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會已經將「中年打工族」的問題擱置許久了，現在有必要正視這個從「失落的20年」轉為「失落的30年」的危機。筆者採訪的某位企業執行長洩氣地表示：

「派遣就是派遣、非正職就是非正職，一直沒有改變。就算要增加正職員工，也只適用於應屆畢業生。整體來說，派遣跟非正職的人數仍然持續增加，派遣公司也一直增加，所以感覺好像又回到了過去派遣中止的年代。而待過民間企業的人，為了尋求穩定就會轉向公務員的職場。」

情況看來十分嚴峻。某位企業經營者便毫不在意地說：

「有誰會想要錄取中年打工族呢？如果公司經營不善的話，就假裝在雇用上努力過，之後再破產或賣給外資，這樣反而樂得輕鬆。」

深知這種現狀的資深職涯顧問表示：

「錄用員工是很大的投資行為，企業不會因為想要政府補助金而雇用人。」

「最困難的是那些社會救濟對象的就業支援。這些人雖然缺乏專業技術，但過去在公司或社會中還可以生存，可是現在由於全球化而導致競爭激烈，他們的處境變得十分艱困。此外，想幫助那些被黑心企業傷害過的人也是很辛苦的事。雖然被辱罵、被傷害，他們仍然想要努力找工作，只是同樣的情況遇到太多次之後，他們就會覺得『我不要再受傷害了』，然後一蹶不振。大家都會喪失自信。這是不能置之不理的問題。」

這種沉痛的心聲，派遣公司要如何面對呢？

筆者至今為止一直追蹤報導「悲慘職場」的祕辛，而大型派遣公司總以「會產生負面形象」而拒絕受訪，不過最終仍有兩家大型派遣公司願意接受採訪，就是股票上市的保聖那和英創人力公司。

保聖那集團的南部靖之代表看法如下：

「企業考慮自己的利益往海外發展，使國內產業空洞化，穩定的雇用單位愈來愈少，製造業或許要負一定的責任。就算景氣再怎麼好，只要在職場上沒有受過教育訓練，潛力沒有被激發，勞工就無法享有利益。企業重視股價或ROE（股東權益報酬率）的結果，會裁員的公司反而會被認為是優秀的公司。」

他也表示自己理解「中年打工族」目前所處的狀況。

「中年打工族是時代的犧牲者，現在的年收仍然停留在100萬到300萬之間，完全沒有改善。」

商界大老、伊藤忠商事的丹羽前會長也認為企業該負起責任。他在筆者探討就業冰河期的非正職雇用問題時，曾經給過筆者許多意見跟建言。

此外，丹羽在2004年時曾經說過：

「同樣都是員工，但卻出現了『我是正職，你是打工族』的階級排序，一旦貧富差距擴大，社會的裂痕就會開始出現。再過10年到15年，這個社會就會很明顯地開始崩塌，但那時已經『too late』（太遲了）。」

距當時的採訪已經過了14年多，如同丹羽前會長的見解，已經陷入了「too late」的狀況。

過去筆者曾出版《深度報導身為「正職員工」的年輕人們──找尋就業冰河期世代》（岩波書店，2008年），當時綜合研究開發機構（NIRA）發表的〈就業冰河期世代的危機〉回響十分熱烈，雖然本書前面也引用過了，但筆者還是想再次簡單介紹一下其中讓人啞然的內容。

政治界也終於將目光轉向這個問題。過去只有在野黨的福島瑞穗參議院議員（社民黨）跟小池晃參議院議員（日本共產黨）等人，將非正式雇用的問題拿到國會的檯面上討論，但強行破壞雇用制度的自民黨，最近也終於有人開始關心。

代表人物是石破茂元幹事長。在2018年的自民黨黨主席總選舉中，單挑安倍晉三首相的石破感受到了以下的危機：

「非正式雇用是企業為了削減人事費用而拿來利用的制度，所以一定要減少這樣的情況。以泡沫經濟崩壞為契機，增加了許多非正規雇用，當時的就業冰河期世代已經40歲了。非正式雇用既沒有年功序列的加薪或升遷制度，也沒有退休金跟年金，中年的非正職勞工從2040年起將邁向高齡化，以大型集團的方式登場。」

如同石破幹事長所言，2040年日本將會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高齡者人數達到高峰，社福救濟給付費可能為現在的1.6倍、長照費為2.4倍、醫療費為1.7倍、年金則為1.3倍，因此「中年打工族」的問題無法再被忽視。

安倍政權雖然強調要增加雇用人數，但實際上到底如何呢？現在服務業及醫療福祉領域是雇用的大宗，因此「Wageless Recovery（無薪資的景氣回復，筆者自創語）」是不可避免的情況。

當然製造業的凋零也有一點關係，現在不僅製造業跟服務業的比例完全逆轉，日本製造業在「全球化競爭」的名義下，也朝著減低人事費用的方向前進，以利價格競爭。現在想來，在這個時間點就已經看見失敗的結果了；另一方面，東芝的利潤造假也可能是一個指標。

第一生命經濟研究所的首席經濟學家熊野英生，在2017年發表了名為〈生產力問題的致命之處〉的研究。熊野先生是筆者很信任的經濟學者，他試算了非正式雇用的所得差距及對總體經濟帶來的影響，是十分珍貴的人才，由於他持續發表引人注目的經濟報告，在業界的評價非常高。

