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敘利亞是恐怖份子，來這裡，他們也叫我恐怖份子！」敘利亞導演阿尼斯（Anis）這句話，說出大部份難民的心聲，他們是受政治迫害、ISIS通緝，或只是為了生存而流亡，卻因為恐攻，被歐洲極右派貼上恐怖份子標籤。

為了求一份可以落腳的認同與信任，難民們在劇場裡、在街頭上，甚至，23歲的馬蘇特（Masoud）選擇主動出擊，幫德國警察抓ISIS。他們的嘗試，能在認同高牆上敲出裂縫嗎？

柏林的排練場上，4個德國演員，正在演繹敘利亞難民的故事。

劇本中的主角，是流亡到德國的敘利亞人，雷米（Remi）。

「每天下午6點，他告訴自己，現在是工作面試的時間，他慎重的打扮，準備出發，一邊往那間公司走的路上，他一邊開始聽到說話的聲音。這些聲音，來自他在敘利亞時就失去的3個朋友：工程師Mohammad、攝影師兼貿易商Saleen和護士 Sara。

每一天雷米都聽到他們3個人的聲音，不是非常的清楚，但只要他往那家公司走去，他就會開始聽到他們的聲音，甚至看到他們的故事。像是Sara被秘密警察強暴，傷痛欲絕，後來發現懷孕了，她用刀插進自己的肚子，她用刀殺死自己的樣子。」

「這3個人，不斷對雷米重複他們的故事直到雷米走到那家公司的門為止。雷米最後不進去那家公司了，因為，他明天還想要再聽到這些故事。

這是一個封閉的循環，每天，雷米從家裡走到那家公司，再從那家公司走回來。事實上，每天他一走出家門的那一刻，3個聲音就出現在他身邊了。」

雷米今年大約35歲，他在敘利亞是一個有頭有臉的人。「他問自己，為什麼人生至此，他還必須證明自己，還必須一切從頭再來一次？一切只是因為我逃出來的時候沒有一紙證明？沒有一個這裡接受的學歷，沒有一張這裡的身分證？沒有了那些紙，我是誰？以後我又會是誰？」

柏林的排練場上，4個德國演員，1個敘利亞導演。

5個人，兩個世界。

「為什麼女人被強暴之後反而是她要承受一切？」 「為什麼她必須死？」 「活在極權的國家到底是什麼感覺？怎麼可能連張口說話都害怕？」 「你說覺得自己是動物是什麼意思？每天被刑求之後，為什麼不再覺得自己是人了？」

4個德國演員圍著敘利亞來的阿尼斯（Anis）連串發問，他們拿著阿尼斯寫的劇本質問他，不是因為不願相信，而是因為害怕。

害怕無法成為敘利亞人，也怕投入角色之後，淹死在絕望之中。

這是導演阿尼斯流亡至德國後的第3個劇本《旅程》（Trip），也是表演藝術雜誌Nachtkritik票選2015年德國10大劇場作品。劇本中的雷米就是阿尼斯，3個朋友，也是他真實生活中，在敘利亞失去的至交。他們的照片，還在阿尼斯的臉書（Facebook）封面上。

2014年以政治難民身份來到德國後，阿尼斯用受困形容自己，朋友的故事圍繞著他、綁著他、守著他。「我很害怕，怕演員們真的演繹成功了，我會看見我的朋友在舞台上復活，」阿尼斯說，「我當然很想再看見他們，但是我不願意再一次目睹他們活生生的受苦。」

為什麼要做一個滿是痛苦的作品？是所有觀眾跟劇評的發問。《旅程》在初登場的藝術節中3場票房售罄，至今受邀德國13地演出，並在2017年將成為定目劇。

「如果我不做這件事情，沒有人會做，如果這些故事我不說，沒有人會了解，會在意這些故事了。」講故事，是阿尼斯畢生的信念，也是他少掉左眼的原因。

曾經，出身表演世家的阿尼斯長期以戲劇方式，試圖喚起敘利亞人民對極權的反抗，直到2014年，一陣軍隊的突襲之中機關槍對著他與朋友們掃射， 阿尼斯失去了一隻眼睛，而5公尺之外的朋友，失去生命。

他只能流亡，來到德國後學語言、重新建立人脈網絡，有劍橋英文教學認證的他在英文劇場中打工，最終，劇場的人認出他的才華，告訴他他屬於劇場，「你不該在掙扎在那些認同的問題裡了，劇場是你的家，你應該用劇場，拯救你的國家。」他在奧斯納布呂克（Osnabrück）市立劇院的同事告訴他。

