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剩語言還能有點自治權了，再退能退到哪去呢？」

當我向居住在內蒙古的學界朋友詢問關於區內民族中小學將改用漢語授課的看法時，他嘆了一口氣，第一句話就對我這麼說。

早自2020年6月，中國內蒙古自治區便傳出消息，新學期起，區內的「民族語言授課中小學」（簡稱民族中小學）除蒙古語文之外的所有科目，將全面改以漢語授課。消息一出立刻引發區內各界反對，以學界為首，串連其他各界紛紛上書內蒙古自治區教育廳，希望能阻止這項政策公布。

1962年4月13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的烏蘭夫在《內蒙古民族區域自治的歷史經驗》一文中，總結了內蒙古區域自治的成功經驗，他認為，在自治區實施強化蒙漢兩種語言的並行使用、支持蒙文出版機構的圖書報刊發行能力、健全語文工作機構、提倡／保留蒙古傳統文化、選拔蒙漢兼通的翻譯／公務人員等「自治」措施，並非是要分離蒙、漢兩民族，相反地，以貼近在地底層民眾的語言和文化品味進行社會主義宣傳，是促成兩民族共同融入社會主義這個大家庭的必要手段。

但習近平2012年上台之後，逐漸表露出要擺脫過去民族工作框架的意圖。他引用北京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鋼及北京大學社會系教授馬戎於2011年提出來的「第二代民族政策」思路，強調要拋棄前蘇聯民族大拼盤式的「第一代民族政策」，不再強調社會主義的認同，改為推動淡化族群意識、強化中華民族身分認同的政策，以「牢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而此思維首先便衝擊既有的雙語教育體系，一如習近平2014年9月28日在中央第四次民族工作會議上所強調：

「在一些有關民族地區推行雙語教育，既要求少數民族學習國家通用語言，也要鼓勵在民族地區生活的漢族群眾學習少數民族語言⋯⋯在民族地區當幹部，少數民族幹部要會講漢語，漢族幹部也要爭取會講少數民族語言，這要作為一個要求來提。不然，這個幹部是當不好的，話都聽不懂怎麽做工作？」

習的這番話改變了中國《民族區域自治法》的既有思維，他認為，少數民族學習普通話是中華民族兒女的「責任與義務」，而漢族學習少數民族語言則是爭取為工作錦上添花的「選擇」，至於過去「在社會主義下大團結」的論述，在新一代的民族語言政策中則完全「被自殺」了。

可以說，中國政府此次在6省區所推行的漢語教育新政，正是新一代民族政策於境內全面實施，成為民族統治常態舉措的「起手式」。

回溯當前中國民族地區的雙語教育制度的源頭，始自1963年內蒙古自治區黨委、人民委員會在烏蘭夫的主持下，頒發的《關於加強民族文教衛生工作的若干規定》，該規定提出並實施了「民族語文、民族教育、民族文化、民族衛生工作」四位一體的措施體系。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雙語教學制度的構想──也就是在内蒙古自治區建立「漢語授課」（一般中小學）與「蒙語授課」（民族中小學）兩個獨立的學校系統，但都可以一路從幼稚園讀到博士。

在此制度背景下，不僅蒙古族學生能夠選擇在既有的教育體制內使用母語進行學習，更重要的是，以教育系統為媒介，蒙語能夠持續更新語彙及表述方式，避免因為時代的發展而消亡。然而，2020年秋季學期的新政策實施之後，雖然當局不斷宣稱既有的「雙語教學制度」不會改變，但事實上，教育的內容及過程卻阻礙了蒙語更新現代詞彙的管道，間接導致未來蒙語將逐漸被定位為落後的、不進步的、無法與時代接軌的語言。

長久以來，如何進行蒙語的翻譯與教材編寫在內蒙古自治區一直有著分歧意見，最早可追溯自1959年。當時受到大躍進與人民公社所帶來的浮誇風影響，一部分人認為要系統性地大量借用漢語詞彙，以實現「語言大融合」的理想，但烏蘭夫卻持反對意見，明確表示民族語文發展是長期性的工作，不能受當下的政治實踐綱領影響。據此，內蒙古自治區人民委員會最終在《關於審定統一蒙古語名詞術語的原則》中確立了3個翻譯原則：

在此原則之下，當前內蒙古自治區發展出了一整套相當成熟的蒙語書寫、翻譯，及教材編撰、出版行業。以學校教學需求為動力，帶動在地文教／出版事業的經濟規模，並擴及至服務現代生活的各項需要，這套在內蒙古地區行之有成的文化發展體系，不僅讓內古自治區得以集合區內的蒙語及各學術專業人才，開發出內蒙古地區通用的回鶻式蒙語輸入法（如使用最廣泛的蒙科立輸入法）、文書處理軟體，以及銀行提款機的蒙語操作系統，並得以持續編寫、更新蒙語教材及學術專業書籍。例如，近幾年便有一群內蒙古大學的老師試圖將西方當前最重要的幾本社會科學經典教材──如英國社會學者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所寫的《社會學》一書──翻譯為回鶻式蒙文。

語言是最貼近人類存在的媒介，反映了一個民族過往的歷史、政治、文化，及世界觀。透過國家制度的介入，讓中國境內的蒙古族得以持續用蒙語的思維方式更新現代語彙，並據此發展內蒙古地區的文教產業，讓生活在此地的蒙古族維繫其文化認同，這是烏蘭夫民族政策的高明之處，也是內蒙古自治區得以成為中國「模範自治區」的關鍵所在。

然而，中國政府此時推出的新政策卻完全翻轉了過去民族工作的思維，反其道而行，從語文、政治、歷史三方面下手，逐步掏空境內蒙古族的世界觀，讓民族教育徒留外在的制度軀殼。可以預見，以漢語授課之後，蒙古族學生理解世界的方式將不再以其母語建立的世界觀為主，而是被局限在漢語的思惟方式內，並逐漸被同化進漢族的世界觀之中。這樣的擔心與疑慮，恰恰是這場群眾反對運動中最難以言明的情緒。

此外，歷史課裡必然會提到的「中國」，在漢語和蒙語的理解中也不一樣。蒙語裡的「中國」事實上原意是「契丹」，因為蒙古帝國最初興起時和「中土」之間隔著統治燕雲十六州的契丹（遼國）。當時資訊傳遞較為不便，遠在漠北草原的蒙古人無法區分南方各民族的差異，因此一律把「南方國家」統稱為「契丹」。這個詞彙的差異原先是內蒙古地區民族學校歷史課程中的經典案例，但可以想見，新的語言政策實施之後，類似反映北方游牧民族世界觀的語彙將不復記憶，而代之以「天下中心之國」的世界觀。

習近平主政下的中國政府近年來喜歡在各種論述中強調「新時代」的重要性，然而，面對中美貿易戰、西藏／香港問題國際化、新型冠狀病毒起源究責、南海主權爭議、全球供應鏈重組等國際困局，我們卻會發現，中共無意帶領其口中的「14億人民群眾」開創新時代格局，反而試圖要把這些困境形成的「例外狀態」常態化（normalized），收攏更多權力來實現自身「天下一黨」的想像。從這次漢語教學改革在內蒙古自治區引發的風波來看，新時代的改革並沒有因此讓中國的蒙古族對未來充滿了希望，卻反而讓他們陷入了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更大的憂慮當中。

凜冬將至，民族語言將亡，這樣的集體情緒一如籠罩在蒙古高原上的高壓冷氣團，一不小心就會形成沙塵暴，帶著飛沙走石捲向北京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