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19日，德國聯合執政的社民黨、綠黨、自民黨與在野的基民盟，聯手在國會通過〈承擔歷史責任──保障猶太人生活〉決議文，其中涉及一項具高度爭議性的內容：在2019年通過之「BDS決議」（BDS-Beschluss）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相關措施。

「BDS運動」是一個主要由海外巴勒斯坦人發起，眾人受1960年代國際社會譴責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南非撤資運動」啟發，倡議對以色列進行「抵制、撤資、制裁」（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的施壓，藉以終止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土地占領與民族壓迫。這項全球運動，在英語系國家與非西方國家的藝文名人圈中獲得廣泛的響應，甚至也有不少著名猶太學者連署參與。

儘管BDS運動的基本三大主張──以色列退回1967年以阿戰爭前的邊界，撤除在東耶路撒冷與約旦河西案的非法屯墾，以及針對巴人的移動限制；讓以色列境內的巴勒斯坦人，享有與猶太公民一樣的平等權利；推進《聯合國大會194號決議案》的要求，尊重巴勒斯坦難民的返鄉權與財產權──這些政策意見，與德國、歐盟在以巴衝突的官方立場，並無太多差異。但部分BDS活躍倡議者的爭議言論，卻時常被德國官方理解與定義為「反猶主義」，進而踩上了柏林當局對於仇恨言論的紅線。

例如，BDS抵制的對象有時涉及非以色列國籍的猶太人，在德國官方觀點看來，這是將世界各地猶太族群等同於以色列國。據此推論，若「BDS認為猶太人等於以色列」，且若「BDS反對以色列」，則「BDS反對世上所有猶太人」而涉嫌宣傳反猶運動；而在德國國會通過決議文之前，巴勒斯坦BDS全國委員會（Palestinian BDS National Committee）將此次哈瑪斯的襲擊行動稱作「受壓迫之巴人的有力武裝反抗」，這也與德國「譴責恐怖攻擊」的立場無法相容。

事實上，即便是宣稱「以色列『占領』與『殖民』巴勒斯坦」，都會踩到德國當局的政治紅線，因為這被認為是在強調著「以色列沒有立國合法性」、「以色列不該屬於那裡」，進而否定了以色列作為猶太民族家園的「生存權」──於是，在這些官方標準與政治禁忌之下，在在都讓德國當局將BDS明確定義為「反猶運動」。

根據「BDS決議」，德國政府撤銷一切涉及BDS運動之藝文機構的補助，例如近期鬧得沸沸揚揚的「德國卡塞爾文獻展」（Kassel Documenta）案：該展覽為世界三大藝術展之一，本屆遴選委員會其中一位印度籍成員被《南德日報》（Süddeutsche Zeitung）揭露過去曾參與一份BDS連署，內容涉及指控以色列官方為「種族主義」、「種族清洗」、「殖民主義」。在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羅特（Michael Roth）揚言要撤銷補助的施壓下，該名委員先是自行與BDS切割，隨後又退出遴選委員會。

儘管對於德國藝文補助的程序，「BDS決議」本質上只是政治表態而無法律約束效力，但其高調地推行卻引發了一連串針對性政治審查與言論起底的爭議，進而招致德國文化界嚴重的反感與抗議。

安妮─法蘭克教育中心主任曼德爾（Meron Mandel）便指出，由於BDS運動組織相當鬆散、相關牽涉太廣，有些聲援與連署者單純只為呼籲關注巴人處境，亦不會考慮到參與BDS在德國社會脈絡下的特殊爭議；官方若要嚴格貫徹高度爭議性的「BDS決議」，則無疑是送給BDS核心運動者一份大禮，讓他們得以扮演「殉道者」的角色並獲得更大聲量。鑑此，曼德爾雖認為BDS運動時常涉及反猶爭議，但他反對德國政府過猶不及、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BDS禁令。

事實上，「反猶主義」恰是最難以具體定義的，在「反猶」與「指控以色列政府」之間，也往往因為政治風向與語言脈絡的聯想，留有極大的自我詮釋空間，往往沒有普世認可的標準答案。

