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2日的早晨，仁寶電腦位於桃園平鎮的工廠，有400多名越南移工集體罷工。當時，一位參與罷工的女工阿玉（化名）心裡有些不安。

細想前一次同樣由越南移工發起的大規模罷工，要屬一年前、2019年5月在新北市美堤食品廠的事件：74名移工參與罷工，抗議公司積欠加班費、巧立名目扣薪，在勞工局與人權團體介入下，資方同意所有補償條件，一天之內結束罷工。

然而，2個月後，美堤突然解雇5名當初參與罷工的工人。事後，一名被解雇的女工被迫返回越南，直到上飛機前，仍在擔心仲介費的貸款還不完。阿玉也不確定此次自己參與的罷工會換來什麼結果？

阿玉參與罷工的那天，早上9點起，仁寶平鎮廠移工陸續聚集在地下室的餐廳。當天中午，仁寶緊急派出高層協商，下午4點，仁寶向股東發布重大訊息說，公司「以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為己任，積極與移工協商」。1小時後，勞資雙方簽署11點的和解協議。

9小時內，罷工火速落幕。

「我們工人很團結，老闆不能忽略我們的聲音，」阿玉推測，這家最具盛名的電腦代工大廠的經理們可能認為，罷工將為公司帶來經濟上的重大損失，逼得老闆們不得不妥協。

但是，阿玉不知道的是，仁寶是蘋果電腦全球第二大代工廠，僅次於富士康，他們都被國外買家要求改革工人的工作條件，避免觸及任何與人口販運相關的風險，否則，他們將可能要退出合格供應商名單。這些改革措施包括：大幅縮短工人的工作時間、改善工作安全條件、減輕移工的仲介費負擔等。

對台灣廠商的要求來自全球最大電子消費品聯盟「責任商業聯盟」（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 RBA），除了蘋果之外，英特爾（Intel）、惠普（HP）、IBM、戴爾（Dell）、飛利浦（Philips）等大廠都在RBA的行列。從2013年起，他們審查世界各地供應商所提供的工作環境；作為美國電子業最重要的合作夥伴，台灣的電子代工廠首當其衝。

早在2004年，RBA剛成立時並未積極開展，它僅依靠各成員公司派出1到2人兼任，以維持基本運作。

變化發生自2010年。接連兩年，富士康位於深圳的工廠，總共發生18起工人跳樓或其他形式的自殺行為，引發國際媒體關注，富士康的最大客戶──蘋果──不得不派出一支審核小組，調查該廠情況。

蘋果並不是唯一一家被報導出其供應商生產環境惡劣的電子品牌公司，戴爾、惠普、聯想（Lenovo）、索尼（Sony）都被陸續揭發合作的國外代工廠的勞動環境惡劣。一些電子業的高層因而認為，電子行業的聲譽已經陷入危險境地。

為了挽救搖搖欲墜的聲譽，RBA在2019年，進一步向全球供應商發布關於仲介費的行為準則，以確保「所有勞工不應為了被雇用而支付任何費用，尤其是外籍移工」。這條規則被供應商與人力仲介們簡稱為「零付費」（Zero Placement Fee），也就是工人自海外的聘僱費、體檢費、簽證費、機票，再到入國後的一切費用，全都由雇主支付。

究竟在移工先支付費用出國工作後，RBA要求其會員退還工人給多少費用，至今未公布。不過，蘋果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中寫道，2008至2019年，蘋果已經要求供應商償還36,599名移工、總共3,230萬美元的招聘費用。若這項改革措施在台灣全面實施，將直接惠及近10萬名在電子企業供應鏈上的移工，以及可能遍及40萬名製造業移工的連鎖效應。

2018年，RBA曾點名台灣廠商「放任仲介向移工收取高額仲介費，導致工人前兩年常為了還債而工作」，在RBA看來，這屬於強迫勞動。

為了打擊強迫勞動，RBA主動尋求工人權益的監督團體，以及第三方的稽核單位合作，在台啟動一項針對人力仲介商的調查程序。

坐落在台北市松江路的長宏人力，是台灣最早受RBA稽核的仲介公司之一。

「他們來台灣除了稽核直接供應商，也把這家公司底下的供應商全都查一遍，也查到我們，因為我們引進外勞給我們客戶，算是下一階供應商，」長宏人力仲介公司協理羅盈勝回想，這場2018年的調查歷經了3天，審查員的調查清單列了200多項，要求一對一訪問移工，甚至要看國外合作仲介的財報資料，他形容這場調查像拉起整串粽子、一覽無遺。

長宏人力每年引進超過5,000名移工，幾乎都是廠工，8成在電子業的代工廠工作，同時管理全台超過23,000名移工，是規模前三大的人力仲介公司。由於許多服務的客戶替蘋果、IBM或是英特爾代工，從2014年開始，長宏的電子業客戶就不斷提醒，要準備好對移工「零收費」。

