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橋郡（Quận Cầu Giấy）是座新興的開發區，坐落在越南北部的河內市近郊，周圍都是大樓林立的工地。來到下午時間，主要街道上空蕩蕩，一排雜貨店沒人光顧 。

直到傍晚5點45分的晚餐時間，寂靜被打破了。數千名年輕男女走出訓練中心的大門，其中許多人都穿同款的藍白polo衫上衣，上頭印著越南與日本的國旗。在這條越南最著名的「勞務街」上，短短不到600公尺的街道聚集上百家「勞務輸出公司」──也就是人力仲介──他們負責招募、訓練越南的年輕人，輸出到日本、韓國、台灣等地做工。

一條街，是國際勞動力變化的縮影。

過去，越南移工首選出國工作的國度是台灣，但這個情況在過去兩年間改變。2018年，日本首次超過台灣，成為越南勞工最大輸出國。根據越南政府統計，2019年全年約15萬名越南勞工出國工作，超過5成前往日本，約8萬人，台灣只有5萬4千人，差距持續拉大。

「我看再過幾年，沒什麼越南人要到台灣工作了，」一位專門輸出越南工人到台灣的越南仲介阿義（化名）說。他能說流利的中文，經營台灣市場已16年，但過去半年，他已多次聘請翻譯陪同他赴日本拜訪客戶。

日本政府預定5年內引進約34萬外籍勞工，保障其領有與日本國民相同的最低工資，介於16到20萬日圓間（約新台幣4到5萬元）；工作滿5年後，只要通過語言檢定與技能測驗，外籍移工甚至能取得永住資格。

如此高規格的勞動條件，讓越南總理阮春福在2019年接受《日本經濟新聞》訪問時強調，越南勞工出口「將時時刻刻以日本為最優先考量」。

一場國際搶工的大浪來襲。國際勞工組織（ILO）在2017年調查國際移工的數據，發現全球約兩成移工集中在亞洲，約3,300萬人，其中從東南亞移往東亞國家，包括日本、韓國、台灣，是勞工遷移最主要的路線之一。

東亞高齡社會來臨，面向東南亞外籍移工的搶工大戰即將開打，日韓早已提前布局。

時間倒回至4年前，韓國採取國對國的直聘制度，已陸續和16個勞工來源國簽署雙邊合作協議；日本仲介則前仆後繼至越南尋找仲介公司合作設立語言學校。

在河內這座城市的周圍已經湧現大量日語學校。人力仲介公司的高級主管秋水，站在剛落成的日語學校二樓陽台，這是一棟五層樓的藍白磁磚樓房，一二樓作為教室與辦公室，三四樓是準備出國工人的宿舍。她的公司投資房地產、遊樂園與五星級飯店，也跨足經營人力仲介，每年向日本、韓國、台灣以及波斯灣國家輸出數千名勞工，「這棟已經住滿，我們的另一棟宿舍正在加緊趕工，」她指著馬路對面的工地說。

秋水經營台灣市場將近20年時間。過去，她每季飛一趟台灣拉攏仲介業者，甚至在台北派駐員工以便服務客戶；如今，她改成每月至少飛一趟日本拜訪客戶，「台灣的市場我們就會慢慢放掉了，」她的語氣充滿對日本這個新市場的嚮往。

不過，她認為日本開放「特定技能」的移工，因計畫才上路，目前還看不出對台灣的影響 。台灣與日本的傳統產業都在使用不具技術的體力工，引進管道仍來自實習生制度（Technical Intern Training Program, TITP），這群移工同樣需要繳仲介費與訓練費給母國的仲介，但在近年赴日本工作的費用已有明顯下降。越南經濟起飛後年輕人出國意願普遍降低，再加上日本傳統產業對移工依賴增加，「越南工人去日本要支付的費用大約在3,600美元左右，這跟來台灣動輒6,000美元還是差別很大，」藍佩嘉說。

對越南年輕工人來說，赴日本打工薪資高、仲介費又相對低，台灣不再是出國工作的首選。

當我們向勞動部詢問這個國際移工市場的巨大變化時，負責管理外籍移工事務的跨國勞動力發展署組長薛鑑忠的回應是，台灣外籍移工人數從2010年的39萬人，至今已超過70萬人，10年間人數幾乎翻了一倍。「你說的情況應該不存在，我們外籍移工的人數每年都是成長的。」

「那個數字只代表媒合成功的移工，看不到潛在勞動力的變化，」曾有4年人力仲介公司經驗的王裕衡解釋，只要一名來自海外的移工和一個台灣的工作機會媒合上，勞動部的統計數字就會往上累加一筆。不過，勞動部的數字看不出潛在的市場變化，對仲介業者來說，他們更習慣用「選工倍率」來衡量移工市場。

所謂的「選工倍率」指的是每招一名工人，雇主有多少倍的人力可供選擇。曾經，台灣的工作機會是市場裡最有價值的商品，每招一名工人，雇主可拿到3倍以上應聘者的履歷表，選工倍率很高。

