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廣場是棟位於台中市中區13層樓高的殘舊大樓，台中人習慣簡稱它「一廣」，裡面佈滿東南亞的商鋪與廉價的服飾，與屢創天價的七期豪宅區、中區最新景點宮原眼科相比，宛如另一個世界。

這裡是台中最被歧視的地方，多數來到這裡的人會自動繞路，媒體說它破敗，是「城市的治安死角」，網友抱怨「外勞把這裡搞的髒亂噁心」，每當靠近一廣，會下意識地捂住皮包快速走過。

事實上，被遺棄的一廣，卻成為移工們異鄉的天堂。

每個週末，從台中火車站走出不及100公尺的距離，第一廣場聚集大量來自印尼、越南、泰國、菲律賓的移工，聲調各異的口音摻合在尖銳的喇叭聲與電氣的嘶嘶聲中，讓大樓活了過來。

早上10點，鐵捲門才拉開一半，門口已經聚集三、五十人，只有店家跟送菜的小販能從側邊貨梯提前進入，在一廣擔任保全20年的老蔣，穿著上衣有些寬大的制服在鐵門前來回走動維持秩序，一隻手叉著腰對門口的移工重複：「11點才開門。」然後，週而復始地，在許多雙眼睛前，按下鐵捲門遙控器的向上鍵。

大廈的騎樓沒有營業時間的限制，狹小的過街早早擺著一簍簍小茴香、肉荳蔻與香茅葉，還有堆滿一座座小山似的鴨仔蛋，十足異國情調的街區吸引台中市政府的注意。市長林佳龍上任即喊出要將第一廣場改造為東協廣場，把它塑造成一個東南亞文化的集散地，「東協廣場」預計在今年7月正式掛牌。

這裡是全台東南亞移工密度最高的大樓，超越台北市中山北路的小菲律賓或是桃園後火車站的泰國街，12層樓總共3萬建坪的面積，簇擁著近800家店家，混雜著4國的移工，尖峰時段每小時約有5,000人走過，如果在發薪日之後的星期日，則有2萬名移工同時湧入。台中市經濟發展局估算，即使店家只經營週末假日，移工每個月在一廣至少消費1.2億新台幣，相當於台灣人整年在韓國東大門的消費。

一個完全由移工撐起的商圈，熱絡的關鍵在於洶湧人潮。在台灣的移工群體約60萬人，台中市與鄰近的4個縣市就有17萬的基底，佔將近3成的移工人數。就算只看台中市，15年間的移工人數從3萬4千人增加至8萬2千人，成長率高達240%，亦是五都中成長最快。這波成長動能直接反映中部精密機械的產能擴張，勞工局預估明年的移工人數將仍以近10%的速度成長，大幅超越桃園4%的平均成長率。

台中火車站是交通中心，短程客運與長途巴士都在此處交會。

每個週日，中部17萬的移工大軍從各處匯集，大多數從中部科學園區與神岡的豐洲工業區搭公車與火車前往，遠一些的，像是南投的南崗工業區，移工們有熟識的計程車司機接他們往返，車資不跳表而是約定俗成的一趟800元，熙來攘往的計程車打結火車站前的交通，跑車的司機說，週日跑工業區的收入最高可達6,000元，而平日在市區瞎轉一天還賺不到1,000元。

勞動力一直是製造業最大的財富，台中8萬名移工中，廠工佔了將近6萬人，台中市勞工局按人均產值估算，移工貢獻約120億新台幣。但是，這座城市因經濟增長而提升的城市風景和愜意生活與他們無涉，他們始終是台灣人眼中的「外勞」，一枚便宜好用的勞動力。

踏入異國工作，他們必須很快學會另一套規則。和家鄉以親緣維繫的紐帶不同，工廠是通過嚴格的規律運轉，每一個進到台灣的移工，都沒有了自己的名字，而變成一個代號，無論是工班的編號或是仲介取的中文名字都沒有差異，他們最終成為大機器裡的一個零件。

