人、計程車司機，以轟炸聲為集結號，在倒下的建築裡尋找活口。沒有轟炸的日子，他們教孩子避難、整修道路水電，或是拆除未爆彈。

從一座城市開始，White Helmet已發展成全國性組織，3千位成員分成120個小隊，同時，卻也失去了近200位成員。

「我們自己成了目標，」馬瓦斯說，White Helmet總在空襲轟炸後趕至現場。但漸漸的，在同一個地點，約15分鐘後，會降下第二波轟炸。

在大部分的轟炸現場，White Helmet是唯一的目擊者，不管是使用非法武器、或是誤傷平民，目擊者若將訊息散發出去，便能削弱阿薩德的正當性。「沒想到我們只是救自己的鄰居，卻變成了總統的敵人，」馬瓦斯說。

除了White Helmet等急救單位，非政府控制區域的醫院，更是阿薩德轟炸的首要標的。「阿薩德不能讓人們沒有政府也活得下去。」伊布拉罕說，毀掉一座醫院，就能確保反抗勢力的傷亡，迫使其撤出，於是成為淨空策略的第一步。

2017上半年，世界衛生組織紀錄的對醫療人員的空襲就有超過百件；2016則有207件，逼得醫生們躲至地下，讓地洞醫院成為敘利亞內戰的另一奇景。

阿薩德無法容忍公民組織有幾個原因：第一，阿薩德嚴防外國勢力。第二，尤其是醫院、學校的存在，讓公民團體的角色取代了政府重建的急迫性。第三，公民團體鼓勵的媒體識讀、公民意識，是阿薩德政權極權統治下無法接受的事。

於是，即使公民團體的重要性越來越高，但就連做調查報告的CFS也面臨死亡威脅。

兩名CFS在敘利亞境內的員工告訴我們，在阿薩德政府控制區內，有些主要道路在10公里內設了8個檢查哨，「做了政府該做的事」的公民團體， 還被列為鬥爭取締的目標，尤其當越來越多區域被列為「去衝突」區域，列強簽了檯面上的停火協議，阿薩德勢力反而多了更多時間，遍查公民團體。

在非政府控制的區域，情況同樣惡劣。當地公民團體除了面對政府軍的封鎖外，隨著各勢力的消長，對不同勢力的進駐，他們都面臨新的風險。如遇上信奉極端伊斯蘭主義的武裝部隊任何違反教義，特別是鼓勵女權、婦女職業訓練的課程或違反教義的教材，都被視作罪行。

公民組織們不只是面對安全上的威脅，俄羅斯、阿薩德、伊朗陣營，也共同對White Helmet等具影響力的公民組織展開媒體戰，稱他們拿了境外勢力的錢，是西方勢力宣傳的一部分。即使是以無私、包容、無種族或宗教歧視為原則，為超過9萬人提供急救、醫療資源的White Helmet，在阿薩德的媒體攻勢之後，募資也大量受阻，在某些媒體與書籍中，成為西方勢力的打手。

「財源，正是這一千個公民團體，最關鍵的弱點。」伊布拉罕說，在CFS的報告中，財源不透明、管理技能的薄弱是最大考驗，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團體能自給自足。

從2011年3月的和平抗爭開始，敘利亞革命的第一年，公民組織還保有相當的自主性，但隨著阿薩德方的進逼及空中轟炸的優勢，傷亡慘重、缺乏軍火的叛軍，開始各自接受沙烏地阿拉伯、卡達等周邊國家的軍火與資金支持。同時，美國也在各個叛軍勢力中選擇代理人，透過CIA的軍事訓練、資金等，以檯面下方式植入勢力。阿薩德則找來伊朗、俄羅斯、真主黨勢力助陣，光是伊朗，每年向敘利亞提供高達60億美元軍援，這些資源，養大地方的軍閥，成為政府軍非法的地下部隊。

