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許多媒體高度關注重大社會事件的發生，勞工求職時被要求出示「良民證」（即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情形愈來愈普遍，並包含各行各業。根據警政署統計，自2013年至2020年全國各警察機關良民證件數幾乎翻倍，從2013年的36.8萬件急速攀升，2019年已突破70萬件，縱使2020年受到COVID-19疫情肆虐，景氣和就業低迷，核發件數仍然有73萬件，部分原因可能是許多勞工因失業或補充所得需求而投入平台工作。雖然，申請事由不盡然是基於「求職」需求，還包括因租屋、結婚或移民（申請永久居留）等其他事由，但勞工求職或就業被無理要求出示良民證以「證己為良」，似乎已成為勞動市場中普遍存在的違法現象。

「良民證」是勞工獲得工作的人格保證，還是謀生時無形的桎梏？無理由要求勞工出示良民證，是否構成違反《就業服務法》對勞工隱私權之保護？以及違背同法第24條所揭示對「更生受保護人」的就業協助，避免更生人因一時的犯錯而被排除在社會生活之外，並確保《憲法》對於「工作權」和「職業自由」之保障？

事實上，目前僅有少數幾個職業類別依該職業特別法規明文規定「曾犯特定罪者」不得從事，如《保全業法》、《補習及進修教育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等，其餘工作無理由或任意要求應徵勞工出示良民證，涉及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2項第2款，於招募或僱用員工時：「要求提供非屬就業所需之隱私資料」。惟大部分勞工在對法律認知不足、缺乏工會保護或礙於急迫需要工作的情況下，只能選擇隱忍。此外，各地方政府在落實法律標準不一以及對法律的宣導不足，進而使得良民證被濫用的情形持續擴大。

按《憲法》第15條：「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另第23條亦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本文不討論各法規中以「良民證」作為限制職業自由的憲法爭論，將重點放在「良民證」於職場中被濫用，造成許多勞工礙於謀生只能屈就於不合理要求的情形，探討政府行政機關應有之作為，特別是就業歧視各級勞工主管機關，如何更積極落實相關勞動法規保護，以確保勞工「工作權」和「職業自由」得到更充分和更完整的保護。

以下，本文透過對相關問題的釐清及法規的整理，希望能夠作為勞動法規強化歧視禁止之參考。

證明一個人是否為「良民」的法源依據為何？在什麼情況下，勞工需要出示良民證以「證己為良」，才能有尊嚴的獲得一份謀生的工作？雇主又依據哪些法源才能要求勞工出示良民證呢？

為規範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之申請及核發，立法院遲至2002年才通過《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核發條例》，作為申請核發良民證的法源依據。根據警政署的統計資料，近5年來國內因各項理由申請良民證的件數持續增加（詳見下表）。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核發條例》中，更明確化「不予記載」於良民證（第6條）以及「不予核發」良民證（第8條）之情形。其中第6條不予記載之情形如下：

言下之意，因少年輕狂或是曾經犯下的某些微小過錯（微罪），原則上不影響一個人保有其「良民」的身分，且依據《少年事件處理法》所處理的少年事件，相關紀錄本均不得揭露。而一年高達73萬申請案件，大部份也應符合「良民」身分，因此應不至於對就業造成實質影響。

只是，目前只有少數職業類別相關特別法規中，明確規定曾犯特定罪者「不得擔任」、「應予解聘或解僱」、「不得辦理執業登記」某些工作等規定，或在向主管機關登記服務時，必要檢附「最近3個月內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正本」等職業自由限制之外，其他以求職為事由之申請案件，都有可能違反《就業服務法》之規定，甚至於違反《憲法》職業自由保障之虞。因此，主管機關應針對這個普遍存在的問題進行系統性的瞭解，並加強法律宣導以確保勞工的權益。

目前，明文禁止、限制「曾犯特定罪者」職業自由之法律規定，如下：

上開之工作，由於其工作往往涉及「公共福祉」或與兒童或未成年權益、安全息息相關，因此，縱使以法律明文限制「曾犯特定罪者」憲法保障之工作權或職業自由，社會普遍可以接受。

