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因為「安息日」（Shabbat），在以色列出生長大、來台灣定居已經5年半的子樂（Ezra），原本應該會更早知道哈瑪斯的這場突襲。

2023年10月7日是星期六，子樂和妻子淑婷一整天都待在家裡陪孩子看書、玩遊戲，看起來和任何一個星期六並無不同。根據《摩西律法》，每週五傍晚到週六日落之間，是猶太人每週一次的安息日；在這段時間裡，虔誠的猶太教徒不僅不會工作，也不會使用手機和任何電子產品。

當天傍晚，子樂和淑婷走出家門，前往猶太會堂參加「聖會節」的慶祝活動。

然而還沒進到會堂，他們便隱隱感覺氣氛不太對勁。門口的一個以色列人看他們走近，臉色慌張地對他們說出事了。自從建國以來，以色列從來就不是平和之地，飛彈、街頭攻擊早就是家常便飯──但這次和以往不同。

因為台灣時間7日中午，哈瑪斯從加薩走廊發起了「阿克薩洪水行動」，除了對以色列發射火箭彈之外，也用車輛載運武裝人員進入以色列，綁架、殺害了大量以色列平民。

聽到消息後的淑婷，既震驚又難過，久久無法止住淚水。當天晚上，會堂裡的氣氛異常低迷，原本預定100多人出席的聚會，只有2、30人實際到場，但他們依然決定留下來，和其他人一起讀完《妥拉》。

這個聖會節，他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在以色列出生、成長的子樂，和台灣的緣分一直不淺──來台灣定居之前，他在美國一個半導體材料公司工作，經常出差來台。

2012年，他與台灣籍的妻子淑婷在美國結婚，幾年後決定搬到台灣定居；2021年台北的「薛智偉猶太社區中心」開幕後，他們便在附近租了房子，經常過去參加猶太社群的聚會，也方便孩子過去學希伯來文。根據在台猶太社群統計，台灣目前大約住有800位猶太人。

雖然戰爭開打之後，哈瑪斯發射的飛彈也曾擊中Zevi和Ruth的住家附近，但他們認為威脅並不大，因為「每個人家裡都有防空洞」；相較之下，住在以色列境內的巴勒斯坦人、以及來自哈瑪斯的滲透，才是他們真正擔心的威脅來源。

在以色列都是護理師的Zevi和Ruth，工作的醫院裡也有不少同事是巴勒斯坦人，不過「10月7日的事件發生後，他們都變得非常沉默，同事間的氣氛非常詭異。你感覺得出來，有些人應該是站在哈瑪斯那邊的，」Zevi說道。

雖然Ruth和Zevi都認為，回到以色列是一件危險的事，但他們從沒想過逃離那裡，孩子的手術結束後，也會依照原訂行程搭機返回以色列，「10月7日之後，反而是很多住在國外的以色列人，趕著飛回去以色列參軍。」

在子樂看來，以色列目前對加薩的空襲與地面戰，不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戰爭」，而是「以色列和哈瑪斯的戰爭」，更是一場「正義對抗邪惡」的戰爭。

「10月7日發生的事情，本質上和納粹的屠殺一樣，都是在屠殺無辜平民。所以我們別無選擇，必須保護自己，只能完全摧毀哈瑪斯。」

但對於來自加薩的安海正（Hazem Almassry）來說，這場戰爭的意義完全不同。

留著俐落短髮、鬍子刮得特別乾淨的安海正，來自加薩南部大城汗尤尼斯（Khan Yunis），他表示，自己是目前全台灣唯一來自加薩的巴勒斯坦人。

之所以會在台灣落腳，故事要從2011年說起。當時安海正獲得了一筆獎學金、前往韓國留學，並在那裡認識了現在的妻子。從韓國的研究所畢業後，他和妻子決定結婚，並回到加薩生活。