正如前文多次強調，「反猶主義」本質上是「結構性反猶」，因而它在敏感的種族仇恨之外，還涉及更多的社會批判與政治反抗。對後者有感，便相對容易在自覺或不自覺之間滑坡過渡到前者──又或者，即便言者無心，由於議題的先天結構與容易引發情緒的事態發展，聽者也常會自動幫你滑坡，進而讓言論獨立於言者之外發生社會效應。

換言之，在德國與歐洲政治語境下，要在「反猶」與「挺巴批以」之間，拉出一道絕對清晰的防火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滑坡幾乎是結構上的必然；同樣的道理反過頭來看，「反反猶」行動與「壓迫／歧視穆斯林族群」之間，亦具有「結構上的易滑坡性」。

要說明這種「結構上的易滑坡性」所帶來的棘手困境，最好的例子就是11月上旬德國副總理哈貝克（Robert Habeck）與總統史坦麥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的先後兩場公開演說。

對於近期德國橫跨族群與政治光譜的反猶現象、以及各陣營充滿情緒的爭論與衝突，兩人都做出了情理並茂的呼籲，以及對德國官方價值信念恰如其分的闡述。特別是哈貝克的演說廣獲主流大眾肯定，甚至有論者將之與聯邦德國歷任總理的重要演說並列。

然而即便如此，兩人都還是無法免於落入滑坡陷阱的窘境。史坦麥爾一面呼籲大眾不能概括地將穆斯林族群都當成「反猶嫌疑者」，隨即又轉而針對穆斯林族群，呼籲其當與極端伊斯蘭主義劃清界線，「不要被後者所利用。」哈貝克則對穆斯林族群表示：在德國生活，當穆斯林遭遇極右翼暴力時，他們有權要求宗教寬容與保護；與此相應地，當猶太人受到暴力時，德國穆斯林亦有義務要與反猶主義劃清界線，否則他們就無權要求宗教寬容了。

一位溫和的社民黨總統與一位務實的綠黨副總理，一人的言論形成了對穆斯林族群的某種軟性施壓表態，另一人的言論則暗示著穆斯林的人身安全，取決於他們對「反反猶」的表態。儘管再怎麼情理並茂，兩人的言詞依舊都滑入了敏感的族群針對性之疑慮中，並引發諷刺批判。

而等在「族群針對性」這一頭的，就是例如基民盟黨魁梅茲（Friedrich Merz）「我們國內已經有夠多的反猶年輕男子了，不能再接收難民了」，以及自民黨副主席庫比奇（Wolfgang Kubicki）「『外來的反猶主義』（importierter Antisemitismus）是眼下的大問題」這類發言──若再往右滑動一下下，就要變成德國替代選擇黨（AfD）那種極右民粹的反穆斯林言論。

正是這種易滑坡性，讓對以巴事態與「反猶／反反猶」議題的討論變得極其複雜且情緒化，因為不同立場者無時無刻都要防範對方言論「盜壘」、以及自身言論「被滑坡」與「給對手遞刀」。

此外又鑑於如今言論在社群傳播的效應隨時都可能滾雪球，一滾就滾成難以承受之重，因而各方陣營總是情緒繃緊、高度敏感，字句都必須堅壁清野，立場都只能無限上綱──要「反反猶」，就不能容許批判以色列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政府違反國際法迫害巴人；要聲援加薩居民長期受壓迫的處境，就必須絕口不提近日德國社會頻傳的反猶暴力；要譴責哈瑪斯的恐攻暴行，就必須無視巴勒斯坦裔在德國社會中的弱勢處境；要批判西方社會的伊斯蘭恐懼症（Islamophobie），就必須對穆斯林年輕族群的伊斯蘭極端化風險充耳不聞。

在政治光譜的各個陣營「保證相互毀滅」的恐怖平衡下，所有義正嚴詞的原則與同情心都有了選擇性，而各方演變成極端言論對衝的弱雞賽局（game of chicken）就是一種必然趨勢。

