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一份穩定而有保障的工作似乎越來越難了！這10年，政府與民間企業積極使用派遣與臨時人員，使得台灣從事「非典型」工作者急遽增加。在日本，非典工作是「工作貧窮」的關鍵（相對於過往，貧窮是因為失業、沒有工作，現在是有工作也貧窮），而台灣也正走上如同日本一樣的道路。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2016年公布的「人力運用調查報告」，2015年全台從事臨時性或派遣人力工作者來到歷年新高，達62萬人。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副教授李健鴻進一步分析，其中易發生欠薪、拿不到資遣費的派遣工人數最多，約有42萬人。但僅在14年前，全台派遣工人數也不過8萬，14年居然成長5倍之多。

過去，從事非典工作多是二度就業婦女、老年就業者，這些人或許並非是家戶最主要經濟支柱。但如今，非典工作大量增加，早就擴及家戶主要經濟來源，甚至15～24歲的年輕人當中有高達21％從事非典工作。

起初，派遣的出現是因應不定期或季節性人力需求，讓企業可彈性運用人力。台灣在2000年網路泡沫化後，電子業因經營壓力開始使用派遣人力，許多電子大廠因應季節性訂單，陸續使用派遣工調節人力降低成本。但隨著時間發展，許多外商及國營企業因為員額受到控管，也開始大量採用派遣人力。

如今打開任何一家人力銀行網站的派遣專區，辦公室白領、電子作業員、工程師、業務員、櫃檯人員、清潔工等五花八門的各類職業都有派遣人員，甚至攸關公共安全的公車司機、運輸業駕駛、礦工等工作，也招聘派遣人員。

這些工作內容多半長期穩定，早已脫離派遣原先是企業因應「臨時性需求」的設定。

台灣正邁向「派遣大國」，從年輕人到中壯年的家庭主要經濟來源者都受到影響。但至今，台灣並沒有明文保障派遣人員權益，拿不到薪水案例時有所聞。

2015年3月，台大研究所畢業的陳凱眉在國立台灣博物館網站看到徵聘「藏品及其數位資料權利盤點計畫」的專案助理，負責植物藏品數位化的工作。工作內容符合所學，薪水待遇也符合需求，加上是國立博物館，感覺是一份穩定有保障的工作。

從投遞履歷、面試到錄取通知，陳凱眉都跟台博館對口，正高興自己將成為台博館員工時，簽約那天才發現事情並不單純。前來簽約的是一家自己從來沒有聽過，也沒有接洽過的「豪宅家事清潔有限公司」，陳凱眉細問才知道，豪宅公司才是她真正的雇主，台博館則是與豪宅簽約，要求豪宅提供人力。

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陳凱眉就此成了台灣派遣大軍的一員。

「工作第一個月，我跟同事的薪水就遲了15天，接下來兩個月的薪水甚至還各遲了3個月。」陳凱眉說，工作到第5個月，派遣員工們只拿到了兩個月薪水。甚至，後來還發現，豪宅名義上以他們的薪資投保勞健保，並以此金額向台博館請款，但實際卻是低報他們的勞健保。而當時如同陳凱眉一樣受害的，單在台博館就有20多位。

積欠薪水是大事，但豪宅老闆依然沒有現身。台博館與豪宅公司簽署的勞務契約中，只規定台博館在派遣公司沒有準時給付員工薪水的情況下，可以限期改正甚至取消合約。但契約中並沒有說明，這些無辜的派遣員工應該怎麼獲得他們的薪水。

為了追回薪資，陳凱眉展開長達一年多的征討行動。台博館與豪宅公司老闆溝通未果後，派遣員工們又尋求台北市勞工局辦理勞資協調，但老闆避不出席，無法開會。陳凱眉只能申請勞動檢查，但勞檢結果同樣讓她失望。因為找不到派遣公司老闆，最後勞檢也以失敗告終。

「我以前聽說老闆會怕勞檢，但發現老闆避不見面就沒用。我很失望，我本來一直覺得這是會激怒老闆的手段不要太快用，後來發現老闆就天不怕地不怕，我們也不能找警察去抓他。」陳凱眉無奈地說。（請參考：「達成率100%的勞動檢查，為何得不到勞工信任？」）

在求助無門的情況下，陳凱眉與其他較積極的受害員工轉而尋求法扶協助，對豪宅提起訴訟。

為了僅3、4萬元的薪水，這群派遣員工已窮盡一切方法、跑遍數個機關，追的早就不是那一個月的薪水，而是對派遣員工的公道。

「為了討回薪水，我們在討生活之餘，擠出時間找資料和案例、跑勞資調解、勞檢、訴訟，窮盡了體制內的辦法卻還是無解。而那一定要為自己爭一口氣的堅定，早就被各種壓力、無奈與疲憊踐踏過數百回了。」

