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一句「我們做得到」，迎來了二戰後最大難民潮的高峰，一天一萬難民抵達德國。人們稱混亂的歐洲、分裂的歐盟，遇上了難民危機。

1年過去，難民數量並沒有降低，只是路徑改變了。梅克爾、歐盟各國封閉了土耳其–希臘–巴爾幹半島路徑，但從非洲到義大利的海上之路，難民依舊前仆後繼，過程中死亡的難民人數持續增加，光是10月，抵達義大利的難民高達2萬7千人，突破歷史紀錄。

二戰後最大難民潮仍未停歇，但最開放的歐洲國家德國，人們已經失去耐性。以反難民為訴求的極右派政黨AfD在9月兩場選舉中創下史上最好成績； 一份由德國智庫GfK Verein針對2千多名德國民眾的調查，83%的人將「移民與融入」視作德國最急迫的挑戰，甚至超越貧窮、失業、社會安全等。

之所以急，是因為融入不利的後果，已經出現，德國社會已因恐懼與仇外情緒，出現撕裂。

恐懼的來源，包括今年夏天的4起恐攻、９月底在德勒斯登的2起爆炸， 以及隨後一名敘利亞難民在攻擊柏林機場前落網，其住處已備好1.5公斤炸藥。仇外情緒與恐懼相伴而生，今年至10月中，聯邦刑事局登記在案、針對難民營的襲擊事件已有797起，2014年全年連200起都不到。

融入，不僅是難民問題的首要之務，更與歐洲國家安全是一體兩面。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羅艾薩（Norman Loayza）強調，「移民的融入是反恐戰爭中的關鍵，」他在報告中呼籲必須利用社會與經濟融入，降低移民被恐怖組織招募的可能。

要加快融入，德國做了很多。過去一年，德國政府投入60億歐元的公共預算、新增8,500名德文教師，德國聯邦移民與難民局甚至增加3倍人力，今年前7個月就批准了33萬名難民的申請，但等待中的還有超過53萬份，官方預估年底都無法處理完畢。

除了語言、文化、生活條件等，難民的就業，則被德國聯邦勞工及社會事務部長那勒斯（Andrea Nahles）視作社會融入最直接的手段。

但德國聯邦勞工及社會事務部統計，至7月，有32萬難民登記待業，其中7成是不到30歲的青年，但不具職業訓練經驗者，也高達7成，約一半的難民只能擔任臨時工。

「這後面原因有很多，除了他們年齡真的太小，很多個案是沒有文憑、證件能夠證明他們的學歷、專長，」提供創業者各項諮詢及協助的創業育成服務商Re：Start創辦人汎博寧（Sophia Von Bonin）說，她以一名敘利亞牙醫為例，因為不具德文能力，他在通過高階德語認證之前，無法執業。德國政府也試著要求企業釋放出職缺，但據《法蘭克福匯報》調查了30家德國達克斯股票指數上市公司，總共只雇用了54名難民。

「即使去掉了法律文件、語言問題，德國真的準備好接受他們了嗎？」撰寫《新德國人》的德勒斯登科技大學德國文學系教授慕克勒（Prof. Dr. Marina Münkler）問。

她以今年的一項實驗為例：一名女性，以德國名字與土耳其名字各發出1,500封求職信，除了名字其他資料都完全相同的情況下，回信率卻出現25％與14％的差距，而當女生以圍頭巾裝扮作為求職照片時，回覆率更下降到個位數。她提出的問題是，德國社會中潛藏的歧視與認同問題，是不是最終讓融入失敗的原因？

德國國內五分之一移民背景人口的就業情況，或許可以看見答案。根據德國統計局資料，25歲到65歲人口中，移民背景者失業率較高，成為企業正式員工或者公務員的機率較小。移民背景者以勞工為業的比例是非移民的兩倍， 從事低收入工作的比例也比非移民高出一倍。

不論是行政程序、語言障礙，或是長期就業前景，對難民來說，「就業那條路太遠，所以雖然這條路（指創業）不好走，但難民們的興趣非常高，」汎博寧眼睛看著台上緊張的面孔說。