認同，正是去年來到德國的89萬難民，最大的障礙。來到庇護國，必須快速地適應、學習、積極的生活，但他們連創傷都還沒療癒，跟劇中的雷米一樣，還沒準備好放下對過去的回憶、傷痛，卻被迫要邁開下一步。而在另一端，接收它們的歐洲國家，期待他們放下宗教、文化、價值觀的不同，快速歸化。

除了認同的挑戰外，一連串恐怖攻擊之後，恐懼擋在認同面前，連互相了解都還未展開，仇恨、歧視、排外，就先主宰一切了。

「沒有人相信我們做得到，」阿尼斯跟所有的敘利亞難民相同，不論背景或社會成就，一切重頭來過，他60餘歲的爸爸，曾是敘利亞工程聯盟的理事長，但如今卻必須重學德文，重新開始人生。但阿尼斯把說故事當作人生的核心信念，他必須從劇場裡面，讓兩個世界相連，由德國演員演出敘利亞的痛，由劇場的角色、場域中脫離現實的設定，讓觀眾進入情境，理解阿尼斯，並理解這趟旅程，對一個人的影響，這趟旅程來到德國之後，步伐的艱辛。

阿尼斯的作品成功後，更多新的邀約上門，他與當地電視台合拍一季節目，希望幫助所有外來移民了解德國社會。還有2個兒童劇的劇本改編邀請，希望他以希臘神話、童話寓言等西方文化素材，詮釋難民的處境，並幫助青少年理解難民議題。

他以上癮來形容自己的創作能量，他緊抓《旅程》帶來的注意力，希望讓自己盡可能地創作，讓小孩到大人，都能真正認識難民背後的故事，聽見他們的聲音，而後帶來信任。

他正在用群眾募資的方式，拍攝一部紀錄片，結合德國歷史的影音片段，以及5個難民的親身故事，讓同樣經歷過極權統治、戰爭流離失所的德國與敘利亞人之間，像是站在同一座舞台的兩個人一樣，一起看彼此的故事，一起同理彼此的劇本，如果對方的情緒自己都懂，如果對方的反應自己也能想像，誤會與偏見，或許不會再主宰看待彼此的視線了。

劇場裡的阿尼斯試圖以劇場，打破認同這道牆，從ISIS手中逃出來的馬蘇特（Masoud)，則走入警局，告訴德國警方「我可以幫你們找到藏在這裡的ISIS，我可以幫你們保護德國。」

23歲的馬蘇特，是來自敘利亞的庫德族記者，今年1月抵達德國，正在上德文課、希望繼續完成大學學業。採訪他只能用電話，因為他不願意透露所在地，也無法遠行。

唯一一次例外，是今年5月，他從德國北部往南，帶著超過30幾個人的資料與巴伐利亞州檢方見面。資料包括了30幾個人的照片、名字、現在的位置、過去的資料等，流亡到德國的他，靠著自己與朋友的人脈，與仍在敘利亞的人脈聯手，一一將他們所知，已加入ISIS的敘利亞人列出，告訴德國警方：「他們，已經在這裡了。」

「我必須做一些事，他們（ISIS）每天虐待我們，我必需做一些事，」馬蘇特說，「要讓他們知道，他們已經不再掌握我了。」

在去年的280個日子，馬蘇特的名字叫做「6015」。2014年12月的一次採訪途中，他被ISIS綁走，成為囚犯。被關的日子裡，他時而被遮住雙眼，晚上被棍棒、纜線毆打，除了被告知會被斬首，ISIS沒有給他其他訊息。

「就像是一場電影，我必須看著它，等它演完，它一定有結束的一天。」回想那段日子，他說：「有時候會覺得被打是件好事，因為代表離死亡還有一點時間。」每週五，ISIS會槍決一些囚犯，在他之前沒有一個庫德族記者活著離開。沒被挑中的他們，在週五行刑結束後會被迫觀看影片，感受被處決的過程。

