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媒體很少報導移工新聞，有的話也是負面居多，拍攝移工的影像作品更少，因為語言和文化不同，只能透過翻譯進行，要深入瞭解他們的內心世界非常困難。而違反工作契約逃離原僱主的外勞，失去了合法工作證，也就是所謂的「非法外勞」，媒體更難接觸到，他們害怕被抓都來不及了，要怎麼相信拍攝者是善意的呢？就算有心人想記錄，也只能透過文字、聲音或圖畫來表現，總是隔了一層。

我和妻子阮金紅，一個是島內移民（彰化—台北—嘉義），一個是國際移民（越南—台灣），長期定居嘉義，平時生活和拍片工作沒有明顯的界限。2012年左右，金紅利用閒暇時間打工，在住家附近和農民一起剪蒜頭，看到一群非法移工的越南同胞，從中部山區下來農村工作。剛開始，金紅也受到媒體傳播的刻板印象影響，不太喜歡移工，後來慢慢瞭解他們在台灣的辛苦，才發現他們大部份都是善良老實的人們。

身為台灣人，我沒辦法和金紅一樣用母語和越南移工溝通，從坊間也會聽說男性外勞喝酒打架或情殺之類的傳聞，心裡當然也有疑慮。但初次接觸移工時，你會發現他們多半是用害羞或恭敬的眼神跟你點頭打招呼，那樣的眼神很熟悉，我小時候母親開過美容院，當時的年輕學徒就是這樣看母親的。年幼時不懂，但長大後明白那是一種階級的目光，他們知道自己低你一等，即使你不是他的僱主，即使你們一樣都是人。

拍攝紀錄片最重要的部分是建立信任關係，要打破語言文化與階級的藩籬就已經十分困難，更何況他們知道自己已經被定位為非法之徒。所以拍攝《再見可愛陌生人》的難度，遠高於記錄新移民姐妹故事的《失婚記》，我們並沒有刻意要揭露什麼驚人祕辛，但金紅就是必須透過共同勞動、長期追蹤的方式來記錄她的越南同胞，他們可能今天清早在平地田裡拔蒜頭，明天夜裡就被載往2千公尺以上的山區砍高麗菜。如果他們沒有主動打電話來，根本很難知道他們的動向。

有一次他們突然來電說，移民署專勤隊隔天早上要開始抓人了，我們討論認為，或許可以拍攝警方執法過程有沒有什麼問題，而時間緊迫，只好包計程車載金紅直接上山。到山上已是深夜，移工朋友十分高興，認為金紅是來救他們，早就打包完畢，金紅當然也無話可說，連夜就把他們載回嘉義，來回花了9,000元。我曾和一位專勤隊小隊長聊過，基本上許多警察一點都不想抓外勞，因為知道他們只是出外打工的歹命人。而追捕過程十分辛苦，越南移工來台舉債最多，不願太早被捕，所以跑起來最為拼命，過程中險象環生，有的不小心摔斷腿，有的甚至真的送了性命。

移工來台受到剝削似乎不算新聞，但他們的中文程度不如新移民，一方面未必了解自己的法律權益，一方面就算想為自己發聲也會擔心工作不保，所以很難知道實情有多嚴重。我蒐集資料發現，各國移工收費標準不同，越南移工被公認最高，但到底額度多少眾說紛紜。透過2、30位以上的移工訪談，只能歸納出大概落在10萬到20萬台幣之間，雖然金額有差距，但他們共同說法都包括：仲介不照合約註明的金額收費，又警告他們不能說出去；他們拿不到收據當證據，又沒有時間好好看合約就被迫簽字。

私下向一位轉行的資深仲介詢問，越南仲介比較敢收，是因為還要分紅給官員嗎？他說沒錯，標準的官商勾結。台灣仲介似乎管理比較嚴格，但和越南仲介的暗盤分紅比例就是一半，例如移工第一次入境前，假使在國外收4,500美金，酬佣給台灣仲介就是2,200美金。話畢，他說：您知道太多內幕了，小心國安局找上你哦！雖然明知他是開玩笑，還是覺得有點毛骨悚然。如果超收費用的越南仲介是真小人，台灣仲介就是偽君子。而默許或同流合污的兩國官員呢？我不知道要用什麼字眼形容他們。

這些年來，一直有人批評台灣是個鬼島，我自己是覺得沒那麼糟糕，畢竟台灣擁有華人世界最高度的思想自由及言論自由，人權標準也是向西方而非中國看齊。但長期接觸新移民及移工議題，卻讓我越發覺得台灣是個詭異之島。