上下班要打卡，每天按表操課，6點半起床，7點50分準時上工，直到下午5點半；早上10點和下午3點各休息10分鐘，中午用餐45分鐘，除了休息時間外一律不能聊天。

即使在休息時間，他們講著彆扭的中文，成為被開玩笑的對象。工廠裡的移工老鳥，學會以自嘲的方式融入台灣工人，而新來的移工卻因為聽不懂中文，也不習慣噪音巨大的生產線，甚至不願意開口說話，他們靜默如雕像、將身體封閉成地窖，反而符合了台灣雇主「溫順」的形象。

只有週日，外在的標籤被解除，移工在一廣以同鄉為單位聚集起來，他們不說中文，吃著熟悉的辣椒，形成抵抗外部世界的小群體。

19歲的越南人阿鑫經常來一廣，他在台中太平一家鞋廠當作業員已經2年。平日裡上工，中午跟著工廠吃便當，不過重油重鹹的口味讓他吃不完一半。為了省錢，晚餐和工廠裡的越南朋友，簡單煮些泡麵裹腹，即使吃的單調也不會想去台灣的店家吃飯，因為「去台灣人開的餐廳語言也不通。」

對語言的恐懼，壓過嘗鮮的念頭。他在腦中演練過很多遍點餐的情況，因為中文還不夠好，他必須盯著菜單看一陣子，接著店家會露出不耐的表情，後面排隊的人龍會有十多雙眼睛盯著他，可能還有一兩個人會從隊伍中探出頭，想搞清楚是誰拖慢速度，想到這裡，阿鑫就不敢自己一個人踏進台灣餐廳。

但在一廣，他可以卸下這份擔心。我在某個週日下午遇見阿鑫，他與幾個朋友聚在三樓角落的餐廳慶生，頻繁地造訪讓他跟老闆娘變得熟絡，阿鑫4天前才打電話預定包廂跟酒菜，「他們都5箱、10箱的叫，」老闆娘回憶接到電話後，她故作誇張地回：那星期五我得先囤貨起來，至少要30箱啤酒。

移工裡的女工，佔全體移工比例5成6，是一群更大的存在。工作帶給她們的恐怖感，不在勞累，而在於消磨。

才20歲的泰國女工Bow看上去倦怠而早熟，比實際年齡多了10歲，她在苗栗銅鑼的醫療器材工廠當作業員，每日重複使用鉗子超過兩千次，掌心常壓出一道暗紅血印，但她抱怨最多的，不是右手的痠痛，而是每天必須穿很醜的制服。

只有假日，她才能透過衣著打扮，重新感覺像個人。

星期天一早，Bow 6點不到就起床，先用離子夾夾出波浪卷髮，刷翹原本濃密的睫毛，再換上亮黃色的無袖背心內搭粉紅色小可愛，一路裝扮到10點，才走出工廠搭車。中文還不流利的她，怯生生地對著車站售票員說了「台中」，買的是最便宜的區間車車票，心裡默念同鄉跟她說的：從銅鑼到台中要經過6個站。

這天是她與姊妹們的約會，因為她們的男朋友剛好都要加班，「我們女生喜歡來台中玩，可以逛街買東西，」手上已經拎了4、5袋戰利品，正準備去一樓的美甲店做指甲彩繪。

聚會聒噪熱鬧，談興正濃的時刻，我隨口問了：「你們跟男朋友週末約會都去哪裡？」整群人中年紀最大的P’yu大笑起來：「當然是去開房間啊，時間寶貴耶！」說完，幾個女人又是笑得擠作一團。

在台灣人的眼裡，他們是沒有慾望的。實際上，「休息3小時500」是一廣隨處可見的廣告橫幅，上頭用4國語言重複。每逢假日，這些旅館的房間常是一位難求，一位司機告訴我，在某次聖誕節後的週日，他載過一對剛從工廠出來的移工情侶，在火車站周遭繞了整晚找不到房間。

他們同樣年輕且充滿慾望，卻在每天重複8到10小時的活後，擠在4到6人一間的宿舍，晚上10點準時熄燈睡覺，有的工廠甚至派2名台籍幹部跟著住在宿舍，為了避免他們大聲喧嘩。

