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以巴爆發半世紀最嚴重衝突以來，造成極為慘重傷亡，其中加薩在經歷以色列國防軍大規模空襲後，已超過一萬人死亡，近半數是兒童。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沃克．蒂爾克（Volker Türk）於8日公開表示「以色列與哈瑪斯（Hamas）都犯下戰爭罪」。儘管《日內瓦第一公約》第19條明文規定：「醫務部門之固定醫療所，及流動醫療隊，在任何情況下不得被攻擊，而應隨時受衝突各方之尊重及保護。」在殲滅哈瑪斯的名義下，以色列在過去一個月數度轟炸加薩境內醫院。
長期在世界各地戰亂國家執行人道醫療工作的無國界醫生，戰爭爆發前即有20多位醫護人員駐點加薩，以巴戰火後，於11月1日全員撤退到埃及，成為第一批被准許離開加薩的人員——有一位唯一來自台灣的醫師洪上凱，在返國後首度接受《報導者》專訪，談他在戰火下的經歷以及與加薩的巴勒斯坦人的情誼，希望在地球另一端的台灣人，能夠更理解那些統計數據背後，真實的人們。
「剛離開加薩的時候，我傳訊息跟同事道別，她是一位三個孩子的母親，還在醫院的急診工作，全家人決定留下而不南撤。我問有什麼可以幫忙的？原本以為她會說擔心被炸死、擔心未來、擔心食物或水；但意外的是，她說最擔心的是隨著時間過去，被世界遺忘。」離開加薩的台灣醫生洪上凱說：「我一向在住處負責餵貓，倉促離開前，我把飼料全部倒在地上，五隻貓中有一隻叫Covid，跟我特別親，不知道牠們現在還好嗎？」
上週日（11月5日）甫從埃及開羅返台，首度接受媒體訪問的無國界醫生洪上凱表示，因為從過去就對中東的歷史與地緣政治充滿興趣，加上嚮往去到世界各個衝突之地執行人道醫療任務，他坦言其中動機有些許浪漫。從林口長庚醫院完成住院醫師訓練，擔任兩年急診部主治醫師後，34歲的他毅然申請加入無國界醫生組織，於今年7月前往加薩北部、2016年由印尼紅十字會等NGO捐助成立的醫院，協助建置當地急診醫療體系。
與當下新聞鋪天蓋地的轟炸、死亡、斷垣殘壁截然相反，10月7日前的加薩，即便不是一個國際化的現代都市，但人們仍是盡可能在被以色列長時間封鎖的狀態中，平穩地維持日常生活、工作與娛樂。 戰爭發生之前，洪上凱在加薩的日常是這樣的：週間早上7點從辦公室出發，車程約莫30分鐘，抵達印尼醫院（Indonesia Hospital）；接著，洪上凱會在急診與一名翻譯同行，隨時協助當地急診醫師處理較困難的病人、改善檢傷的系統，也有兩天的時間值小夜班，在醫院待到晚上11點再離開。
印尼醫院急診共有17名醫師和35名護理師。作為醫院裡唯二外國人（另一名是急診的美國護理師），洪上凱感受到的是加薩人滿滿的善意。雖然隱隱能感受當地居民被封鎖太久，瀰漫著一股不安感，但大家還是盡可能好好的過生活。加薩境內雖然沒有太多娛樂場所，沒有KTV、電影院，也沒有山，但有鬧區，也有類似百貨公司的建築，大家會到海邊抽水煙，享受休閒時刻。
在哈瑪斯如驟雨般射向以色列國境的火箭之後，馬上輪到以色列的回擊。中午，砲彈落在洪上凱工作的印尼醫院外的太平間跟氧氣儲存室，一名熟識的護理師當場被炸死。
「他叫穆罕默德，我們過去3個月都在一起工作，他就是一個很正向陽光、很好的人，我們幾天前還在討論，說他原本可以去英國，但是因為家人的關係，他是家裡比較大的孩子，所以就決定留下來──加薩人跟台灣南部有點像，家族關係緊密、感情很好。後來才知道，他原本那天不應該在醫院，我們前一天一起在醫院夜班工作，理論上應該早上6、7點就應該要回家了，不知道什麼原因就留下來。獲知這個訊息的時候才忽然意識到：戰爭很近，它不是新聞上幾千幾百的數字，而是認識且熟悉一個人，就這麼死掉了⋯⋯還是很難接受。」
由於希法醫院周遭是最多國際NGO聚集之處，儘管遠處的砲彈與爆炸聲不斷，眾人仍覺得處境相對安全。在被詢問是否繼續留在加薩時，洪上凱第一時間甚至表示同意，繼續在當地執行人道醫療任務。
直到第三天，10月10日清晨，總管接到消息，5分鐘之後，以色列要炸隔壁僅70公尺的阿巴斯清真寺（Al Abbas Mosque），叫大家立刻到安全室集合，在3、40分鐘、一片漆黑的密閉空間內，洪上凱第一次感到，自己的生命會消逝在這片遙遠的土地上。
