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博物館島上，佩加蒙博物館（Pergamonmuseum）外大排長龍。

年約30出頭的德國女生薛勒（Janet Sheller），目標跟我相同，我們都在等待百年博物館的最新一項「館藏」。

「太可惜了，我聽不懂，她講的看起來真精彩！」薛勒在我耳邊說。我們面前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蹟之一的巴比倫伊什塔爾城門（Darwaza D'Ishtar），一位導覽員幾乎是手舞足蹈地介紹著，用阿拉伯文。 「我真的很想知道，德國這些博物館在他們（阿拉伯朋友）的詮釋之下，有什麼不一樣的故事？」

詮釋著德國歷史的他們，是難民導覽員。

計畫的起源來自佩加蒙博物館對敘利亞文物的保存計畫。本來只是因應敘利亞內戰而發起的計畫，但遇上難民潮，參與計劃的敘利亞成員開始思考，自己能為同胞做些什麼？ 大膽想像於是浮現：為什麼不開放博物館，讓難民有個地方去，讓德國的各個層面，與難民在博物館中相遇？

沒想到四大博物館都點了頭，想加速難民社會融合的官方，也快速地提供財源支持。「最難的是人，我們沒有辦法用以往的標準跟程序來尋找導覽員，」汶克勒苦笑，只有4週，卻要找出18位導覽員，於是他們不設任何條件的往難民收容所發出徵才啟事，沒想到，也為博物館找到了無價的館藏。

「來應徵的人，各種都有，所以同一批展覽品，我們現在有各種故事可以聽，每個人都看到不同的價值。」汶克勒舉例，難民背景的女律師談阿拉伯與歐洲文化中對男女平權認知的差距，看畫作更了解女權運動的脈絡，同時也告訴來到歐洲的難民，如何與女性共處。另一位導覽員是沒上過大學的敘利亞青年，他用家鄉的故事做導覽的素材；學習政治學的大學生，用德國近代兩次戰爭的受挫，以柏林在不過30年前還是一片破敗，至今日的快速崛起，鼓勵流亡的同胞。

「『你們看，戰爭之後的柏林市區就跟我們的家鄉一樣，你們看，他們現在的樣子！你必須堅持，堅持著抱有希望，戰爭不是一切的結束，戰爭更不是你的結束，堅持活下去，你會更好，敘利亞有一天也會更好！』」汶克勒轉述導覽員的話。四大博物館中，每一週，都有難民找回勇氣，找到陌生德國中熟悉的家鄉，找到彼此瞭解的契機。

Zoya是法律研究所畢業的敘利亞女生，難民導覽員之一。跟著她走過導覽後，她告訴我剛剛的敘利亞人在爭論什麼，「我們都會生氣，為什麼一些寶物流落到這裡，但我們也會思考，在德國首都的中心他們這麼對待我們的文化，那代表什麼？」不少難民帶著驚訝完成導覽，因為他們沒有料到自己的文化，在博物館島上被完整的保留跟講述。

原本只是想讓難民有個了解德國的管道，後續影響卻讓汶克勒出乎意料。

首先是德國人參與的意願。工作坊中，德國人與難民各半的上課，結果德國人得到的卻比難民更多。汶克勒舉例，某次工作坊以女性在不同時代畫作中的形象為題，從中發現大部份德國人對伊斯蘭文化的陌生，「你會很驚訝，人們原來對彼此是完全陌生的，這樣要如何推動社會融合？」互動不只是讓雙方彼此了解，也讓擁有相同興趣的社群，能夠彼此認識，社會融合無形中實現。

接著是看見偏見。當難民走入象徵一國史觀與國力的博物館，反對方紛紛提出「難民會破壞館藏」、「難民很吵」、「難民會偷館藏」等意見。汶克勒只用一句話反問他們，「這些疑慮，難道其他人沒有嗎？我們有拒絕其他人入館嗎？」