慾望需要出口，一廣成了搭訕的江湖。泰國移工是大樓裡公認的情聖，他們五官深邃又幽默，我曾遇過泰國人剛見面就對身邊念醫學系的朋友說：「你未來是醫生嗎？」「那我心碎可以找你治療嗎？」逗得朋友開心亂笑，果然順利交換Line帳號。

每個週末，越南的阿賓會跟哥兒們聚在二樓的飲料舖，低矮板凳與木摺疊桌排列成陣地，散亂在桌上的葵瓜子是最佳掩護，他們搶坐在最靠近手扶梯的位置，「坐在這個位子最好，剛好手扶梯上來就可以看到小姐。」他先是大笑，又暮氣沉沉地解釋，工廠裡的女工也有需求，她們會和同在異鄉工作的男工談一談、耍一耍，不乏一夜情，時間到了，該回家的回家，該結婚的結婚。

努力賺錢，奉獻家庭，才是移工故事的底色。每個月10號領薪後的星期日，被移工稱作Big Sunday，第一廣場周遭的匯兌商家，每家都排著長長的人龍，他們小心翼翼地揣著裝薪水的牛皮紙袋，準備寄錢回家。

菲律賓籍的看護Marvic，通常會在這天從印尼海運的公司買一個硬紙箱，箱子跟小冰箱一樣大小，她會把衣服、鞋子、飾品、盥洗用品放進箱子裡，直到箱子快要蓋不上，然後把箱子寄回菲律賓給正在讀國中的大兒子和小女兒。

以前的一廣不是這樣的。90年代的中區還非常繁榮熱鬧，百貨公司連著百貨公司，遠東、龍心、財神，一間開過一間，而第一廣場是心臟。每天開門，近30台電梯不停運轉，手扶梯內外側都站滿了人，碰上台灣錢淹腳目的時代，生意好到店家「是用麻布袋來裝錢的。」老自治會連會長回憶。

好景不常，1995年中港路上的衛爾康西餐廳，發生嚴重火警，奪走64條人命，都市裡傳說有艘幽靈船，飄到一廣的上空，要載滿一百條冤魂才會離開。

從那時候起，一廣的人潮銳減，4年後的九二一地震，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我那時候剛來接二樓，每天都有人跟我退租，從136個攤位一直退一直退，退到最後只剩6間，你說恐不恐怖。」當時負責樓管的郁玲說，「講真的，如果當初不是外勞來，一廣早就死掉了。」

因為特殊的歷史機緣，台灣人離開了，反而生出安全感，移工們願意進來了。

從外表上看，第一廣場是棟13層樓高的ㄇ字型殘舊大樓，外牆原本貼滿潔白的磁磚，如今被歲月打磨成洗不掉的灰白，大樓裡的電梯錯落不同位置，分別抵達不同樓層，各自有各自的出口，交織成巨大迷宮。這在長期研究東南亞移工空間的台大城鄉所教授王志弘眼裡，「這就是種遮蔽感，整個包備起來，就跟個洞穴一樣。」

長期爭取移工權益的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3月初在一廣開設辦公室，因為工作關係，研究員陳秀蓮經常接觸台北與桃園等移工聚集地，但她心裡覺得一廣更特別，「有一種封閉性，台灣人真的不會來，這裡真的相對單純就是外勞。」

封閉的大樓、純粹的移工，生出一層保護感的薄膜。

這層薄膜，包裹出灰色的經濟空間。最直接的，便是週末的餐廳為了應付大量的客人，普遍雇用移工打黑工。我問過至少5個店家，得出一天的行情價約在1,000～1,300元左右。儘管《就業服務法》規定：外籍勞工禁止未經許可從事工作，但是「如果沒有這些人來打工，這裡生意根本做不下去。」有老闆估計一廣的店家，在假日有8成都有非法僱工。