「剛開始台灣沒有人知道怎麼做，很多（被稽核的企業）被扣到負分的，問題很多出在仲介費，」羅盈勝解釋RBA的審查不同於其他針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證，「它特別重視人權，只要外籍移工被收費，它會加權扣分，一扣下來就不合格了。」他說，只要審查員發現外籍移工支付任何一筆費用，那家代工廠會被記重大缺失（Major），訂單即刻暫停出貨。

「要是我不合格，連帶我的客戶也會受到影響，它可能就迫退出合格的供應商名單，」他表情嚴肅地強調，「沒有一家仲介敢讓客戶掉出（合格）名單。」

不過，不向移工收取仲介工作的費用，實務上對雇主而言仍有疑慮。「現在要雇主支付移工所有的費用，要是他工作不到3年就跑了，那我不是虧大了？」一位工廠雇主曾私下對審查員抱怨。所以，雖說是零收費，但實際上多數仲介公司的做法，會先讓移工在國外先支付全額仲介費，來台灣之後，這筆費用再分3年逐年返還給移工。

台灣自1990年代引進移工以來，許多人權團體、政府單位都想打擊非法仲介費衍生的剝削和人口販運難題，一直以來都難以克服，近年卻因歐美品牌商主導的供應鏈稽核而鬆動。

如果一名移工要來台工作，通常會走過以下的流程：最先接觸到村子裡的牛頭 （sponsor） ，由牛頭引薦到城裡仲介公司，並聯繫上台灣的仲介，轉介到台灣的工廠工作。工廠雇主與移工之間，一隔三層中介者，每個人都能從中圖利。

「我們總收是6,500美元，大概4,000美元是給台灣仲介的傭金，」我們在越南訪問一位經營台灣市場超過10年的仲介公司經理說，兩地仲介的合作，通常先由越南仲介收錢，再退還佣金給台灣仲介，「我們都願意這樣做啊，因為我們要搶這個工作訂單。」

然而，兩地剝削體系緊密地讓人難以察覺，移工常被要求簽下兩份契約，一份是由台灣勞動部提供的工資合約，寫上符合兩地勞工法規的收費，核章後送往機關保存；不過，仲介實際上運作是按另一份契約，由越南仲介強迫工人簽名。

多數移工不會有時間閱讀契約，由海外仲介指著空白處讓他們簽名。我們在越南收集到多份契約與收據，契約不會留給勞工保存，收據上也不會列出金額與細項，只寫「已結清」，就是為了避免留下任何證據。

過去，位居弱勢的移工要申訴被超收費用，得負起蒐集證據的責任，但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今日，在各項商業聯盟主導的零收費政策下，雇主直接接觸海外仲介談判工人的費用，打消了牛頭、兩國仲介上下其手的可能。

從2014到2019年，RBA來台共審查了70家工廠，在其全球的驗廠總數排第二。移工支付高額仲介費，一直是台廠被點名的重大缺失之一。

「考量移工到台灣之前，都支付了超額的仲介費，他們必須加班才能還清債務，等於他們前3年都是免費替雇主工作。」Verite的調查員在一份公開報告中如此寫道。Verite是全球最大的用工標準監督組織之一，替蘋果、IBM等客戶審查全球合作夥伴，也替ILO提供政策建議；其調查員從2010年起，多次來台調查電子業外籍移工抵債勞動的情況。

一份紀錄顯示，RBA甚至是在了解台灣仲介如何剝削移工後，才將打擊移工仲介費列為重點的稽核項目之一。「他們經常是把台灣當作試驗基地，」一位受委託的第三方稽核員私下說，RBA派來的審查員常在台灣驗廠後，不斷更新下一年要稽核的項目，「他們覺得台灣的法治環境算健全，廠商對人權議題接受度也高，」所以，如果要在亞洲要推展其他的供應鏈審查項目，通常先拿台灣試水溫。

愈來愈多跨國企業打算聯手拆除供應鏈裡的不定時炸彈。從2018年起，RBA的會員，不限於電子業，包括汽車產業Ford、Volvo、Tesla、BMW、全球最大通路Amazon、零售業龍頭Walmart都加入聯盟。

其他行業的領導也發生了轉變。例如，耐吉召集一場勞工、人權團體以及商業領袖參加的公開會議，討論如何改善海外工廠的工作條件。服裝零售商Gap邀請外部組織調查其採購流程，另一家服裝品牌Patagonia聲明將在台灣要求供應商承擔移工所有的聘僱費用，並在台雇用專職員工監督成效。

