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土地與產權的錯綜複雜、上一代所遺留無法整合的閒置空間，反倒讓第一廣場有別於許多台中中區倒閉、轉移的百貨業，得到殘喘的機會。

週間，第一廣場除了通訊行與服飾店外，多數的店家都沒有營業，空間成為暫時的廢墟。但到了週末，第一廣場的神祕與異國風情，卻又讓人流連忘返，不知自己身處在何處。

當我們還在以地方所有權的視角激辯這是誰的第一廣場時，移工們早已在此共享文化的經驗與記憶。

「要我教你怎麼分辨越南、泰國與印尼人嗎？越南人白，只戴銀飾；泰國人黑，只戴金飾；印尼人呢？只要坐在外面的就都是了。」一位來台灣8年的泰國移工阿朋開玩笑地說。當這些不同國籍的移工也都試著了解彼此文化的差異，而我們卻將它們視為一體作為規劃。

然而，這個獨立完整消費體系的建構，除了滿足身心的欲望與需求之外，也存在著一套隱形於混亂之中的階級體系。外配擁有身分證，得到開設店鋪的權利，無論是僱用逃跑外勞、或是想非法多賺一點錢打零工的外勞，支配者與被支配者都得將自己隱身在無法說穿的灰色地帶。即便他們是如此的互相需求，形成階級內的階級。

印尼人有食用禽鳥的飲食文化，這些移工其實也如同被囚禁的鳥，但同時有另一群台灣人必須依附著他們而生活。「我週一到週五，一天大約賺1,200就很不錯了，但週末一天可以賺到6,000。我告訴你，他們比台灣人還敢開。」週末在一廣排班的小黃司機說。

第一廣場就如同全球化經濟體系的縮影，當經濟利益成為當局者規劃第一廣場的優先政策，並對於異國文化缺乏更多元的想像，勢必讓這群移工與依賴他們的台灣人，落入更為邊緣化的弱勢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