越南人阿嘉週日在一廣附近的餐廳打工，要搭5點鐘最早的一班公車到一廣，通常到晚上10點收拾完才下班，來台灣第一年他根本不敢休假，這是因為外籍移工仲介積弊已久的陋習。阿嘉來台灣之前，要先舉債支付7,000美金（約台幣21萬元）的高額仲介費，他仔細算過，每個月2萬零8元的薪資（《勞基法》基本工資的下限），扣掉每個月分攤的仲介費、勞健保跟食宿費，幾乎所剩無幾。要寄錢回家，他得靠假日冒著被遣返的風險出來打工，「我會出來打工，也是不得已的選擇。」他說。

詢問假日移工打工情形，台中市勞工局長黃荷婷僅說，有民眾檢舉就會開罰。依勞動部規定，若檢舉移工從事許可外工作可得2,000元獎金，而雇主必須裁罰3萬元以上罰款。不過，一廣的店家回應，這裡沒有人檢舉移工打黑工，無意間使一廣成為移工的打工天堂，也讓台灣店家與移工之間生出信任。

就像用篩子過濾，不願做移工生意的店家都離開了，手機行是少數留下來的。「找手機嗎？進來看看喔。」街道叫聲喧天的，不時切換3國語言，三樓是著名的通訊街，原本經營台灣客人的店家要轉作移工生意，就得調整腳步。多數移工使用易付卡，不同於台灣人手機搭門號的方案，於是手機行提供便宜的中古手機，配件也換成大陸來的水貨，有些店家觀察到移工的手機汰換速度很快，2個月就會換一支，就延伸出舊換新方案，移工只需貼補一些差價就能買到最新款手機。

不只是移工撐起一廣的經濟，一廣也擁抱著移工，給予穩定的力量。

他們在台灣街頭的消費，其實充滿挫折與歧視，只有在一廣消費能被更平等地對待。嫁到台灣十幾年的何娜，已經取得身分證，卻還在百貨公司買內衣碰壁，某次，她挑了件內衣想試穿，「你這件買得起嗎？」店員冷冰冰的口氣，讓她回憶這段往事仍有氣，「我不喜歡這種被看不起的感覺。」

在三樓經營東南亞超市已經15年的柯姐，照顧著每個移工的需求。佔地200坪的商場，是中部東南亞百貨的主要盤商，在苗栗經營雜貨店的外配，每週來批貨上千張電話卡。但這家超市的前身，僅是2坪大的電話卡攤位，直到2000年初台灣高鐵興建烏日段，大量泰勞開始湧入第一廣場，柯姐才頂下店面，開始經營泰國的雜貨店。

6年後，高鐵完工，台灣的重大工程告一段落，孔武有力的泰勞逐漸在台灣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印尼與越南的臉孔，柯姐跟著引進更多生活用品，並雇用6名東南亞籍的員工，放權給各國籍的員工與顧客溝通並且叫貨，隨時掌握顧客的需求。

這是台灣人10年間都不知道的變化，一廣靜悄悄地長出沒人看見的地下社會。

失意是脆弱的，總要有個遁逃的去處。印尼的監護工常被取名做「阿娣」，就像台灣人習慣叫菲律賓看護「瑪莉亞」一樣，某個下午，我在一廣電梯口碰見印尼的阿娣，她的工作軌跡相當國際化，在香港待了10年，目前來台灣工作近6年，我問她雇主對她好嗎？「老闆娘很囉嗦，不要一直碎碎念就好了。」阿娣大笑，從臉上和肢體上，都流露出放鬆的情緒，這是少數能夠不在雇主的視野裡，背地裡說她兩句的小確幸。

13樓是菲律賓的教會，待最長的是Rachel，在台灣當看護已經11年。高中畢業後來台灣工作時，一句中文也不會講，就被送到苗栗的鄉下照顧阿公，雇主講話她聽不懂時，只敢點點頭。

某次換季，雇主指著曬衣架上的冬被說：「棉被收起來」，Rachel誤以為要丟掉，把棉被扔進了垃圾車，雇主氣個半死罵她：「怎麼這麼笨！」她征愣，身體微微顫抖，只能每週到教會禱告：「請主保護我，賜給我愛與寧靜的心。」類似的「語言誤會」發生過幾次，「如果沒有信仰的話，我一定會瘋掉。」她說。