於是，傭兵市場在敘利亞境內不斷壯大。為了抵抗阿薩德，有人拿槍，或是加入極端宗教組織、蓋達、ISIS；為了生存，有人加入軍閥、變成專業傭兵。

拿槍，還是拿錢？對留在家園，手無寸鐵、活在貧窮線之下的平民，是誘惑，更是考驗。

「我認為，這是公民團體最關鍵的角色，給了一條非武力抗爭的路。」伊布拉罕說。敘利亞革命在一開始能大幅擴散，就是因為非武力抗爭的元素，公民團體的經營與堅持，給了一般老百姓，不用拿槍，也能實踐公民運動，也能在戰地中生存的選擇。

「的確，我們有一些選擇，」馬瓦斯說，「我可以告訴你，殺戮，是其中最簡單的一個。現在回頭看，不拿槍，我們能貢獻的更多。」光是2016年，敘利亞土地上，就有一萬三千個炸彈落下，爭議聲蓋不過White Helmet對受傷平民的重要性。

在地洞裡、槍火之間，上千團體蓋起的「夢想之城」，因為僅存的只剩夢想，所以他們總是不忘談未來。

「未來這些公民團體，會在敘利亞有許多重要的角色、工作要做，他們越來越多從救急走向長遠規劃，因為他們看見自己的手，好像真的可以撐住自己的社區。」CFS的另一位成員薇爾納（Wellnard，化名）說。

「我們做這份報告的原因，是要讓世界看到我們的存在，看到革命是真的，敘利亞真的踏上改變的路了，」以難民身份在柏林製作報告的伊布拉罕，帶著報告到聯合國、歐盟各國募款、請願，希望國際社會看到敘利亞的未來，有別的可能性，也讓資源，能夠精準投注。

敘利亞的內戰發展至今，美國取消了CIA的軍事訓練計畫，重要盟友如海灣國家、土耳其等，不是收手對叛軍的支援，就是轉向支持阿薩德。在近6成國土被阿薩德、俄羅斯、伊朗陣線收復，美國領軍的陣線也轉趨消極，軍事上推翻阿薩德的可能性大幅下降。

但世界銀行東阿拉伯區總監Saroj Kumar Jha指出，500萬難民外流造成了敘利亞的人才荒，而留在境內超過9百萬的人口，待業、失學、沒有接受職業訓練，即使戰火歇息，他們也將成為地區穩定的最大挑戰。即使ISIS失去了敘利亞境內的根據地拉卡，以游擊方式繼續煽動不滿的民眾，或是「另一個ISIS」出現，都是可預料之事。

「阿薩德還沒有贏，事實上，發生在敘利亞的事沒有贏家，」中東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敘利亞社會運動者Ibrahim Al-Assil提醒，軍事行動，最多是達到暫時的權力平衡，但不可能扮演敘利亞戰爭的解方；已經失去正當性的阿薩德繼續執政，將面對ISIS等恐怖組織的再起、地方軍伐要求自治、自身成為國際勢力魁儡政權的挑戰，這樣的「結果」，讓敘利亞像是個任人宰割的未爆彈，稍一點火，衝突便會再起。

根據敘利亞人權觀察組織的數據，即使2017年來，越來越多區域在列強談判之下，被設定為非衝突區，但今年9月，仍是今年死亡人數最多的月份，至少3,000多人死於戰火。

「即使真有一方靠著強勢軍力取得政權了，敘利亞只會變成另一個阿富汗、伊拉克，」伊布拉罕說。

擁有15年經驗的聯合國人道救援專家Tamara Alrifai分析，衝突區域中的公民組織，需要3到5年走上正常運作，一旦經過初創期，便有機會為其社區、群體提供穩定的力量。向外，能扮演社會中監督政府、為民眾發聲的角色，讓民眾參與政治，成為常態。

要讓敘利亞走上正常化，社會結構趨於穩定，既有的上千個公民組織，就是關鍵。這場內戰的最終，無論掛上的旗子是哪一面，若不能夠擁抱這股草根力量，敘利亞將不會有真正的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