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政府為了達到「2030雙語國家」目標，風風火火地砸下重金推動獨尊英語的所謂「雙語政策」，是極其荒唐、錯亂的瘋狂之舉。政策的瘋狂裡，可能有其急功近利、為求短中期政治效果的算計；瘋狂的是它完全不考慮或不在乎以英語為第二官方語的語言政策想像，長期對本土語言文化可能產生的全面扼殺與滅絕。

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講座教授何萬順，在一篇與江文瑜教授合寫的論文〈2030雙語國家：理性與價值的謬誤〉（2021）裡，從經濟效益、國際觀的建立、所謂大學生／台灣人講不好英文，和政府的語言政策和自我殖民等多個不同面向，犀利地分析了雙語政策無視事實或邏輯錯亂的推動理由。該文指出，雖然英語確實是全球化經濟體系中市占率最高的商業語言，但因而要將英語拉到國家語言之一的位置則毫無必要。在2017年的24個抽樣國家之人均GDP都超過台灣，包括西北歐與南歐諸國到日韓以色列科威特，而英語並非他們的國家語言。

此文也指出，目前將英語訂為官方語的主權國家有56個，除了曾被德國與比利時殖民過的盧安達之外，其他全都曾是英美兩個帝國的殖民地。此文深刻提醒，以新加坡這個被英帝國殖民過的英華雙語國家為例，透過語言發展的「涇浜化」與「克里奧化」所發展出來的「新加坡式英語」（Singlish），讓一般民眾將英語和華語都講成二流水平的「本國語」，從而在文化階級與資本中永遠感到自卑。而這似乎即是台灣要發展「雙語國家」的一個「典範」？

未曾被英美兩帝國殖民過的台灣，竟而要效法盧安達，主動將英語變成另一個國家語言，進行文化上的自我殖民，這個社會與國家的集體自卑心理，值得探究。在討論此集體心理之前，有些政策制定者昧於現狀的事實，我希望先指出來。其中一個昧於現實的錯誤印象，是台灣人講不好英文。如果某種程度這曾經是事實的話，那也大抵是過去式了，這是過往政治人物的經驗，而他們將自身的或過往世代的經驗，投射到今天的大學生身上，從而要推動2030年在大學要求至少半數課程以英語授課的高教政策。

大學生的英文水平已普遍提升很多了，因為有經濟條件逼他們從小學美語或出國交換的家長們，早就從幼兒園開始，逼出他們的英文能力、已「不輸在起跑點」了。但學生們在這個扭曲的語言教育政策下，卻將要聽很多前幾個世代的教授們，以字彙不足、表達力弱、或相對彆腳的口語英文講課，傳遞不出他們原本專業學養的厚度，讓學生減損知識或思維上的吸收，兩造皆苦。但是政策制定者完全不管這些具體存在的現實情況，閉門造車地以為只要全面以英文授課，國人的英文能力就會自動提高。

而即使如此，今日校園裡許多有識的大學生，在有機會和條件申請出國交換學習、甚至攻讀學位時，早已經不是眼中只有美英這些國家了。在我的行政工作中簽核過的出國交換生，除了韓日德法等熱門國家外，更有申請到荷蘭、芬蘭、捷克、匈牙利、波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泰國、印度等國家的大學。託我寫推薦信申請研究所的人，也有往這些地區深造的學生。年輕世代的學生以自己的資訊，已經快速開展出他們的世界觀了；掌握著文化教育決策權力，視野和經驗卻嚴重局限的舊世代，還只能抱著英語化等於國際化的落伍想像，他們究竟要阻礙台灣未來世代之進步空間到怎樣的程度呢？

讓我回到推動雙語國家政策背後的文化自卑心理這個問題上。何萬順與江文瑜的論文最後指出，兩個世紀的英語霸權，加上台灣被不同殖民者的數百年殖民歷史，讓英語霸權的新殖民主義完全征服台灣這個極度崇拜英語和英語焦慮的社會，進而不假思索地進行自我殖民的政策，不惜毀掉對自己語言與文化的認同和自信。

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系榮譽教授布洛薩（Alain Brossat），在台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一場「雙語政策的死胡同」的專題演講裡，動人地引述法國哲學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追憶自己年輕時的一個創傷經驗：當出生於阿爾及利亞的德希達回到巴黎念高校，他帶有阿爾及利亞口音的法語，曾讓身處巴黎知識階層的年輕德希達感到羞慚。連哲學大師都可以被法語這個強勢語言霸權、還只是自身母語中來自殖民地的口音，就產生了創傷記憶，可以想像先後被日本殖民者與威權時期的國民黨禁止說母語的台灣本土族群，所受到的創痛之深。

在歷史長河中，自己的母語及其背後的文化被歧視、斲喪的台灣本土語言族群，是需要認真而深刻的思考，有效平撫語言文化尊嚴受創的方法。然而，重建語言文化尊嚴的有效方法並無捷徑，只能通過時間與自覺的努力，將已經揉雜了多元文化內容的台灣文化主體性，和真正的集體內在自信，扎實、誠實的重建起來。

日語曾經是台灣的官方語言，和某個世代民眾的「母語」之一，接著是成為國語的北京語。因為特定的、但未曾深入梳理妥當的政治歷史經驗，使今日的所謂「本土」政黨急著以各種方式反中、去中，包括企圖在語言上稀釋北京國語的宰制或象徵角色。台灣的政治要往哪裡去，可以有不同的主張或思辨，也都應該予以尊重。然而，重建台灣主體性與內在自信的方法，竟然是以英語崇拜、全民講英語，企求快速置換北京國語的語言位置，從而一併矮化、終至消滅包括台灣閩南語在內的所有其他本土母語和文化，直接變成自我幻想的英語國家？

政策制定者可能天真的以為，他們同時在推動《國家語言發展法》，因此台語和其他母語可以保存，這是對語言的極度無知。台語和客語只是一個說話發音的工具嗎？它們背後難道不是同樣一整套華人文化與生活方式的歷史累積？布洛薩教授也強調，所謂「雙語」，絕非兩個對等的語言，而是其中一種強勢語言框限、主宰了使用者的思維模式，從而進行各種的權力操作。

那麼，連政府首長面對英語霸權都曾經或繼續展現自卑感的話，當英語變成睥睨所有其他母語的國家語言，台灣的主體性和內在自信如何建立？當這個國家未來果若以台灣之名獨立自主了，她的文化主體性與國家尊嚴，究竟有什麼內容？

台灣社會與人民，歷史以來受到的語言文化創傷極深，這是不爭的事實。我們正有很好的機會，認真理性的面對、反省、整理這些歷史創傷，耐心地給出時間，讓一種具有雍容大度、不亢不卑的台灣主體精神，誠實而自信地茁壯起來。一切急功近利、粗糙瘋狂的語言文化或政治政策，不惜在文化上自我賤斥以求眼前的政治變現，都是鼠肚雞腸的格局或自私算計。那些停留在上個世紀創傷世代的人，對台灣年輕世代的優秀程度與眼界，恐怕並沒有真正察覺。

我想提醒過往世代的政策制定者，如果真的在乎台灣的未來，請避免依自身的局限與無知，不道德的以錯誤的語言文化政策，將未來的世代一起陪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