唯有生活在一廣，他們不是一枚沒有差異的勞動力。2個越南籍移工原本是理髮師，他們在2樓能夠重操舊業，租下小攤位開間理髮廳，還有12樓酒吧裡表演的印尼樂團，最常創作的主題是他們用視訊維繫的愛情。他們共同相信著，只要一點運氣加上勤奮，便能在這棟充滿傳奇的大樓裡實現自我。

直到最近，這個地下社會被看見了，一廣承載不了那麼多需求，東南亞的商店開始蔓延到周邊。鄰近的繼光街瀰漫魚露與萊姆混雜的道地越南河粉香味，與繼光街垂直的綠川西街，整條街的印尼餐館飄出陣陣南洋辛香味，直接衝擊台灣人味蕾。

店家溢散出來，政府看到它，附近的居民討厭它。

剛上任一年的綠川里里長薛雅文經常收到里民抱怨，移工在廣場上喝酒喧嘩，或是打架鬧事。為了安市民的心，台中市第一分局每週日會調派60名警力到第一廣場巡邏。

事實上，移工比台灣人更循規蹈矩，據警政署統計，移工在台犯罪率只有本國的六分之一，今年截至目前，台中市第一分局接獲在第一廣場的案件通報只有5件，「拜託，台灣人酒駕光是零頭就不止了。」巡佐游世宇擺擺手說。

台中市政府似乎看見這裡的豐厚生命力，規劃將第一廣場打造為東協廣場。但這樣的命名，顯現台灣對移工想像的薄弱，不論是統稱的「外勞」，或者是區域經濟體的「東南亞國協」，他們似乎是一群臉孔模糊的總體。但他們卻有各自生猛的特色。

不同於東協十國，一廣聚集的移工僅由印尼、越南、泰國、菲律賓4國組成，而且在這龍蛇混雜的江湖裡，族群間的互動遠非「東協」這般統一的概念，而是各自畫出周邊的地盤。

越南人盤據2樓電梯口的位置，泰國人則是聚在3樓角落的泰國小吃店，菲律賓人多數時間在13樓的教會，而印尼人的領地從一廣的電梯口，一路延伸到戶外的廣場上，白色的三角帳棚是與同鄉聚會的標誌，他們稱呼為「畢拉密」，取自印尼語金字塔（piramide）的諧音。他們鮮少往來，更多時候是彼此歧視，像是泰國人覺得越南人是流氓，而越南人則看印尼人邋遢。

這棟大樓裡，其實充滿階級。有少數被菲律賓朋友帶到一廣的白人抱怨警察頻繁的臨檢，來自美國的Frank抱怨，他的菲律賓朋友必須排好隊伍，一個個拿出證件檢查，但「因為我是白人，從來沒有警察檢查我的證件。」領到身分證的外配跟移工，在一廣也是不同的階級關係。

商家在一廣能夠做起生意，除了租金低廉外，還需壓榨假日才出現的打工仔，在餐廳打工的阿嘉抱怨，開餐廳的外配老闆娘本來跟他說一天工作15小時薪資1,500，但「實際上不會給那麼多，頂多只給1,000而已。」

即使會有剝削，或是互看不順眼，一廣終究安置他們流浪的心情。

太陽下山，燈箱亮起，廣場外的計程車，吆喝著「回去嗎？回工廠了嗎？」準備接走最後一筆生意。我坐在廣場前的空地，問了身邊的印尼朋友：

「你會不會覺得這裡很無聊？」

「是很無聊啊，」他撓撓頭地傻笑，「不過也沒地方去了啊。」

可能是常年日曬風吹的原因，他們皮膚大多黝黑粗糙，平日穿著統一的深藍或深灰制服，在台灣人眼裡是臉孔模糊的勞動力。唯有在一廣，他們才能展示最獨特的自已。

他們一點也不邋遢，更不寒酸，只要週末踏進昏暗陳舊的第一廣場，他們被嚴重毀損的尊嚴便再次恢復，變得年輕而富有朝氣。

我知道他們下週還會再回到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