柏林市中心，歐洲最大出版集團Axel Springer的育成中心，緊張的氣氛中藏著眾人好奇的眼神。

「你對於柏林的餐飲市場了解多少？」 「店租成本佔月支出多少？」 「如果要規模化，線下跟線上誰優先？」

連珠砲般的問題，來自於創投、會計事務所、天使投資人，從市場規模、競爭對手、外部資金來源等一一盤問。

眾多問題中有一題與一般創業競賽不同：「你拿到居留權了嗎？會是幾年？」

站在台上的是渴望創業的青年難民。

來自巴基斯坦的卡瓦 （Khawar），是其中一員，他想開的是巴基斯坦／印度料理餐廳。「你覺得有誰比我更知道什麼才是真正的道地味道？」卡瓦笑著對台下的評審說，他跟其他巴基斯坦難民準備各司其職，從網站製作、社群行銷、廚房後台、前台服務等，甚至連裝潢風格都想好了。「我當然有做很完整的市場調查，那是我想家的時候唯一能做的事，」吃遍了相關的餐廳，卡瓦認為柏林沒有一家及格的巴基斯坦或印度料理。

雖然大學唸的是工程，但還沒畢業就踏上流亡路的他，要在德國拿到文憑，一切要重頭來過：學德文、重新申請大學，最後才能取得文憑。卡瓦對用德文拿文憑並不樂觀，他認為創業似乎是較容易的路。

有了一家店，對卡瓦來說，還有很多功用：接家人過來、雇用親友、為自己找到住的地方。卡瓦已經找了2個月房子，每次到了面談那關，對方聽到是難民，直接說「不」。問他難不難過，已經取得居留權的他搖搖頭，「我每個星期六，會到收容所念童書給小孩聽，」他說自己逃出來已是幸運，應該加倍努力。

「其實，創業這條路對難民來說，期待的不只是商業上的成功，」汎博寧觀察，對當地文化的了解、接觸人群、累積自信、建立人脈等，難民的創業即使失敗，但累積了更多的資產，「人們會從創業的過程中看出他有多少能耐，他的個性是什麼，」汎博寧認為，這過程等同於為自己累積無形的品牌、一個特別的認證。

來自敘利亞，30歲的歐瑪（Omar）是其中一個例子。

跟我見面前，他剛從西門子的面試回來。這場面試不是透過人力網站抑或政府安排，是西門子的工程師替他爭取的。

今年6月，他跟其他14位難民，與歐洲科技管理學院（ESMT）學生、企業界代表進行了一天的工作坊。當天，他們必須身無分文的在柏林市區中完成任務。一位難民與企業主管、商學院學生搭配，用難民的故事，向德國人求援，最後在時間內回到指定地點，並帶回對生存最有價值的物件。

「那時候，我就變成專家，大家都叫我當隊長，」歐瑪笑說，走過上千公里、一路流亡至德國的歐瑪，擁有在街上生存的智慧，用最少資源生存最久的經驗，「我必須讓同組的德國人理解，我坐船渡海時候的抉擇，我用雙腳走了不知道有多遠的路時，心裡對自己喊話。我們必須都理解了那種求生的渴望之後，才能說服路上的陌生人，幫助我們完成任務。」

同組的西門子工程師在任務完成之後，告訴歐瑪：「這些都是創業家很需要的特質，尤其是意志力，以及把握所有資源、緊抓機會的心態，」對方承諾替他安排面試，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公司需要什麼樣的人才。

德國的行政系統至今沒有電子化，每一道行政程序可能在不同的地方、需要抽號碼牌、預約時間見面等，更不用說，這些行政表格全都是德文，且部分過程用郵寄信件通知。別說難民了，連一般移民、甚至德國人，面對老舊的行政官僚系統，也滿是抱怨。

「我光要排一個表格，要等12個小時，然後拿到表格發現是德文，要去下個窗口問，又要等5個小時，」歐瑪回憶，「我們是那群為了生存必須搞懂這一切的人，我們想，為什麼不好好利用這些『知識』呢？」

他們用遊戲軟體的方式，將難民來到德國後面對的每一關，都變成遊戲關卡，過程中加入個人小秘訣，且app內將具備3種以上語言。除了難民登記外，外來人口的未來教育、就業甚至找房子等需求，都能夠成為app的服務範圍。

「你們這些需要政府的合作跟資料授權，但德國政府的『慢』是很有名的⋯⋯」台下評審不禁提醒「瘋狂官僚」開發團隊。但事實上，「瘋狂官僚」概念一出，不少政府部門已找上歐瑪合作了。