在前述的研究中，以2014年度的內閣府〈國民經濟計算〉為基準，介紹了每一個人在不同產業的生產力。數據指出，相對於製造業一小時5,708日圓，服務業只有2,785日圓。也就是說，雖然高齡化擴大了醫療長照方面的雇用，但提供長者服務的產業利潤卻很少。如此一來，在該領域的雇用也會轉向非正職，熊野認為「服務業的生產力問題的致命處就在於此」。

為了提升生產力，一定要將非正職轉為正職職員不可。只是服務業在減少勞動成本方面的壓力很大，對於吸收需要專業性的正職雇用十分乏力。同時，隨著消費者的高齡化，需求也隨之減少，沒有辦法提高附加價值，這也就是通貨膨脹的真實面貌。「工作型態改革」無法解決問題，碰觸不到沉痾，這是熊野的分析。

前面提過的丹羽前會長也認為問題非常嚴重。

「外食產業的每一間店隨時都需要人手幫忙，如果只是為了掙口飯吃而工作，是無法提升生產力的。非正職的增加，結果只會使經濟停滯不前。」

雖然如此，但要將非正職員工轉為正職並不是簡單的事，「中年打工族」又更加困難。不過還是有一些推動正職化的行政組織案例，以下將介紹東京都的例子。

東京都從2015年開始致力推動正職化。設立了從求職諮詢到工作介紹都能對應的「東京工作中心」。在該機構設有30到54歲的「中堅層諮商角落」，對就業冰河期的支援也十分熱心。此外，30到44歲的非正職勞工可以免費上「就活Express」或「東京工作補習班」等就業支援專案課程，其中「就活Express」專案是將目標定在3個月內成為正職的計畫。

而「東京工作補習班」是2個月的研習課程，目標也是成為正職。研習時間為平日的上午9點半到下午4點半，學習溝通技巧等社會人應具備的基礎，特徵是每一個人都會搭配一位工作指導員，可以找指導員商量各種事情。在研習結束之後半年內，指導員仍然會繼續提供就業上的諮詢，所以比較容易找到工作。

就業支援專案是委外事業，現在由保聖那及英創人力公司負責執行。英創的正木慎二執行董事以「派遣員工不是打工族」為前提，表達了以下意見：

「包含打工族等所謂的飛特族，就算成了35歲的中年之後，仍然有可能提升自己的專業技術。只是他們本身沒有自信，覺得自己做不到，所以需要改變他們的意識，而我們人力公司就會在這時予以支援。」

東京都的資料顯示，東京工作補習班的成效每年都在提升。在計畫剛開始的2015年，參加研習的205人中有86人求職成功，其中有45人是正職。2016年，182人中有171人求職成功，其中正職有83人。

這樣實際帶來助益的機制，筆者很希望在各地都能夠執行。

如同第三章所見，企業的業績成長和安穩的雇用環境並不衝突。具古風的日本典型雇用、站在員工立場的福利、開放式的職場環境⋯⋯一味追求眼前利益的日本企業，是否應該重新審視「古老」的價值觀呢？

多摩大學名譽校長兼日本綜合研究所名譽會長野田一夫先生，在接受筆者採訪時曾表示：「在企業經營上最重要的，是無法用理論去評價或量化的『有血有肉的人際關係』。」和松下幸之助及本田宗一郎等知名企業家都是舊識的野田會長語重心長地說。

雖然他跟丹羽前會長有同樣的看法，但提出了更具體的建議。

「企業以人為本，所以應該消除『正職』或『非正職』這樣的用語，全部改成『員工』比較好。差異只在於全職上班或計時制上班，在社會保險上也可以依照工作時數來對應。」

有餘裕的工作、有餘裕的學習，如此就可以提升生產力，這是丹羽前會長的主張。只要有餘裕，就擁有思考自己人生的時間，如果連思考人生的時間都沒有，那麼一定不會有想要工作的念頭。

丹羽前會長直言不諱的論點說出了許多人的心聲。

「安倍政權主導的無視民意的論調，完全只是為了自身的利益。如果政治和經濟不能切割，日本將會崩壞。人是需要被培育的，30年前我們曾被喻為『Japan as No.1』，那是企業提供教育訓練的成果，因此教育進入公司的員工是很重要的事。就算是30、40歲的非正職員工，只要努力還是可以趕上大家的。利潤之後自然會進來，所以在50歲之前，下定決心去做吧。」

改善雇用的品質絕不是件簡單的事，現在《勞動基準法》、《勞動者派遣法》、《男女雇用均等法》等都有企業鑽漏洞的問題。筆者認為若要受到保障，又要落實靈活可變通的工作型態，就必須解決「中年打工族」的問題，因此需要檢討《差異改正法》等修法問題。

腳踏實地的機制，可以讓地方的優良中小企業在媒合勞工時，有著更良好的成果。如同第三章介紹的，以國內製造為主軸的獨占性製造業是日本值得自誇的真實力，筆者期待企業利用開發技術拓展新市場，並從中產生良好的雇用。

筆者經常思考「捨棄了任何一人，經濟都會變差」這件事。將正職員工替換成非正職，再把非正職的規範放寬──這樣的政策已經被時間證明是極大的失敗了，為了不再重蹈「中年打工族」的悲劇，政府需要盡快提出對策。

《中年打工族：為什麼努力工作，卻依然貧困？日本社會棄之不顧的失業潮世代》，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