「我現在還記得，先聽到飛機由遠而近的聲音，有時候只是飛過去，有時候有東西落下的聲音，最後才是爆炸聲，之後巨大的震波，使整個地面與空間劇烈搖晃，感覺有上百次，然後就會聽到附近居民尖叫、哭泣 、吶喊然後祈禱。清真寺離我們太近了，中間只有隔一棟建築物，清真寺全毀、隔壁的建築物半毀，我們的玻璃也都碎掉、牆壁損毀，真的很恐怖。」
一路上，他們的飲水與食物，幾乎全仰賴同時也在逃難的加薩人無私幫助，才能挺過來。當抵達中部城鎮汗尤尼斯（Khan Yunis）時，意外地與原本工作醫院的同事重逢，「他們自己也都帶著3、4個家人，從北部的家裡撤過去避難，把自己僅有的食物與飲水分給我們，真的很感人；有時候砲火猛烈，也會冒著風險到城鎮替我們張羅物資。巴勒斯坦司機在這20幾天更是全程陪伴，幫我們去找食物、 找水、找床墊。因為有罐頭，所以存糧還夠，飲水比較困難，甚至有一度只剩下一天的飲用水，那時候真的是有點緊張，」洪上凱表示。
這3個月與加薩人日夜相處的過程中，他時時刻刻感到這個民族的善良與溫暖，希望外人也能喜愛這片土地的心意。只除了一次，當他們移動到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的區域時，凌晨3、4點外頭突然傳來群眾喧鬧聲，原來是成千上百百名巴勒斯坦人將此地團團包圍、不許他們離開，擔心外國人一走，就會被以色列轟炸。
在前半段撤離的過程，仍有網路與衛星通訊時，他仍保持與北部醫院同事的聯絡，從傳回來的畫面中，親眼見證被以色列強力轟炸後的醫療現場，「我們離開時，把3個月的存貨全部捐出去，在第五天的時候，全部都已經就沒有了。很多醫師全家住進醫院、外頭也圍繞著幾千人，他們就在沒有電、沒有乾淨的水、沒有消毒、沒有麻醉的情況下救助傷者；縫合小朋友的話，就是要抓住，可能吃止痛藥然後手術，也沒有辦法輸血⋯⋯。」
洪上凱所服務的印尼醫院，旁邊就是全加薩最大的難民營：賈巴利亞難民營（Jabalia refugee camp），很多洪上凱的同事就來自此地。這裡被以色列認定是哈瑪斯領導階層活動的區域，因此開戰以來受到最為密集的轟炸。
「之前開車會經過，但不會感受到危險或者是不安，你只是覺得這區房子很密、衛生條件比較差一點。有一個無國界醫生的同事，就是來自這個難民營，他在第三或第四天空襲的時候，除了他之外，全家28個人都罹難，」洪上凱表示。
賈巴利亞難民營是加薩走廊最大、收容人數最多的巴勒斯坦難民營，其位於加薩北部邊境，與以色列─加薩之間的唯一條陸上通關點──埃雷斯邊境檢查關口（Erez Crossing）──只有不到5公里的距離。
在加薩走廊裡，一共有8處聯合國設立的巴人難民營，這些都是1948年「巴勒斯坦浩劫日」（Nakba Day）、也就是第一次以阿戰爭中因戰火而逃離家園的巴人「臨時庇護所」。由於在第一次以阿戰爭中，加薩走廊被埃及軍事占領，因此來自各地的巴人才會湧入加薩避難。
以賈巴利亞難民營為例，最初收容的巴人不僅來自於加薩走廊周邊、還包括雅法（Jaffa）一帶逃來的巴人家庭。眾人一開始都以為戰爭只是暫時的、大家很快就能返回故鄉，不料以巴衝突延宕75年仍未解，至今以色列仍堅持否認這群巴人難民返回故土的「返鄉權」，因此難民營的設置也從過往的「臨時庇護」轉變為「長期定居」。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UNHCR）估計，賈巴利亞難民營一開始收容人數只有3.5萬人，但占地僅有1.4平方公里的營區裡，目前已超過12萬名長期居民，是世界上人口稠密度最高的城鎮地帶。而在這12萬居民中，大約三分之一人口不滿15歲，失業率也一直在50%上下徘徊。
由於土地問題、歸鄉政治以及經濟條件等問題，加薩走廊境內的難民營很難對外擴張面積，因此營區內只能不斷以違章加蓋的方式「垂直開發」，建造起一棟棟多樓層的難民公寓。但這也讓難民營的基礎建設超載，例如水電、垃圾處置以及汙水排放等問題，都處於極為惡劣的環境，而賈巴利亞難民營裡的90%水源更遭嚴重汙染，不適合人類使用。