在1980年代，台灣工資上漲，製造業老闆不停喊出「缺工」，不惜以「出走」要脅政府開放外籍勞工。直到1992年，當時的勞委會公布《就業服務法》作為引進外籍勞工的法源，態度謹慎，初期僅開放紡織業在內68個行業，不但對雇主資格限業開放，引進的外籍勞工數量亦採取總額控管。

台灣的移工政策採限業開放、總額管制，加上保障廠工領有與本地勞工相同的基本工資，所以2000年前後，台灣是不少東南亞移工出國工作的首選。

可如今，日本與韓國對移工都已保障基本工資，超過新台幣4萬元。 台灣的薪資對東南亞移工失去吸引力，「台灣雇主現在要請一名外勞，可能只能拿到一張履歷表，這還是越南仲介去拜託來的，」王裕衡回憶，從2014年起，台灣仲介業的圈子陸續傳出海外缺工的消息，後來就連台灣的雇主都能感受到這項變化，「雇主確認履歷表的時間一直在縮短，就怕工人被搶走。」

「我最怕的是他們國家本身就缺工，要是薪資繼續漲，他幹嘛還來台灣？」說話的是中華民國人力協會的理事長胡中裕，理著三分頭，圓臉大耳，他在人力仲介業超過30年，甚至早於台灣立法引進外籍移工。他的擔憂不無道理， 從2017年起，越南的經濟成長率維持在7％以上，韓資與外資陸續赴越南設廠，它被視為最有可能取代中國，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

「雇主要找好一點的工人，我都會問：『你可以給多少薪水？』總不能只23,800元；你也要有證照有經驗的工人，你怎麼跟日本、韓國拼，人家鋼鐵廠的薪水起跳就是4萬5了，」胡中裕使勁拍了拍膝蓋說，「現在不是從前那樣，你給一萬多、工人都要搶著來，時代真的不同了。」

在競爭國際移工的市場裡，比拼的還有外交實力。台灣自1992年修訂《就業服務法》以來，引進外籍移工將近30年，實際的移工來源國只有越南、印尼、泰國、菲律賓 4國，相較於日韓合作的國家都有10國以上。儘管台灣政府多年來努力想與緬甸、寮國、孟加拉等國洽談引進外籍移工，但受到來自中國的壓力，多數的移工來源國與台灣合作皆是興致缺缺。

在採訪中，不少仲介業者都提到泰國移工的變化。在1990年代，泰工曾是台灣最主要的移工來源，負擔高鐵、北二高等重大建設，但在2000年之後，當泰國大都會區如曼谷的工資上漲，工人來台人數一直掉，現在已是在台移工人數最少的。

「他在泰國都有1萬6了，來台灣拿基本工資兩萬出頭，扣掉每個月服務費跟其他的費用，拿的其實差不多，那他還來台灣工作幹嘛？」胡中裕直指，「如果他們（東南亞）經濟成長起來了，像泰國這樣，現在越南經濟也在成長，請問你勞動部，台灣下一個引進的是哪一國？」

囿於國際現實，台灣很難開展新的移工來源國，而薪資、居留權等條件也無法與日韓等國比拼，可以想見，來台的移工人數很難再有成長。

台灣政府或許對國際移工的競爭沒有警覺，但作為勞工輸出國的越南政府卻是高度關注。《報導者》透過越南仲介，私下拿到一份由越南海外勞工管理局，針對日本、韓國、台灣三國的外籍勞動力市場所做的調查報告。

過去越南勞工到台灣工作，經常被收取高達6,000到8,000美元（約新台幣20萬元）的高額仲介費，導致工人前兩年需要爭取加班，為了還債而工作，被國際人權團體詬病為現代奴隸。

而在這份報告中特別指出，「受到來自日本與韓國的競爭，台灣的勞動力來源勢必會減少，⋯⋯不過，這是一個機會，有望減少越南勞工到台灣工作所付出的高額費用 。」

這是經濟學的基本邏輯，當外籍勞動力市場供不應求，越南勞工能夠從而獲得市場上的好處。勞動部也同意這項說法，過去20年來，「我們對外籍移工的依賴是持續增加的，可是國際上引進移工的國家也在增加，⋯⋯所以變成你（雇主）引進的成本勢必也會提高，」薛鑑忠說。

不過，越南政府以為在國際競爭越工的情況下，能減少移工支付的仲介費用的期待是落空了。當局規定越南勞工到台灣工作的費用不得超過4,000美元（約新台幣12萬元），但實務上，工人仍須繳交約6,000美元以上的仲介費，相當於他們在越南20個月的工資。費用未如預期下降，因為在輸出與接收國政府之間，存在一群穿針引線的人馬，他們是龐大且體系複雜的人力仲介。

「台灣仲介跟我要4,000美元，我們越南仲介都要接受，」阿義的語氣裡沒有指責，倒是有欽羨，「反正最後這筆錢都算在工人的總收費用。」他的說法符合中山大學社會系教授王宏仁的研究，他曾經訪問近20位台灣與越南仲介，發現台灣端從跨國勞動力的分潤拿走6成。