而在台灣，在電子業後，接著感受到壓力的，是勞力密集的紡織業。

「這些國外的品牌廠，根本是沽名釣譽，不管我們供應商死活，」一名國內紡織廠老闆拍了眼前的桌子，帶有一絲情緒地說。他的工廠雇用數十位移工，替耐吉、Patagonia等國際服飾品牌代工，如今在移工身上多支出的費用，「每個月的人事成本增加了100萬。」

「申請每一個移工我都要繳錢給勞動部，繳就業安定費，還有繳名額的錢，這些錢國外品牌廠有幫我繳嗎？他們現在憑什麼要我幫外勞出錢，」這名紡織廠老闆私下表示，多年合作之後，他決定中止替其中一家品牌商代工。

不過，也有國內傳統產業的廠商調整心態，跟上電子業供應商的腳步。

位在雲林南科的滑軌廠南俊，是相當典型的傳統產業，早年外銷辦公家具，近年來轉向出口伺服器機櫃。去年，南俊首度搶下電子業品牌大廠的訂單，但連帶被要求退還移工的招聘費用。

「電子業的供應商都在做（零付費），既然它（電子業）跟得上，我們就要想辦法跟上，」南俊前人資經理L（化名）說，因為「這絕對是未來的趨勢，只會有愈來愈多廠商被要求。」他們在南科廠使用約60名移工，必須幫移工支付一筆給海外仲介的招聘費用，再加上每月給台灣仲介的服務費，每年光支付交還移工的相關費用就將近1,000萬元。

「對方給的訂單，我只能說都在破億以上，」L揭示工廠在選擇配合品牌商退費所做出的取捨，只要能出現在電子行業的合格供應商名單之中，就能為他們爭取更多訂單，相較之下，「替外籍移工出錢，對我們來說都是小成本了。」

一些電子業的代工廠願意配合，因為這些改進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為了廠商自己的利益。製造業雇主所面臨最大的問題之一是，工人流動率高影響品質控管，移工們也會要求轉換雇主，甚至是逃跑。「當這份工作移工是不用付錢的，費用全都由雇主出，他（移工）會想，如果我換雇主，找到的新工作不見得是零收費的，」羅盈勝聽到許多電子業老闆的回饋是，移工流動率也降低了。

而且，移工零付費政策落實後，電子廠廠工的逃跑率幾乎歸零，「如果你背著龐大的債務來工作，只要工廠沒有加班，你一定會想逃跑，這是人之常情；可是你沒有債務在身的時候，即使沒有加班也有基本工資，你就會覺得沒有關係，」羅盈勝說。

跨國企業推行「移工零付費」後，連帶改變了兩地仲介原本的收費模式。

台灣仲介過去佔據移工供應鏈的關鍵位置，向海外仲介下訂單引進工人。近似傳統供應鏈裡的採購角色，讓仲介的收入也可拆解為兩部分：檯面上是每月新台幣1,500到1,800元的服務費，檯面下還有一筆來自海外仲介的回扣。以引進一名越南工人為例，越南仲介給的回扣金額約4,000美元；部分台灣仲介扣掉給雇主的回扣1,000美元後，自己留下3,000美元，約新台幣10萬元。

然而，未來是一個跨國移工供應鏈縮短的時代，由台灣雇主直接對上海外仲介，或是到來源國直接聘僱，大為削弱中間人的角色。南俊前人資經理L表示，「就像我們的客戶來稽核我，我也會更加要求合作的人力仲介；不只對台灣仲介，連國外合作的仲介我也要嚴格檢視。」

L今年剛辭職，去年他由台灣仲介陪同，已經跑過3次菲律賓，仔細調查欲合作的海外仲介，「我們引進一個工人，付給海外仲介的費用在3萬5（新台幣）上下，」L接著說，「既然錢是我出，萬一工人進來台灣以後，被問到有超收費用，我就要他（海外仲介）賠償。」

難道不怕海外仲介不認帳？「我們拉著台灣仲介一起簽，我們簽一個三方合約，如果海外仲介不賠，我就要他（台灣仲介）賠錢。」

善用供應鏈的壓力甚至是壓迫，台灣廠商同樣用供應鏈方式管理兩地仲介裡的灰色收入。

「品牌商要客戶退錢給外勞，客戶拉著你一起退，你能怎麼辦？你要做他的生意，就要分一分一起退這筆錢，」美家人力資源總經理許家畯對此大吐苦水。

雇主通常要求仲介列出每名移工的支出費用是哪些，包括他們在海外的訓練費用，他們希望知道每一個財務細節。「現在要雇主出錢了，肯定會查得很清楚，他直接去付給國外仲介，馬上斷掉台灣仲介收回扣的可能，」許家畯說。