最重要的，是意外的獲得。過去，博物館容易陷入單一史觀的缺陷，特別是館藏來自各種文化時，如何多元、公允、不失真的去策展，不只是博物館的道德問題，更是博物館能夠吸引多少群眾的競爭力關鍵。「我們必須成為一個開放的平台⋯⋯，德國的文化之所以豐富、精彩，正是因為我們選擇了開放，」汶克勒肯定的說。 「這就像找到了新的館藏一樣，我們擁有來自阿富汗、敘利亞、伊拉克的故事，有他們的史觀，」汶克勒激動地說，而越來越多的難民走進博物館，還會貢獻更多「館藏」。今年，導覽員從一開始的18位增加到25位，有更多博物館準備參加。

同一座博物館，沒有新增建築，沒有添購展品，卻不斷「長大」，涵養各種交集。 汶克勒回頭看把門打開之後的意外，百年博物館成為外來者與德國相識的橋，千年歷史的館藏成為交流認同的載體。計畫至今已經10個月，25個難民導覽員像是家人一樣親密，即使沒有輪班也義務到場幫忙。

「大家漸漸地有一種使命感，要讓難民和德國社會對彼此的了解更順暢，」「這是在幫難民，也是在幫助德國。」當「難民導覽」變成四大博物館的新館藏，在曾是普魯士王國驕傲的博物館內，難民被看作家人；文化的融入、博物館認同的進化，已發生於無形。

四大博物館的難民導覽計畫之外，透過文化交流來加速社會融合的嘗試，在德國官方與民間處處可見。在德國歷史博物館，正舉行特展「德國：一個移民國家」；在柏林圍牆旁，人們發起「難民小旅行」，從柏林的歷史講述到敘利亞內戰的來龍去脈；在冷戰時期東、西德交界處，一棟過去東德人投奔西方陣營的難民檢查哨，也以過去4百萬東德難民投奔西方的故事，訴說德國與難民的歷史。

23歲的穆罕默德（Mohammed），過去8個月在柏林圍牆邊，以柏林景點講解敘利亞難民困境。他最常被問的問題之一，就是「你們認為融合是可能的嗎？」

「他們總是要我們融入，但我們要融入什麼？你們口中的德國是什麼？怎麼樣才是一個你們想像中融合成功的『德國人』？」 當他不耐的用反問回答，發問的德國公務員反而語塞。

德國代表什麼？德國人的定義是什麼？未來，德國又將成為什麼樣的國家？

當大部份政策力推融合，最終挑戰的是一國的認同。這不只是德國處理難民潮議題的關鍵，更是任何一個擁有外來移民的國家，必須回答的問題。

「這是我們躲不開的辯論，難民潮不過是逼我們去面對那些檯面下的問題，」德勒斯登科技大學德國文學系教授瑪里納．慕克勒（Prof. Dr. Marina Münkler）說，她與夫婿──洪堡大學政治學教授賀弗萊·慕克勒（Herfried Münkler）──合著新書，書名就叫《新德國人：當「未來」來到一個國家面前》。 此書出版後不僅在德國最大雜誌《明鏡週刊》暢銷排行榜上連續蟬聯5週，也在德國各大媒體間掀起討論，書中從移民於德國的歷史講起，直到實際政策的11點建議，是德國從去年難民潮高峰以來，第一本從哲學、國家價值、政策層面角度引起各種討論的文本。

「我承認這書名很挑釁，」她語氣平和地說。去年10月，當難民潮達到高峰，德國國內衝突也屢攀新高，她開始著手寫這本書，目標只有一個，「排除極右派的排外言論，但拉近人們彼此之間的距離。」

89萬難民在1年內湧進德國，1萬3千起關於種族、宗教的人身攻擊以及極右派崛起，讓德國社會開始不安；10月3日的德國統一紀念活動中，極右派民眾甚至以納粹慣用的詞彙「叛國賊」，辱罵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以反移民為訴求的極右派政黨AfD，在9月兩場地方選舉大勝後，預計將在明年的全國國會大選中創下得票新高、進軍國會。