「加薩有200多萬人，但埃及政府每天只核發500張許可，申請者必須有特殊理由，比如出國留學、或有外國護照，才能排隊申請。」

幸運的是，安海正的妻子擁有阿爾及利亞護照，讓他和妻兒可以順利離境。

後來安海正在網路上找到了台灣政府提供的獎學金，最後在2016年來台攻讀博士，並陸續把妻子和小孩也接來了台灣。畢業之後，他在一所大學裡找到工作，但工作只是兼任性質，收入稱不上優渥。

10月8日以色列宣布對哈瑪斯展開反擊後，他便一直嘗試用通訊軟體和住在加薩的親人聯繫，但加薩的網路訊號很不穩定，「不只是網路，巴勒斯坦的水電、對外交通也被以色列控制，以色列政府會故意切斷這些民生設施。」

但對安海正來說，網路斷訊並不打緊，真正讓他憂心的是斷糧危機──由於糧食補給難以進入加薩，安海正的家人已經開始縮衣節食，「他們昨天排了12小時的隊伍，才終於買到一些麵包。」

提及10月7日突襲引發的戰火，安海正始終認為，這不是一場「好人對抗壞人」的戰爭，而是一場「土地被占領者對抗占領者」的戰爭。

「以色列說他們的敵人是哈瑪斯、不是巴勒斯坦，但早在哈瑪斯出現之前，這些問題就已經存在了。哈瑪斯只有35年的歷史，但以色列從1948年開始，就一直占領著巴勒斯坦。問題的根源，終究來自以色列的占領行為，哈瑪斯只是占領的產物罷了。」

安海正也說，他雖然不同意哈瑪斯濫殺以色列平民的暴力行動，但他並不怪罪他們，也無法剝奪任何人「選擇暴力抵抗的權利」，因為他認為，「根據許多條款和國際法，土地被占領的人，本來就有權以任何方式來抵抗占領者。」

也是因為這樣，安海正受訪時一再強調：10月7日的突襲不能被看作一起獨立的事件，而應該要放在更長的歷史脈絡中看待，這樣才能理解突襲發生的成因，看見巴勒斯坦人的日常苦痛。

講到日常苦痛，安海正有太多故事。

這種和移動、遷徙有關的障礙，也曾差點斷送安海正的學術夢。

「我之前應徵過一個教職工作，但那個大學在約旦河西岸。我通過初試之後，有天校方突然通知無法錄用我，原因是我沒有在西岸的合法住址，所以我不能在西岸地區工作。」由於巴勒斯坦人的民政登記掌握在以色列政府手上，因此對安海正來說，變更住址和搬到西岸都難如登天，他最後只能放棄。

安海正認為，這些充斥在日常生活裡的障礙，就是以色列刻意設計的制度，目的是讓巴勒斯坦人每天為生活所苦、忙著協商小事，沒時間進行政治抵抗，也沒有力氣去思考獨立、主權、建國這類更重要的問題。

在他看來，以色列人的歷史觀和經濟模式，也注定內蘊了無止盡的衝突。

「以色列的立國基礎，一直都和『飽受鄰國威脅』這個論述有關，所以他們需要衝突，才能繼續生存下去。此外，他們有龐大的軍工業，所以戰爭也是經濟來源。就政治上來說，衝突也可以讓他們獲得西方支持，在國內也可以讓原本分裂的社會團結起來，」安海正說道。

安海正坦言，家鄉的戰火讓留在台灣的他感到非常痛苦，也讓他覺得自己很自私。現在的他，每隔10分鐘就會拿起手機刷社群平台、跟上最新戰況，也希望能盡快回到加薩，和家人、同胞一起面對戰爭。但這種焦慮情緒，也讓他逐漸無法思考、變得愈來愈沉默寡言。

「其實我本來不太想面對媒體、談這件事，只是看到以色列駐台代表處開了記者會，讓我覺得自己必須站出來，讓台灣人聽到巴勒斯坦人的觀點。」

但不論如何，現在的安海正覺得，台灣已經是他的第二個家，3個小孩都也都是在台灣成長懂事，他們對台灣比對加薩更加熟悉，「我們在家裡吃飯，也都是台灣菜、阿拉伯菜色混著吃。」