教會歐瑪寫程式的，是德國朋友安娜（Anne Kjær Riechert），她創立的ReDI School在過去半年間，為42位難民安排了近900個小時個課程，課程內容包括不同程度的coding、創業學程，還有課後一系列的德語、跨文化活動。

「德國人的心態需要從『他們需要救濟』，到『看見他們的價值』，」安娜認為，必須停止使用難民的標籤，試著用資產的角度看待他們，「為了生存而走了上千公里遠、冒死渡海的人，誰能懷疑他們求生的決心跟動力？」

她認為，「給他們為求生而努力的機會，是政府最該做的事。」

前歐盟經濟顧問勒格倫（Philippe Legrain）抱持同樣觀點，他的研究報告中發現，對難民投入的每1歐元投資，在5年後將為該國創造2歐元的經濟價值。在德國的數字是，到2020年，德國必須為難民付出690億歐元，同期間，也將為德國創造1,266億歐元的GDP成長。

報告也點出，要為庇護國帶來正面效益，如何幫助難民創業，是一個直接的選項。在英國，移民創業比例是本國人的兩倍，在澳洲，難民是最具創業精神的移民族群。在土耳其，僅2016年第一季，已超過590家，但關鍵是，在土耳其，成立公司只需要3天。

2015年湧向歐洲的難民申請者中，83%年紀在35歲以下，將資源投入在 「難民創業家」的環境養成，或許是面對社會融入問題的新想像。

ReDI School是最好的示範性計畫，網路創業的門檻低，安娜認為從科技開始，可以讓難民們找回自信，讓他們求生的渴望，能夠在文件都還沒下來前，就透過上課、學習得到滿足，「一旦讓他們看見機會，誰會變成恐怖份子？沒有人是一出生就是恐怖份子的，但這個社會給他什麼路走？」

在德國，血氣方剛又無人陪伴的18歲以下青少年難民有萬名，如果他們的生活只能在收容所裡等待，有心份子一旦從網路和實體的吸收、引導，可能就會出差錯。

用創業解決難民融入的問題，對政府來說是個全新的概念，但企業端的反應很快。「要解決難民危機是極大的挑戰，但我在這裡看見他們用科技為自己創造機會，讓人看見希望，得到很多啟發，」臉書（Facebook）創辦人祖克柏（Mark Zuckerberg）拜訪柏林時，特地到ReDI School一起上課，4個難民的故事跟學習，讓臉書立刻決定成為ReDI School的贊助夥伴。

不只是臉書，西門子、Cisco、汽車廠戴姆勒集團都是贊助夥伴，也有難民學生跟賓士總部合作研發新型態的通路，補足研發單位中欠缺的阿拉伯文化觀點。

從去年10月開始的志工計畫，今年登記為社會企業的ReDI School在第一學期、42名學生中創造了3個創業團隊、1項社福計畫，暑假時學生到難民營做志工、有的開始免費為其他難民開課，全柏林有超過30個免費提供的教室供他們使用，志工教師也有32名。第二學期ReDI School將擴大規模，可能邁向德國其他城市。

作為去年秋天開始的第一波民間力量， ReDI SCHOOL等帶起的是政府與國際組織的加入，德國官方透過基金會、經濟部門預算、競賽獎項等，鼓勵難民與庇護國民眾一同創業，解決難民融入問題、創造就業機會，一樣德國官方背景KfW基金會所辦的創業競賽，就從全德國吸引181隊的報名，最後錄取了17隊，從金融商品到時尚電子商務都有。

回顧半年間的進展，安娜用兩個手臂的長度來代表去年來到德國的難民，而用小拇指的一點指甲代表他們所達到的成果。

一旁的歐瑪看見，立刻糾正她，「來自這群人（指著安娜的小姆指）的想法、創意、跟力量，已經影響到那一百萬人了，你已經幫助了那一百萬人了！」原來歐瑪的弟弟流亡至丹麥，雖然沒有一樣的課程，單光是聽哥哥講起ReDI School的經驗，他已滿懷希望，並相信必須重頭來過的人生，也能靠著科技找到一條路，他告訴自己跟身邊的人，難民不會只是坐等救濟的一群。

註：作者為龍應台基金會思想地圖計畫獲獎者，文章為計畫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