當極右派以血緣、種族定義德國人，並因此要求其他移民「滾出德國」，慕克勒認為，是政客操弄恐懼的結果，喊出「新德國人」的書名，正是要反制極右派的論述。書中，慕克勒夫婦從德國的移民史開始談起，並以數據剖析德國人口成長趨勢、移民對德國發展的實質影響等。「要討論，至少要用事實來討論，我們希望這本書能夠提供情緒之外，一些對話的依據，」慕克勒說，「基本上，我們不可能不接受移民，如果他們（極右派）說德國的認同是根據血緣，那麼我們是不是需要新的認同？新的定義了呢？」她語帶諷刺地說。

他認為，任何一個現代國家，認同都應該奠基在社會與文化認同上，在她心中，所謂的德國人由幾個要件組成：

「這可以說是最寬鬆的定義了，」她說。

但在政治人物的誤導下，穆斯林、難民身份已被標籤化，將他們與恐怖份子、強暴犯畫上等號，當德國接受了89萬個難民，就為梅克爾貼上叛國賊的標籤，群眾被誤導後而恐懼、憤怒，拉起了認同上的紅線，要守住純正的德意志認同，讓血緣變成唯一標準。「我們必須讓這個社會知道，這樣對德國的定義，對任何人都是不好的，包括那些極右派的人。」

雖然書名是《新德國人》，但慕克勒認為，移民根本不是新鮮事。以2015年的統計來看，德國有五分之一人口擁有移民背景，光是二戰後德國引進來自土耳其、義大利、希臘的移工及其後代，就有630萬人。其他的還有德國第2大外籍人口波蘭、第3大的俄羅斯等。正是因為他們，在戰爭中失去大部份勞動人力的德國，才得以在冷戰結束後，東、西德統一26年後，重登世界強國之列。

從歷史和數據來看，德國沒有排斥移民的理由；最終，讓極右派政治人物話術能夠奏效，讓血緣為基礎的認同成為社會融合最大障礙，其實正來自東、西德統一時，未竟的社會融合。

「那一次的融合失敗，讓現在的融合，有了你看到的那些困難。」慕克勒解釋，東、西德在柏林圍牆倒下後的一年統一，東德當時的經濟狀況、貨幣、意識形態與西德有相當大的差距，為東西融合帶來極大挑戰。

首先是共產主義與民主社會的差別。第二是經濟，統一前的西德，經濟競爭力曾排名世界第2，人均收入3萬8千美元；但在與東德統一後，德國的全球排名反而降至第15，國民所得降至2萬2千美元，即使到了1999年（統一9年後），東德地區的生產總值，還是只有西德地區的56%。

「其實在牆倒下之前，東德自己就分裂了，」慕克勒說。在東西德分裂的半世紀中，離開東德投奔西德的政治難民，就高達4百萬人，還有更多是遠赴東歐國家，或輾轉從其他國家投奔西德的東德人。「那些留在東德的人，稱自己是留下來的那群。」心中帶著被背叛的憤怒，在牆倒下之後，又必須快速接受西德體制中代表的一切。

為了安撫東德民眾，當時的總理柯爾（Helmut Kohl）承諾，5年之內，東德將快速的繁榮發展，他頒布了一系列安撫性的政策，例如，東德與西德貨幣以一比一兌換，德國各邦繳交公平稅以協助東德發展等。「結果那些有借貸的企業根本還不出錢來了，」慕克勒認為，當時西德與東德的實際幣值大約是一比五，結果就是大量的企業落入危機，加上失去過去共產國家計劃經濟支持，當直接加入世界市場，東德企業的競爭力大多不足。