除了原住民，台灣明明就是一個由中國移民後裔組成的新國度，祖先們的血緣或族群背景也許不同，目的卻無二致，就是到這塊充滿各種可能性的島嶼上，尋找生命的出路，追求更好的生活。

歷經300多年的文明發展，台灣人口的成長趨於停滯，預示了高齡化社會的到來。所以1980年代起，有一批新移民開始透過婚姻進入台灣，與早年的漢人男性移民不同，她們是化整為零的個別女性，默默地潛身於台灣人的家庭場域，生養台灣人的後代。但這些來自中國與東南亞的移民女性地位，有點像早期的童養媳，普遍被貼上無知或卑賤的社會標籤，只剩下家務勞動或傳宗接代的工具價值。

然後是從1990年代開始引進台灣的外籍勞工，在勞動成本高漲的各項產業中，成為重要的補充性勞力，在成長神話逐漸褪色的局勢下，撐住了台灣經濟發展的底層結構。尤其來到21世紀後，台灣人口老化已然是一個無法逃避的現實，大量的外籍看護工進入家庭及養護機構，代替台灣人照顧自己年邁老殘的長輩。而在勞力最為短缺的漁業及農業，更有不少無證外勞冒著被剝削及虐待的風險，為台灣生產著基本的民生及農漁產品。

即使是用最簡單的邏輯來看，都不難明瞭新移民和移工對台灣未來發展的重要性，如果沒有他們，日益下滑的台灣國力只會更早到達懸崖而已。但我隨便在網路上瀏覽，就可以看到充滿仇恨言論的「靠北囂張外勞」粉專、痛斥人權團體製造勞資爭議，又獲取暴利的某商業公會理事長投書，媒體版面則有老牌食品公司軟禁移工十餘年、僱主連續性侵照顧他癱瘓兒的越南看護、仲介派黑道把投訴移工打成植物人等觸目驚心的新聞事件。

更不可思議的是，上週二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的陳素香（紀錄片《T婆工廠》導演），竟然在台北市勞工局的移工協調會上被仲介公然毆打，還在Facebook斥罵陳是「台灣的走狗」、「把台灣人的臉丟死了，一味的幫外勞說話」。上述露骨的歧視言行，本質上和百年前的奴隸販子並沒有太大差別。

還記得台灣經濟起飛時，前朝政府曾呼籲國人要建立一個「富而好禮」的文明社會，如今回想起來猶如一個冷酷的笑話而已。

中國與東南亞的新移民總數超過50萬人，早已超越台灣原住民人口，但台灣政府遲至2007年才成立移民署，2016年國會選舉，才出現第一位新移民不分區立委。人數超過60萬的東南亞移工，至今仍被視為用過即丟的客工，無法得到社會足夠的理解與尊重。民進黨政府執政後，雖然提出新南向政策，但到底是為了對抗中國霸權的策略？還是為了實踐多元文化共榮的理想？仍有待後續觀察。但可以確定的是，如果台灣政府無法提出宏觀的移民工政策藍圖，對國內的東南亞移民工問題也沒辦法改善的話，所謂新南向政策勢必流於空談。

因為，移工政策如果沒有全盤修正，多數移工終將回到自己母國，他們傳播的負面台灣經驗，其效果絕對遠勝於台灣官方不惜重金砸下的國際文宣。而絕大多數的東南亞與中國移民只能以台灣為歸宿，她們教養的正是台灣的未來公民，鄙視或排斥新移民及移工，對日漸成長的新二代也將產生不良的潛在效應與負面影響。

台灣朝野或許應該思考，這批在資本主義扭曲發展下被邊緣化的新移民及移工，縱然多半來自工農階級或社會底層，其出身與追求的目標與台灣先民並無不同，為何兩者的形象有天差地別的建構？這種社會歧視的根源是什麼？

在紀錄片的映後座談中，常有觀眾訝然表示，沒想到移工在台灣的處境如此艱辛，有人希望影片還可以揭露更多仲介內幕，也有人詢問未來可以為移工做些什麼。我總是強調，新移民和移工就像台灣人一樣有好有壞，我們不會因為少數惡劣僱主及仲介的存在就認為他們全部是壞人，同理類推，也要不斷提醒那些仇視外來者的台灣人，不要以偏概全。

紀錄片如能進一步發掘官商勾結黑幕當然有其力量，但台灣民眾必須先能同理移工是人，而不只是勞動力，在這個認知基礎上，才可能勇於站出來為這些沒有聲音又沒有選票的人伸張正義。如果多數具有公民權的台灣人繼續自掃門前雪，不願意花點心力為移工人權問題向政府施壓，那麼看了再多的紀錄片也是枉然。

說到底，移工人權就是台灣文明的真實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