為了拿回這筆海外仲介給的回扣，台越兩地的仲介體系，發展出一套規避國際洗錢防制的手法。在越南那條著名的勞務街裡，專門輸出勞工到台灣的仲介公司與到日韓的相當不同，他們大多是小型的仲介公司，向國營仲介借牌經營，辦公室隱藏在公寓或民宅裡，樓下是台商經營的進出口貿易商，樓上是同樣由台灣人經營，專做貸款給外勞的財務公司，三者之間繪出一條精妙的轉手路徑。

當中的關鍵要角是借貸給移工仲介費的貸款公司，許多是由台灣人出資，再由當地人掛名設立。我們在採訪時接觸一位貸款公司背後的台灣老闆，親眼所見這位中間人的保險箱小金庫裡，隨時存放著一摞摞台幣、美金、與越盾現金。當越南仲介要將這筆海外的回扣金匯回台灣時，他們在越南拿美金給這名中間人，由他匯給台灣的白手套，再從台灣銀行帳戶匯給台灣仲介。這筆錢跨國多次轉匯後，讓兩地政府都難以追蹤，從而削弱打擊高額仲介費的努力。

這條跨國移工供應鏈裡，買賣的是勞動力，在不少仲介眼裡，就像其他買賣襪子或電子產品零件一樣沒有區別。

不過，工人終究不是工廠裡批量生產的產品，當越南勞工赴台工作意願降低，近年來台灣及越南仲介得費更大力氣，欺瞞、哄誘工人來台。

當一名越南工人決定要出國工作，第一個接頭的人是「牛頭」（sponsor），他們替移工與仲介公司牽線。不過，今日的牛頭不再是村子裡的熟人，更多是活躍於社交媒體的「網路牛頭」，他們在Facebook張貼招聘訊息，如鯊魚在無邊際的網海裡狩獵目標。

23歲的R是一名活躍於網路上的牛頭，他的臉型削瘦，瀏海遮住半張臉，剛從台灣回越南不過半年，前一份工作在越南仲介公司當翻譯。「經理會把台灣仲介發來的聘工表交給我翻譯，叫我在加班時數這欄寫每個月60小時，」他補充道，「可能本來只有寫『一般』、『依公司淡旺季而定』。」

仲介公司會張貼出更多海外工作的細節，而加班時數成為評估工作好壞的基準，移工們願意為此多付錢。不過，加班時數是求職中少數無法被擔保的事，尤其在這條產業鏈裡，從工人到台灣雇主之間，需要經過三個中介者：牛頭、越南仲介、台灣仲介，每個人都有捏造加班時數、抬高仲介費用的動機。

一項常見的詐騙手法，便是在網上張貼假的工作資訊。為了讓產業鏈上的工人保持流動，不可能等到台灣仲介發出聘工表，越南仲介才開始找工人，「網路上有很多假的聘工表傳來傳去，加班時數跟工作都是假的啊，」R的表情有些得意，他們都是這場遊戲的玩家之一，利用窮人迫切翻身的弱點，先把工人招到手。

記者在河內遇見的越南仲介，不少人都拿出移工的薪資單佐證，有張薪資單一個月的加班時數高達160小時，當月薪資5萬2，是相當罕見的工作單，但仲介的話術把極端案例變為常態，將薪資乘以12（個月），告訴工人去台灣一年可以賺到新台幣60萬元，即使仲介費付7,000美元都划算。

儘管台灣與越南政府都有規範仲介費用，但只要為數眾多的中介者從中操縱資訊，就能使灰色的收入空間繼續存在，並讓所有的監管手段都效果不彰。

當人權團體質疑台灣的高額仲介費時，勞動部對此回應很一致：「我們有建議來源國收一個月的薪資，但仲介費是在越南收的，我們也很難介入，」薛鑑忠說。

台灣製造業9成是中小企業，多數是難以仰賴資本實現自動化，必須維持勞力密集的產業，靠外籍移工撐起底層的勞動力。無庸置疑，台灣的製造業需要移工，不過，我們還有吸引移工的條件嗎？

台灣仲介在回答這道問題時，不少人的表情有些尷尬。「我想是人權啦，」胡中裕想了一下說，「我們現在都跟國外的仲介說，你們叫工人放心來台灣，台灣現在講究外勞的人權啦。」

畫面拉回越南河內，日語學校裡的宿舍，黑壓壓的人頭，聚集了30多位年輕男女，看上去只有18、19歲，他們眼裡閃耀的，盡是對日本的嚮往。唯一會說中文的，是舍監W，去過台灣工作3年，「這裡沒有人要去台灣工作了，」他尷尬地說，「我也不想回去了，⋯⋯我在打工存錢，等存夠了錢，我也去日本。」

※本報導為《報導者》與自由亞洲電台（RFA）中文部共同製作，《報導者》授權（RFA）中文部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