靠著《古蘭經》上撕下來的一張紙，他記錄被關起來的日子，讓自己不致失序。他在被打的時候、祈禱的時候會大聲吼叫，好讓一起被抓的同伴感受到彼此存在，直到他們被換了4次監獄，越關越遠、約關越小，甚至是2平方公尺大的地方。他睡在自己的排泄物旁邊，夜晚，他可以感受到寄生蟲的爬行，甚至咬他，在他皮膚下面排卵，他抓破自己的皮膚、血液流下，「我有時候會用血液的味道想像在家裡吃飯的蕃茄料理，那是我媽的拿手菜。」

280天之後，6015意外的作為交換的人質之一，被釋放，並重新回到馬蘇特的身份。

「但我發現我再也沒辦法在敘利亞生活下去了，」走在路上他甚至不敢低頭，每一刻，馬蘇特都覺得ISIS在盯著他，他揮不去6015的陰影。雖然被釋放了，卻沒有祈禱中的重獲自由。

自己的國家裡沒有自由，他只能跟著2位已抵達德國的哥哥一樣，流亡。

2016年，他與媽媽在經歷翻船、雪中露宿、步行千里等考驗，終於到了德國，他用「唯一還有安全的地方」形容。

當時的歐洲，卻已全然不同。德國在跨年夜發生了大規模竊盜性侵案，嫌犯都是北非移民；3月，布魯塞爾地鐵及機場被3名ISIS炸彈客攻擊，檢調單位認為，有更多的ISIS成員以難民身份進到歐洲，「你可以感受到那些憤怒、恐懼，」馬蘇特冷靜地說，來自敘利亞的人對這些情緒並不陌生，只是這次不同了，他們成為懷疑、仇恨、攻擊的對象。

「我可以理解，我也認為德國人有一切的權利這麼做，畢竟這是他們的國家，我必須尊重，」23歲的他語氣異常冷靜，與其他難民的憤怒不同，「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他指的是，手上那30幾個人的檔案。

「我從小的願望就是守護我的國家，給我家人和平，現在敘利亞不可能了，光是反叛軍的軍團就有30幾個，還有ISIS、阿薩德（敘利亞極權政府），」他說，「可是德國還是安全的，這個國家給了我們安全，我能做的就是一起守護它的安全。」

一個難民，為什麼能守護庇護國的安全？他給我看其中一張照片，那是一個額頭上有疤痕的男人，以及他的臉書帳號。

「我認識他，他就住在離我家幾條巷子，我們都知道他加入了ISIS，」過去，他的臉書上會有他與ISIS旗幟合照的照片，現在他拿下了所有相關的照片，居住地也從敘利亞改成了巴伐利亞。馬蘇特起初是害怕的，彷彿他與6015的日子又靠近了一次。他無法入睡，而決定展開反抗，以台灣人的說法就是「起底」，找出了30幾個來到德國的ISIS份子，聯絡德國警方。

過去2個月，德國警方一一盤查了30餘人，但沒有足夠證據的情況下，除了持續追蹤之外，什麼也不能做。警方受德國媒體訪問時坦承，即使確定過去是ISIS的一員，也不能予以拘留，且一旦對方沒有任何證件，只憑著一張照片、敘利亞人們的指認不具效力，加上短期內沒有任何與敘利亞警方合作的可能，馬蘇特的資料，至今沒有太多實質的幫助。

「我知道，但這是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你不知道到哪一刻，他們（德國）會決定不再收留我們，趕我們出去，但我們還能去哪裡？」馬蘇特失去了冷靜的語調，23歲的他，6015、難民、線民3種身份間的轉換，正是大部份難民所面臨的處境，沒有文件的他們，被一道道「認同」障礙夾殺。

他們如何對庇護國證明自己？如何獲得信任？新的臉書帳號、新的語言、新的國籍，還是換一個新的宗教？當母國已毀，一次次對認同的渴求與爭取，至今只是為了換得人身安全，但當馬蘇特真的進了學校，當阿尼斯真的在德國劇場界發展，幾年過後若仍返國無望，認同這道障礙，將從人身安全沿展至生活中的每個角落：職涯、婚姻、文化等，不論是一年內接收了89萬難民的德國，還是任何一個擁有移民的國家。

馬蘇特冒著危險的嘗試、阿尼斯用痛楚換來的同理，都是外來者嘗試取得德國信任的第一步，而德國呢，他們又做了什麼？「德國人很好，很友善、很開放」、「我沒有交任何的新朋友，我沒有辦法相信任何人了，就像我剛剛說的，我也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會趕我們走？」馬蘇特說。 註：作者為龍應台基金會思想地圖計畫獲獎者，文章為計畫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