要跳脫這種劍拔弩張非黑即白的表態戰爭、跳脫滑坡的陷阱與極端對衝的賽局，其實道理也不必多說，不外就是「理解」與「區分」。在下判斷之前，盡可能理解各種人事物的來龍去脈，以及盡可能地清楚區分不同人事物，避免概括混同：區分巴勒斯坦人與哈瑪斯、區分猶太人與納坦雅胡政權、區分穆斯林與伊斯蘭極端主義者、區分穆斯林族群中的土耳其裔與庫德裔與巴勒斯坦裔、區分「德國當局」中不同政治人物的不同立場與言行、區分「以色列」國內的不同陣營與光譜等等──只要理解和區分得愈清楚，就愈不容易概括、混同、滑坡。

這其實也正是以巴衝突以來，德國主流媒體、尤其是德國公廣集團持續不斷透過解釋性新聞、事實查核、多方對談節目在做的事，儘管有不少人仍慣於宣稱「主流媒體欺瞞大眾」。

儘管道理任誰都能懂，但在日常現實中，由於極端言論的聲量與情緒被不成比例地放大，嚴重擠壓了公共討論的餘裕，也使得一般大眾相較溫和的討論變得神經質，形成時下所謂的「『你說得對，但是⋯⋯』文化」（Ja-Aber-Kultur）：

「對，哈瑪斯的暴行該譴責──但是事情的始作俑者是以色列。」 「對，要區分哈瑪斯與巴勒斯坦人──但是巴勒斯坦人難道就沒有錯嗎？」 「對，批評以色列不代表反猶──但是以色列當局不也是猶太人投票選出來的嗎？」

對，人們都清楚事態複雜，但是德國民眾都還是急著外帶一個「德來速」的公道正義與清楚表態。

在當前德國社會的表態戰爭下，知識分子與藝文界如火如荼地揪團連署發公開信。對此，德國著名劇作暨小說家林克（Moritz Rinke）在《法蘭克福匯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發表了一篇題為〈爭奪同情心之戰：為何莫理茲・林克不連署任何公開信〉的長文。

文中他坦承，當看到以色列被射殺處決的男女老少與被強押上車的人質，同時又看到加薩居民被迫在以軍轟炸與被哈瑪斯用來當肉盾的夾縫間、朝著同樣也斷水斷糧的「安全區」逃難時，自己只能因震驚而啞口無言。

但他的震驚無語，更是來自此時此刻，德國知識分子與社運人士發動的另一場戰爭──一場為了他們自己的戰爭，一場挺以與挺巴陣營各為自己爭取認同的戰爭──一邊是「同情心的判官」（Mitgefühlsrichter），他們只選擇性地同情以方受難者，而對巴人的同情則都被判為反猶；另一邊則是對哈瑪斯逐戶滅門屠殺平民，皆視而不見的所謂「左派」。

「我想，」當著一位自詡為左派的朋友的面，林克這樣說：「你們從來就不是同情巴勒斯坦人，他們只是符合你們的世界觀而已。」林克仍自視為左派，但他覺得自己的同情心被撕裂了，一半給以色列人、一半給巴勒斯坦人。而他的自我理解也錯亂了，既是殖民幫兇、又是反猶主義者。

文中他想起了自己過去曾在東耶路薩冷看到的一幅景象：一群巴勒斯坦小孩在放風箏，而一名猶太小女生從一旁跑來，也追著風箏看了一陣子。然後其中一名巴勒斯坦孩子靠過去牽起了女孩的手，將風箏小心翼翼地交給她。於是猶太女孩也跟著玩起巴勒斯坦孩子們的風箏了。

這樣的吉光片羽，如今已如夢幻泡影。

如今不只在以色列與加薩，那時放風箏的巴勒斯坦孩子們與猶太女孩在德國的同胞們，也正經歷著另一種苦難折磨：猶太人折磨於沸騰的反猶浪潮，而巴勒斯坦人則折磨於沉重的社會壓迫與無處表露的哀傷。