陳凱眉於事件爆發後一年，在自己的網誌寫下這段感觸。

《報導者》進一步調查後發現，除了台博館員工受害外，豪宅公司也積欠財政部派遣員工的薪水，同樣也低保員工勞保費用。除了已知的兩個單位員工受害，豪宅公司也曾獲得台北市衛生局、國家教育研究院等標案。

記者試圖連絡豪宅負責人採訪時發現，公司電話已是空號，而他當初留給台博館的手機號碼也無人接聽。

不同於傳統只有「勞─雇」兩方關係，派遣勞動關係涉及三方。理論上，員工隸屬於「派遣公司」，有用人需求的公司（通常稱要派公司）向派遣公司要人，派遣公司則將員工派往工作。

員工隸屬派遣公司，但卻受要派公司指揮，「使用和雇傭」分離的工作型態，一旦發生問題，責任究竟歸屬於派遣公司，還是要派公司？如同陳凱眉的案例，如果只是純粹的兩方雇傭關係，台博館付薪水給陳凱眉即可；然而在派遣的關係裡，即使台博館有能力，要想要給薪也不得其門而入。

萬一發生職業災害，就更容易發生派遣公司與要派公司彼此推卸責任的狀況。

儘管問題重重，台灣目前並未制定勞動派遣相關法令，僅有行政院頒佈的「行政院運用勞動派遣應行注意事項」以及勞動部的「勞動派遣權益指導原則」，明定派遣公司與要派公司的責任。但法律位階低且沒有罰則，執行程度有限。

勞動部於2009年進行的「勞動派遣勞工權益專案檢查報告」，針對全台1,411間從事派遣項目的單位，抽查了其中88家業者，違反法令的家數竟然高達近9成，違法事項包含濫用定期契約、未給加班費、勞保投保薪資低報等問題，顯示派遣公司違規問題普遍。

在現行沒有明文規範的情況下，「派遣」對要派公司（實質雇主）跟派遣業者都是一門只賺不賠的好生意。

對要派公司（實質雇主）來說，使用「派遣人力」的好處，包括：要辭退員工可不受《勞基法》資遣規定，也不用負擔派遣工的勞健保與退休金。用人成本大量下降，難怪企業主趨之若鶩。

如果勞健保與退休金只是改由派遣公司負責，確實對員工權益影響有限。但實際上，派遣公司經常上演如同豪宅公司一樣的情節，一旦發生糾紛、違規、事故，就乾脆倒閉不見人影。在台灣，成立派遣公司成本很低，這些倒閉的業者要重新設立派遣公司，可說是輕而易舉。

「要成立派遣公司只要做營業登記就好，不是審查制也不是核備制，基本上只要登記。」李健鴻開玩笑說，在台灣開公司很簡單只要「一塊錢」，因為政府已經取消資本額限制，在資本額25萬元以下的公司不需提供證明，基本上就是準備好資料，就可以簡單設立一間公司。

此外，如果一般公司想兼做人力派遣，只要花幾千塊請會計師跑流程，就可以開始經營人力派遣的業務。因為低度管制、進入門檻低，叢生了許多賺了錢就跑路、成立新公司後又繼續營業的一人派遣公司。

李健鴻以自己參與勞動局評鑑派遣業的經驗為例，曾經遇過派遣公司辦公室只有一張桌子的狀況。他指出目前派遣業以小公司居多，很多老闆會自己開兩三間，但只有一間真的在營業。整間公司員工只有老闆一人，或請一個助理，身兼數職管理不同的派遣公司。

「我自己做（人力派遣）兩年，以前是在科學園區上班。我爸叫我回來接，我爸一間、我媽一間、我自己也有一間。」在工地從事人力派遣工作的小鄭（化名）說，家裡從事人力派遣已經十幾年，爸媽各有一間派遣公司，底下各管十幾二十人，都是一人公司。

被問到進入門檻，他直接回答：「不會很難啊，幾千塊就可以一間，資本額幾十萬而已。」但小鄭也指出，資本額如果太低、現金流不夠，發薪水就會有點危險，因為標案通常要過幾個禮拜、甚至幾個月資金才會核發。