一系列的融合失敗，讓德東地區的鄉鎮出現了「被留下的一群」。屬於上一代的他們，可能是被淘汰的勞工、退休金不足的老年人，或是小孩子都離開的長者。而年輕一代，則大多是失業者、全球化中的弱勢等。「他們對於那些能自由移動，能在全球化中享有利益的，都心有不滿。而當他們看見這波難民湧向德國，並分享他們僅存的一切，他們很容易會抗拒、會憤怒。」慕克勒說。

這股來自內心不平，認為政府以外來者利益為優先而產生憤怒，德國也不陌生。東西德合併後第一次的大舉排外潮，正是因為外來移工被認定搶走了東德低階勞工的工作機會。當時以移工身份進入德國的土耳其、希臘、義大利人們，因為被當作打工仔，政府沒有從一開始就提供社會融入的政策、措施，甚至直到他們有了自己的後代，都還各自上自己設立的學校，土耳其人更是聚在一塊，不學德文。

這群移工是在當時戰後德國重建的主力，但在東西德合併後，就成了搶走東德勞工機會的外國人，不講德文、不同文化、不願融入，卻又享有德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福利，兩個社會融合不足的群體在經濟利益衝突之下，造成了90年代德國的排外高峰。

「歷史告訴我們，我們對『融合』的挑戰並不陌生，但我們這一次能不能做得更好？」慕克勒說，書中列出11點建議，包括教育、經濟、文化等，德國政府也的確推出一系列的融合政策，例如列為優先的德文教育、多元文化的認識、職業訓練甚至兒童陪讀的服務等。

但即使在語言、文化、就業方面將在5年內投入930億歐元等資源，在慕克勒眼中，一個與過去不同的國家認同若沒有被討論，根本問題還是沒有解決，90年代至今，排外潮再興，當時東西德融合失敗創造的「被留下的一群」，加上對既有政府不滿、被誤導者，就成了這一波因為反移民訴求而支持極右派的力量，當極右派政黨嚐到甜頭，更加強對於國族認同的操弄。

「這是30年一次的國家挑戰，度過了，德國會更加強盛。」慕克勒說。11月中，勞動市場與職業研究所（IAB）一項對2,300位難民的調查顯示，96％認為現代國家應該採取支持民主制度，92％認為男女平權是民主文化的一部分，價值觀與德國民眾相同。

勞動市場與職業研究所教授布魯克爾（Herbert Brücker）認為，這項調查打破了難民等同於極端伊斯蘭主義、與德國價值觀不符的指控，即使難民超過半數來自以宗教領導人意志為上的國家，但流亡後只有13％的受訪者認為，應該將宗教領導人的裁決至於法律之上。是以血緣為認同標準，還是社會價值，將直接影響了這89萬難民是德國的新血，還是另一群邊緣人。

難民潮以及梅克爾不關閉國界的決定，像是催化劑，突顯了德國長期存在的認同衝突；但這一次，不只是東、西德合併失敗的苦果，還有ISIS帶來的極端伊斯蘭的挑戰。加快融合，不論對於哪一方都是關鍵。

「這一刻我們必須討論新的認同，必須討論我們是誰，我們希望成為什麼樣的一個國家，這將決定接下來三、四十年的德國發展，」慕克勒認為，關於國家認同的辯論對德國來說十分急迫，因為它阻止難民融入，也更因為它將決定德國能否繼續強盛。

去年，一度被稱為「無子之國」的德國，生育率創下33年的新高，對在2060年人口將縮水1千萬的老化國家來說，是極大的好消息，但攤開數字，73萬8千名新生兒中，卻有14萬8千名嬰兒的母親沒有德國護照（平均每5位就有1位新生兒母親沒有德國護照）。

如果極右派政黨持續操作認同、窄化德國人的定義，將使得德國社會中包括德國難民的移民社群，走向邊緣化。他們會不會像東、西德融合失敗下的極右派支持者一樣，成為德國未來另一顆炸彈，法國與比利時一連串的恐攻，正是最好的答案。

註：作者為龍應台基金會思想地圖計畫獲獎者，文章為計畫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