德國社會自閣員到議員、自官方到民間，不斷有聲音要求穆斯林除了聲援加薩人民，也必須對以色列的平民受難者與哈瑪斯暴行「明確表態」。此一要求若是針對組織團體，或許不無道理，但若擴及個人與特定族裔，顯然已逾越分寸。

但無論針對團體還是個人，在伊斯蘭恐懼症同樣也沸騰的當下，如此「自證清白」的要求與其背後「有罪推定」的弦外之音，讓許多日常生活中原本就並不那麼政治化的穆斯林感到極大的壓力與不安──尤其是在德國人數約有20萬的巴勒斯坦裔。

前篇提到一名在柏林布蘭登堡門戴著巴勒斯坦圍巾被驅離的示威女子，是德籍巴勒斯坦裔，事發後以「雅斯米娜」（Yasmina）的化名接受了《時代週報》（Die Zeit）的採訪。

雅斯米娜有親人住在加薩，以巴衝突爆發剛滿一週，從未參加過示威的她與男友謹慎地選擇參與一場訴求為「近東和平、近東停火、兩國方案」的示威，因為他們不想和哈瑪斯恐怖主義與反猶主義的支持者比肩，只是想聲援加薩人民。

當雅斯米娜來到布蘭登堡門時，現場約有40到50人，但這才發現示威不知為何已被當局禁止了。參與者依舊開始拿出標語喊口號：「Free Gaza！」、「停止轟炸！」並發放傳單，質問總理蕭茲（Olaf Scholz）為何不為加薩兒童的傷亡發聲。

直到一名女性喊出：「巴勒斯坦勝利！」旁邊的示威者聞言立刻圍上制止，一名帶小孩的媽媽叫道：「不能喊這個！只能喊和平！」

不久，柏林警方來到現場開始解散示威者，當他們要雅斯米娜的男友離開時，他舉起和平的手勢喊出「巴勒斯坦自由！」然後就被押上警車了。接著她自己也被員警驅離，事後男友雖被釋放，他們依然無法釋懷：「我們就是不想站在喊著反錫安主義口號的隊伍裡，不想為恐怖主義代言，但我們根本沒有機會公開表達對加薩人民的憂心。」

類似失語的處境也發生在德國西部魯爾區（Ruhrgebiet）的一所中學裡。德籍阿富汗裔的賽迪采（Mansur Seddiqzai）在此任教。以巴衝突發生後，他原本以為班上穆斯林裔的學生會有很多問題想問，但實際進入教室後卻發現他們都沉默不語。一問才得知，是因為穆斯林家長們不准孩子在學校談論此事，「不能批評以色列」否則會惹上麻煩。

學生們的眼裡透露出慍怒與不解。然而，他們也對以巴的歷史糾葛完全陌生，不清楚1948年巴勒斯坦人被迫流亡的「大浩劫」（Nakba）、也不清楚隨後阿拉伯國家的猶太人被系統性驅離的歷史。他們的慍怒來自Tiktok上加薩的影像片段，而他們不能理解為什麼德國主流社會對同情巴人的言論會如此過敏──為什麼就不能提巴勒斯坦人的苦難？為什麼我們就不能表達意見？

午休時間，賽迪采見到一名巴勒斯坦裔的10歲女生在庭院角落掉眼淚。她說，她媽媽剛去到加薩的親戚家，戰事就爆發了。女孩得知親戚已經喪生了，但聯絡不上媽媽，因為網路中斷了。

賽迪采不知該怎麼安撫女孩，於是也把她同校的姊姊一起喚來。

在一個距離以巴戰事3,000多公里外、光譜上的各種極端陣營為了各自的意識形態與族群偏見而激昂沸騰的社會，猶太人、穆斯林、所有族群都惶惶不安。彷彿又有了那麼一點，遙遠的1930年代德國與奧地利曾經有過的氣味。

兩個巴勒斯坦裔的姊妹，一個阿富汗裔的老師，師生三人就這樣沉默無語，靜靜坐在德國的校園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