去年（2022）疫情趨緩後，安海正終於帶著孩子回了老家一趟，在加薩待了2個月。雖然加薩已經很久沒有舉行選舉，但他這次回到加薩，覺得大部分人都仍支持哈瑪斯，甚至也支持以暴力手段來對抗占領──尤其是年輕世代。

「你如果和加薩年輕人握手，就會發現很多人的手都很粗糙，但非常有力，就是因為他們平時都在幫哈瑪斯挖地道。」

除了見到許久未見的家人之外，安海正甚至送孩子去當地學校上學，「他們都非常開心，但那主要是因為轉換環境帶來的新鮮感，而不是他們對加薩有什麼特別的情感。」

近期戰火再起後，安海正也試著跟他們解釋家鄉的動態，然而加薩距離台灣遙遠，孩子年紀也依然太小，他們終究很難理解。但他並不急，「我希望他們慢慢理解，以後也有選擇自己立場的自由。」

同樣居住在台灣，安海正和子樂儘管對於戰爭有截然不同的立場，但都一致地感受到台灣人對衝突背後的歷史相對陌生，關心這件事的人並不多。不過安海正認為，至少台灣很安全，也不像在一些西方國家裡，阿拉伯社群會感覺到來自社會上的敵意。

只是這種令他安心的氛圍，也不是沒有例外。

「幾天前台北清真寺舉辦了一場義賣會，想聲援巴勒斯坦，結果警察直接過來把會場裡的巴勒斯坦旗幟撤下。」這是他第一次在台灣感受到「針對巴勒斯坦的敵意」：「舉巴勒斯坦旗並沒有違法，我們也沒有製造麻煩，警察完全沒有必要這麼做。」

此外，安海正也表達了對台灣媒體的不滿：「巴勒斯坦明明就死了上萬人，但台灣媒體報導的時候，卻只選擇空拍畫面、遠遠地看，救護車剛開門就切掉畫面，避開傷患的特寫畫面──為什麼不讓台灣人看到這些呢？是不希望觀眾同情巴勒斯坦嗎？」

但站在以色列的立場，子樂的妻子淑婷也常看台灣的電視新聞，她的觀察就很不一樣。「台灣媒體大部分都是直接翻譯外電，所以用詞非常混亂，同一家媒體有時會把哈瑪斯稱為『武裝組織』，有時又會寫『恐怖組織』。」在她看來，台灣媒體的問題不是「客觀中立」與否，而是對以巴議題並不熟悉，更遑論統一用詞。

除了媒體用詞之外，台灣人對以巴議題的陌生，也反映在她自己的社交生活上。「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嫁給以色列人，但他們除了關心我之外，基本上不太會問以色列的戰況，也不會在自己的社群媒體上轉發和以色列相關的新聞。」

不過整體來說，子樂認為10月7日哈瑪斯突襲發生後，台灣人對以巴問題的關注度確實提升了，整體輿論似乎也更傾向支持以色列，而這也可能和俄烏戰爭之後，地緣政治角力加劇、「站隊」風氣愈來愈顯著有關。

但他認為「台灣人之所以應該支持以色列」，不應只是為了在國際政治選邊站，而應該是因為「以色列和台灣一樣，也都尊重普世價值和多元文化」，而且「以色列終究站在正義的一方」，「我相信以色列的士兵和將領，都是信守道德的人，要發動空襲和地面戰前，也會通知加薩平民，要他們趕緊撤離。」

在子樂看來，以色列的愛國和團結，就是台灣人最應該學習的地方。子樂甚至聽說，他的一些以色列同事自願回到軍隊，正在前線作戰，但一有空檔，還是會用手機收發電郵、處理工作。「以色列人可以教會台灣一件事：如果你真的相信什麼，就要勇敢站起來為這個信念奮鬥，」他如此說道。