人口稠密的惡劣居住環境，加上經年累月的垂直加蓋，讓賈巴利亞成為地形極為複雜的地上迷宮。但貧窮以及同為難民的身分，也讓這些難民營凝聚起極為堅韌與頑強的社區意識──例如目前統治加薩的武裝組織哈瑪斯，其主要的領導幹部與將領都出身於難民營。但在過去幾年裡，賈巴利亞等難民營也時常發動大規模居民抗爭，抗議哈瑪斯對公務員欠薪、基層水電供應不足，以及無法改善難民營的貧困與飢餓問題。因此難民營一方面是哈瑪斯的支持大本營，另一方面卻也是加薩境內最不可小覷的壓力團體。
在2023年10月7日，哈瑪斯大舉越境突襲以色列邊境城鎮的「阿克薩洪水行動」中，以色列重兵駐守的埃雷斯關口與邊境基地遭哈瑪斯一舉攻破，包含數十名以色列軍人在內的240多人被哈瑪斯抓入加薩成為人質。但以色列軍方隨後的報復轟炸，卻也沿著哈瑪斯的攻擊路線殺回加薩境內，緊鄰邊境的賈巴利亞也因此成為戰場最前線，難民營、醫療設施更糟以軍多次空襲而死傷慘重。
以「鐵劍行動」之名攻入加薩的以色利軍隊，從10月開始就不斷要求北加薩的上百萬居民必須「自行撤離到南加薩避難」，其中賈巴利亞與沙提難民營（Al-Shati）更被要求全面淨空。但許多無處可去的弱勢巴人根本無力穿越戰火逃亡南部，因此斷水斷電斷糧的惡劣情況，也擴大了以色列空襲對無辜平民的殺傷。
截至11月7日，也就是以色列─哈瑪斯開戰滿一個月之際，賈巴利亞難民營已同加薩市一起遭以色列軍隊團團包圍。預計以軍在12月前就會發動「清鄉作戰」，以地面部隊直接殺入難民營的人口稠密區，逐戶掃蕩哈瑪斯地道與指揮基地，讓這場戰爭再添倍數以上的死傷血腥。
因為2018年爆發的一系列邊境抗議事件，許多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士兵射傷腿部與腳踝，無國界醫生從該年起，在加薩當地協助肢體重建手術，洪上凱說，「那通常都不是一次可以解決的，因為通常這些病人需要長期的復健與心理支持。我們甚至在戰前，都還在處理4、5年前的病人，因為他還沒有辦法回歸到原本的生活。」
原本洪上凱今年7月行的主要目標，是為了改善當地醫院急診的混亂現況。軍事演習、零星衝突幾乎可算是加薩的日常，但只要衝突發生，小一點的醫院無法處理傷口，導致民眾只要一有事情就習慣性先衝到急診。尤其洪上凱駐點的印尼醫院，雖是加薩北部最大的醫院，卻僅是區域醫院1、200張病床的等級。資源不足，加上太多人求醫，急診不時處於癱瘓狀態。
他與另一名美國護理師一起在印尼醫院建立「急診檢傷分類」制度，民眾到醫院後，醫師先了解病患情況，嚴重的先給予治療，讓醫院運作更順暢，「否則以前是誰叫得比較大聲，醫師就先看誰，但最嚴重的通常都躺在角落叫不出聲音。」
直到現在，洪上凱人已經在台灣，依然每天還會與印尼醫院的急診室主任，還有其他同事傳訊息聯繫。他知道自己能做的不多，慰問也只能說些＂Be Safe＂、＂Be Strong＂，但仍希望能幫上忙，想確保同事仍安全，也常在等待訊息時感到不安。
每天，新聞總會報導統計有多少人死去，洪上凱說，當你真的跟這些人有連結，你就知道他不是一個數字而已，而是活生生的一個人。從戰爭中返回舒適且安全的台灣，他感到極為不真實，甚至有些倖存者的罪惡感──過去朝夕相處的朋友，至今還在苦難之中，自己卻已經回到平穩的生活。
問到這趟經驗能夠帶給台灣什麼？洪上凱說，雖然是老生常談：
「有了這次經驗，真的覺得戰爭是非常可怕的事，我們要盡可能阻止它發生，當然也不要天真的以為他永遠不可能發生。」
在戰爭當下，大部分需要搶救的是被炸彈碎片壓砸傷，或大面積燒燙傷的患者，此時救護車上的緊急處置就十分重要，但這樣的醫療能力在加薩嚴重不足。洪上凱認為，台灣若能學到經驗，包括急診醫學會需持續推動到院救護系統，民眾自身也要加強基本的包紮止血能力，會在混亂戰爭中發揮很大的作用。
面對每日新聞中不斷攀升的巴勒斯坦人死亡數字，身為醫師的他，深覺無能為力的同時，也感到以色列的攻勢已跨越界限，令人難以接受。
「他們（以色列）說醫院底下有哈瑪斯，我不知道下面有什麼，但全世界都明確知道：醫院上面有醫生、護士、病人。以色列與加薩軍力懸殊，一定有其他方法可能解決，不應該轟炸這些設施。現在巴勒斯坦已經死亡超過一萬人，你可以指控裡面很多是恐怖分子，但是兒童占了4、5千人，這些不可能是恐怖分子！再怎麼戰爭，還是要盡可能避免平民的死傷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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