在RBA要求下，台灣仲介不再被允許索取海外回扣，原本法規裡允許仲介每月向移工收的1,500元服務費，雙方也得討價還價一番。

「他（客戶）把你的成本算得比你還仔細，他們會說，你每個月載外勞去看醫生成本花不到這些錢，那我給你1,000元，」許家畯說，現在配合零收費的仲介，利潤大幅萎縮。

但像許家畯經營的美家人力，這類中型規模的仲介公司，仍積極尋求轉型。他說，自己服務的客戶8成都是傳統產業的雇主，分散在台中、彰化、雲林等中南部縣市，「未來一定會慢慢普及到更多產業。」

「愈來愈多工廠的老闆問我，你們有沒有引進零收費的移工？」許家畯說，在過去一年，做輪胎、佛像、空拍機螺旋槳、外銷高爾夫球的傳產老闆都在問他，要怎麼跟國外仲介談判工人的費用？這讓他得出結論，「只要你要做外銷的廠商，你就得提防哪一天，國外的客戶突然要你做零收費。」

當國際上要求移工零付費的聯盟不斷增加，一股沛然之勢將難以抵擋。

薛鑑忠說，「我覺得要給雇主一個提醒，你們可能要做好準備。」

相較其他國家，台灣廠商更容易受到西方企業的訂單影響。何況，如今還有許多國家打算以政府角色介入，打擊外籍移工的債務勞動。2012年美國加州通過《供應鏈透明法案》（The California Transparency in Supply Chains Act），以及2015年英國的《現代奴役法案》（Modern Slavery Act），要求在該國登記的跨國企業，都必須主動調查其供應商在海外工廠的工作條件。

馬來西亞Top Gloves，一家全球最大的手套製造商，是英國及美國等175國最主要的醫療用手套供應商；2018年12月，該公司雇用1,100多名來自尼泊爾、孟加拉和印度的外籍移工，他們被發現支付18,000到20,000 令吉（ringgit），約新台幣12萬元的高額仲介費，而且護照被扣留，每月必須加班90到120個小時，「如果我不這麼做（加班），怎麼賺到足夠的錢還仲介費呢？」一位尼泊爾的移工接受英國《衛報》（The Guardian）採訪時說。

見報當日，Top Gloves市值蒸發約新台幣63億元，美國暫停Top Gloves進口，英國國民保健署（NHS）要求醫療器材的採購商必須徹查其供應商海外工廠的工作環境，否則暫停進口。最終，馬來西亞人力資源部長古拉（M. Kulasegaran）不得不親赴尼泊爾，達成直接聘僱的協議：將來引進外籍移工不再透過仲介，由雇主承擔所有招聘費用，包括機票、簽證和體檢費用。未來，馬來西亞持續與孟加拉、印尼和越南達成類似協議。

儘管台灣廠商們都清楚移工零付費是未來用工趨勢，但他們仍希望這波改革能來得慢一些。

「你以為這些老闆都心甘情願付錢？他們有幾間不同的工廠，只挑其中一兩家做，要是稽核員來了，就帶他去那家工廠看，」一位不願具名的仲介說，其他拖延改革的做法包括：禁止那些零付費的移工告訴同鄉的工人、只挑一兩家合作仲介配合退還移工費用。

「品質、價格、交期，品牌商來下訂單時，談的就這三項，交期愈快愈好，但價格一毛也不會多給你，」一位曾在電子業的人資經理說，有時候為了趕上交期，工人不得不負擔更多加班。

甚至，有些工廠老闆認為，高額仲介費是驅動移工加班的關鍵，「你們費用要是收得太低了，工人會懶惰，他們就不想加班了，」許家畯回憶著說。

這也是為什麼讓移工受益的改革，在電子業之外，還沒有快速展開的原因之一。

通常，西方品牌企業的高層們所提出的改善工人環境的要求，是由供應商付出成本為代價。雙方溝通經常發生矛盾，因為台灣許多的供應商都表示，除非外國的買家多付錢，否則徹底的移工零付費改革是不可行的。

「富士康連八跳之後，西方媒體都說他是血汗工廠，但這些還不是蘋果逼的，到現在還是以壓榨供應商為第一優先，」一位曾是蘋果供應商的高層說。

儘管如此，在台灣默默地組裝全球各類產品的40萬名製造業移工，正在從周圍的變化中學到一點東西。

2016年秋天，阿玉當時在越南河內的一家仲介所參加仁寶的挑工，現場要100名工人，來了300多人報名。她回憶那場激烈的競爭，要考英文、算數，還要在亮得晃眼的燈下穿針線，當她得知最後被選上時，「我們全家都以我為榮。」

過去，阿玉覺得自己很勇敢，離鄉背井來到千里之外的工廠，在今年那場成功的罷工過後，她更加相信，在台灣一種更好的生活觸手可及，「現在仲介不能對我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因為老闆開始會聽我們的聲音，」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