相對地，安海正則認為：台灣人確實應該多關注「巴勒斯坦發生的事情」，因為巴以衝突很可能牽動全球地緣政治，進而影響台海局勢。「如果這場戰爭擴散到其他國家，尤其是黎巴嫩真主黨和伊朗，然後美國也投入戰爭、被迫在不同陣線上分身乏術，對於想入侵台灣的北京來說，就會是大好機會。」

此外，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他可以理解台灣人可能會想支持和美國關係較好的以色列，但他也提醒：國際政治更關鍵的因素還是現實利益。

「當然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立場，但我認為台灣政府在這件事情上應該要保持中立。台灣政府以為支持以色列，就會讓他們成為西方陣營的一分子，但美國只是想要透過台灣來阻止中國崛起而已。而就目前國際情勢來說，台灣政府當然也不能支持巴勒斯坦，所以我認為，對台灣政府來說，最好的策略還是保持中立。」

儘管數十年來的傷痕難以平撫、和平進程看似遙遙無期，但安海正和子樂都同意，這場戰爭不能永無止盡地打下去。

子樂亦指，「兩國方案」不代表巴勒斯坦人可以「對小孩進行仇恨教育、讓他們仇視以色列」，「他們應該要用選票選出一個願意建設加薩、發展經濟的人，讓加薩人過正常的生活──以色列甚至願意派出科學家、出錢去幫助你們。」

然而子樂的說法，安海正並不同意。

安海正認為，從二戰之後被多次提出的「兩國方案」，現在已經不可能實現了，「因為以色列不可能接受這個方案──對很多以色列菁英來說，讓巴勒斯坦人留在加薩、西岸地區，就是一種讓步（concession）。」

「就算你可以在形體上摧毀哈瑪斯，但武裝抵抗的想法不會消失。如果想真正解決問題，就要平等對待巴勒斯坦人──所以雙民族國家就是最好的解方，讓兩個民族在同一個國家，平等、和平地生活在一起。」

但安海正認為，現在的決定權已經不在巴勒斯坦手上，因為「以色列就是想要巴勒斯坦消失」，而且對以色列來說，使用武力解決、占領巴勒斯坦的成本並不高，所以沒有強烈的誘因去和巴勒斯坦「政治談判」。

「但我相信，10月7日過後，占領的成本有稍微提高了一些，」安海正說道。

從猶太會堂走回旅館的路上，Ruth和Zevi顯得非常輕鬆：孩子的唇腭裂手術非常成功，而安全舒適的台灣，也讓他們暫時忘卻了家鄉的戰火。

面對《報導者》記者，Zevi表達了他對台灣的感激──這座遙遠陌生的小島，有先進的醫療技術，還允許以色列人免簽入境，讓他們可以把握黃金時間動手術，還給女兒一個無瑕的笑容。

為了等孩子回診拆線，他們還得在台北待上幾天，正在想可以去哪裡觀光、打發時間。前幾天他們剛出醫院，就推著嬰兒車去了一趟台北101購物，還搭了貓空纜車上山。「和以色列的物價相比，在台灣買什麼都便宜，」跟在一旁走著的淑婷笑著說。

「不如去國父紀念館看衛兵交接吧，結束後還可以去附近逛街買東西，」子樂一邊打開手機的地圖應用程式，一邊對Zevi說道。

幾天過後，《報導者》再次與安海正碰面，為他拍攝搭配報導刊出的照片──那天的台北正值初秋、天氣颯爽，陽光和巴勒斯坦一樣燦爛。

或許是命運牽引，當天約訪的地點，正好就在日本時代的台北監獄圍牆遺址附近。

在監獄的圍牆邊拍照時，安海正說，「你可以想像嗎？過去3、40年來，大部分加薩人都沒有離開過加薩走廊、不曾親眼看過外面的世界。」如果不是因為拿到韓國的獎學金、認識外國籍的妻子，後來又取得台灣的居留證，他很可能也和大多數加薩人一樣，這輩子永遠都無法離開那裡。

「在監獄旁拍嗎？也對，或許很適合我──畢竟加薩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監獄，」安海正面無表情地說，語氣聽來不像說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