例如，《保全業法》不僅嚴格規定「曾犯特定罪者」不得擔任，更於第10條規定業者：「僱用前檢附名冊，送請當地主管機關審查合格後僱用之」，必要時得先行僱用之，但應立即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查核。而在補教業頻頻出現「狼師」社會新聞事件後，立法院更於2017年5月26日三讀通過「狼師條款」，納入「良民證」規定，明定補習班聘僱教職員工前，應檢具相關名冊、學經歷證件、身分證明文件影本，並附上最近3個月內核發的經查刑事紀錄證明書等基本資料，陳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外國人第一次申請聘僱許可時，應檢附其原護照國開具的行為良好證明文件。

人民之權益應於法律定之，就各該法規中關於要求「良民證」之規定，迄今僅有《道交條例》禁「曾犯特定罪者」執業計程車規定是否違憲做出解釋。根據大法官釋字第584號解釋，大法官認為：「基於營業小客車營運及其駕駛人工作之特性，就駕駛人個人應具備之主觀條件，對人民職業選擇自由所為之限制，旨在保障乘客之安全，確保社會之治安，及增進營業小客車之職業信賴，與首開《憲法》意旨相符，於《憲法》第23條之規定，尚無牴觸。」此外，也以「營業小客車營運之管理，因各國國情與治安狀況而有不同。相關機關審酌曾犯上述之罪者，其累再犯比率偏高，及其對乘客安全可能之威脅，衡量乘客生命、身體安全等重要公益之維護，與人民選擇職業應具備主觀條件之限制，而就其選擇職業之自由為合理之不同規定，與《憲法》第7條之平等原則，亦屬無違。」因此，宣告該條例之規定並不違憲。

不過，該號大法官解釋也揭示，惟以限制營業小客車駕駛人選擇職業之自由，作為保障乘客安全、預防犯罪之方法，乃基於現階段營業小客車管理制度所採取之不得已措施，但究屬人民職業選擇自由之限制，應隨營業小客車管理，犯罪預防制度之發展或其他制度之健全，依較小限制替代措施之建立，「隨時檢討改進」；且若已有方法證明曾犯此等犯罪之人對乘客安全不具特別危險時，即應適時解除其駕駛營業小客車執業之限制，「俾於維護公共福祉之範圍內，更能貫徹憲法人民工作權之保障及平等原則之意旨」。

根據警政署的統計，近年來申請良民證的件數不斷創新高，2020年的數量更比2013年暴增361,998件、幾近翻倍。究其原因，除了上開明確以法律定之「曾犯特定罪者」之職業自由限制類型之外，愈來愈多的新興行業亦要求出示「良民證」，例如與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的Uber司機，以及食物外送平台Foodpanda於2020年8月10日透過重要公告的方式，要求新進夥伴申請外送時，「需提供良民證且通過審核，方能開通帳號」。此外，各地勞工局亦接獲許多民眾諮詢雇主要求提供良民證的適法性爭議，顯見「良民證」被濫用的情形，日益嚴重。

依據《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2項第2款規定，雇主招募或僱用員工，不得違反求職人或員工之意思，要求提供非屬就業所需之隱私資料。而依據《就業服務法施行細則》第1-1條，明定《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2項第2款所定隱私資料，包括下列類別：

因此，雇主若要求求職者或員工提供隱私資料，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不得逾越基於經濟上需求或維護公共利益等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目的間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求職者或員工覺得雇主有違反就業隱私規定之情事，得檢附具體佐證資料，向公司登記地之勞動主管機關提出申訴。事業單位或雇主經查確實違反就業服務法就業隱私之規定，主管機關得依《就業服務法》第67條規定，處以新台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工作權」及「職業自由」為《憲法》保障人民之重要權利，倘若基於重大公共福祉之考量限縮「曾犯特定罪者」之工作權，應明確以法律明之。而為了保護個人隱私被避免就業歧視，無論是《就業服務法》或《個人資料保護法》都有明定個人敏感資料之保護。因此，有鑑於良民證被過度濫用之情形持續惡化，本文提出以下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