「但撇除資金，其他還好，申請一下就可以開始營業。」小鄭說，基本上只要做好業務都可以賺錢。

在德國、日本等國家，因為派遣業務涉及求職者公眾利益，政府對此採取嚴格的「許可制」，包括對於派遣事業單位的設立條件、許可期限、檢查規定等，都訂有嚴格規定。

以日本來說，政府會審核申請人的公司資本額、從業人員是否具法律知識資格、負責人本身是否有違法記錄等。取得政府許可後，3年內有效，但如果違反勞動法令、刑法等法令，就會喪失許可資格。每年也要定時製作報告，向政府報備各項資料。

但在台灣，「人力派遣」被列為一般行業，任何人都可以經營，主管機關並非勞動部而是經濟部商業司，採登記制。登記制是一種低度管理的制度，只有公司在違反相關法律（例如《公司法》），當事人依法提告時，檢查機關才會介入。

市場需求大，加上進入門檻低，這幾年，從事派遣者越來越多。不僅人力銀行投入派遣經營，許多大企業甚至自行成立派遣公司做集團內派遣。例如：2014年曾經鬧上新聞的宏華人力資源公司（現為宏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中華電信百分百持股的子公司。當時宏華人力員工控訴中華電信雇用派遣員工來承攬原本業務，卻同工不同酬，要求正式納編。

當市場競爭者多，就開始陷入低價競爭的商業循環，而往往第一線受害的就是派遣工的權益。陳凱眉事件其實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當初豪宅清潔公司就是台博館以低價標決定的業者。

陳凱眉拿出當時的標案資料，指出以最低標得標的豪宅公司，競標的標價僅寫下0.88％，等於說800萬的標案，豪宅僅獲得7萬多元的利潤。「得標利潤才0.88％，一年只能拿到7萬元卻要做這麼多。一般正常公司不會用最低標去標，一定會算平衡。像這種根本不符成本，他到底賺什麼？」陳凱眉自己也很不解。

在搶標激烈的環境中，許多派遣公司會先以最低標得標，再把成本轉嫁到派遣員工身上。例如低保員工勞保、積欠薪水、大砍福利獎金，都是常見的手法。

值得注意的是，豪宅得標的4個標案全都是以「最低標」得標，亦即最後評選標準完全取決於「誰出的價錢最低」，而不是看投標廠商誰最適合這個標案。

「不經一事不長一智，真是慘痛的經驗。」台博館典藏管理組組長方建能，談起這次的欠薪事件，表示台博館也是受害者，目前正與豪宅公司訴訟中，往後將改以「最有利標」挑選廠商。「如果有機會，可能不要用最低標處理事情，要有評選機制，用所謂的最有利標。」方建能說。

台博館與財政部或許不是特例，打開政府標案網頁，一年勞務招標件數高達7萬多筆，輸入「872 - 人力派遣服務（勞動派遣服務）」，各式各樣的標案立刻出現。裡頭藏了多少「豪宅公司」，我們不得而知。

「同業之間的激烈競爭導致部分公司採取低價競標的策略。但因為經營成本原本就偏低，加上並無派遣專法管制，因此仍然吸引許多新進的業者投入。」李健鴻說。

諷刺的是，在財政部的營業登記系統中，豪宅公司仍然是營業中。儘管豪宅家事清潔公司目前已被工程會列為投標黑名單，但卻無法取消豪宅公司的營業許可。如此的惡質派遣公司一旦到民間承包案子，除非員工自己檢舉違反勞基法，否則無法可管。

派遣勞工日漸增加，違法情形又很普遍，那麼政府的對策又是什麼？

台灣其實自2004年就開始討論「派遣勞動」相關法規的設立，但不論是設立專法或在《勞基法》中增修專章，都引起勞資雙方相當大的爭議，對於「派遣行業是否應存在」、「企業任用派遣員工限制」等問題，雙方至今都沒有共識。

「當你越慢立法，使用派遣勞工的行業就會越來越多、職類也會越來越廣泛。最後即使通過一個很嚴格的法，要管制執行也很困難。因為大家幾乎都習慣在無政府狀態下使用派遣，反彈的力量會很大。」李健鴻認為，當派遣專法遲遲無法設立，未來將有更多弱勢派遣勞工的權益被剝削。

目前政府只能針對派遣工勞動權益加強，要求公家機關嚴格執行標案契約內，關於派遣員工權益的保障，定期抽查員工是否遭受廠商違反對待。但對於民間派遣公司仍是無能為力，只能靠員工自行通報勞撿，對廠商開罰。

在這個派遣公司處於無政府狀態的時代，派遣勞工也只能依靠自身對勞動法令的自覺，才能避免自己受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