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我在政大新聞所讀完第一年，因為考慮出國，決定休學先服完預備軍官役。服役的前小段在本島，後一大段在馬祖的東犬島（現稱東莒），帶領一個加強排，守護凹形東犬港的西半部。

我和士官（那時也叫「老兵」）的關係似乎比其他預官好些。本來沒有意識到，後來因為排副告訴我，才明白和一件事有關。有一次排裡有位原住民士兵和一位士官放榮譽假，士兵來自南部深山，士官要去新竹辦件複雜的私事，兩人都說起不知道假期住哪裡的問題。我說，就到我家住吧！我家是日式宿舍，還算寬敞。後來就這麼辦了。家父當時是新竹縣管自來水瓦斯的公用事業管理所所長，還開工程吉普車帶他們視察工地兼觀光。以後也有一、兩例士官和士兵的榮譽假援例辦理。那時代多數本省人都怕和「老兵」有牽連，這事在老士官的圈子裡傳開了，我因此在他們之間有不壞的風評。

有一天，一位營部的士官把我拉到一邊告訴我：我們那連的政治指導員（現稱政戰輔導員）在營部說，我在排裡替士兵「開課」，還說了一些不算友善的話。我想問詳情，他欲言又止，最後只肯說；「你自己小心一點就對了。」

「開課」？根本沒有這回事。在今天，多數人會一笑置之，但在那段戒嚴時代的前線軍中，這種事可不能等閒視之。那天晚上我拿出紙筆，開始就各種可能圖解研判分析。

首先，有件事確實可能引發這個誤解。我們這加強排的防區是東犬港灣的西半部海岸，排部所在的碉堡在最西端的懸崖上，其他各班沿岸向東排開。做工訓練之餘，我們種菜、養雞、採海菜。不像在本島住在營區那麼一板一眼的制式，一排人反而有一點像一個有好幾房組成的農村大家庭聚落。

我們這排原住民士兵特別多。在新竹頭前溪邊抓魚打鳥長大的我，一直有漁獵山林的夢想，特別愛和他們聊天，也嚴禁漢人士兵有歧視的言行。聊天時很多其他的話題當然也會出現，例如就學、就業、愛情、歧視等等，非原住民也會加入。我當然也會表達我的看法，有時出些主意，或幫點小忙。實情如此，「開課」是絕對談不上的。

其次，連指導員誤解也不是不可能。空間是個因素：不像在本島時全連住在一起，在東犬，政治指導員駐居的連部在港口另一端的東犬燈塔，與我們有段距離。如果因為小道消息而有誤解，也很自然。

主要問題在於「有些不很友善的話」和「你自己小心點」。我很感謝營部這位士官對我的關心，但這是猜想分析所有可能情形的時刻 ：上述說法，會不會只是他自己的解釋？政戰人員的主要角色是灌輸黨國思想和監視其他官、士、兵，軍中人盡皆知，也有防備的警覺。如果他因關心而過度解讀，這也不難理解。

再來就是指導員的為人和角色了。除了全連在連部集合或全連做工訓練，我很少和他互動，當然更不像和連裡其他兩位排長那樣，多少有私交。但印象裡他和連長人都不錯。這是為人的部分，我所知不多。不過，印象中的為人之外，還有他的角色職務的問題： 這位政治指導員有多麼認真扮演他的角色？我聽過一些故事：有些指導員非常「盡責」找碴，有些反而盡力保護同袍。另外一個問題和他所屬的政戰官僚體制有關：他被要求做什麼例行記錄評估和報告？可能怎麼寫我？還有，那陣子是不是碰巧有來自上層的「業績」壓力，類似警察有時被迫攔檢車輛時會特別頻繁勤奮？

上述分析的狀況，我都不知道實情，但卻不得不考慮。我在新竹中學的一位同班同學曾因為義民中學案，在初中時就被關過；英語和地理老師曾是政治犯；更有一位忘年之友的新竹女中陳老師曾經「四進宮」，多少聽過這種事如何可大可小，如何難以找到標準。

因此，雖然庸人自擾或被迫害妄想症都不能完全排除，我還是不得不假設最壞的狀況，開始考慮如果──如果──有報告上去，有人開始暗訪明察時，他們可能找到我什麼樣的把柄？

「開課」的事並不是我最擔心的，事實俱在，全排人都是證人，除非已經有某種預設，我不相信他們能查出、問出什麼。我很快想到的，反而是在地下練槍的事。

東犬港原來有海防砲。舊式海防砲的射擊位置不能比海面高太多，所以懸崖上的我的排部碉堡旁邊有一條隧道，向海邊蜿蜒而下，在靠近海面的地方有一列海防砲，我第一次去查看的時候，已經生銹不堪，廢置多時。我卻注意到，隧道有些分支是從泥土而不是岩石開鑿出來的。荒島生活有時很無聊，前線的軍官每晚必須巡視分散的各班，為防對岸「水鬼」過來摸哨，配有實彈的四五手槍，子彈和四五步槍通用，有士官幫忙，在前線取得不難。我內心那個長不大的小男孩開始心癢：全ROC可還有比東犬這個隧道更隱密方便的練槍處所？

隧道入口就在排部旁邊，鑰匙歸我管，排部很多時候也只有我、排副和傳令兵。不是我那時就準備刺殺誰，純粹因為無聊和好玩，有時候我真的就到隧道裡找泥質的隧道分支（泥質的才不會子彈亂飛而傷到自己），點起蠟燭練槍。

這不是什麼滔天大罪，最壞的懲罰應是記過、申誡、禁假之類。但如果查到這事的人有心從政治角度看，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調查的人如果往後查，我的過去也有些「劣跡」，例如因為看不慣新竹空軍基地有些美軍飛行員開著吉普車橫衝直撞，非常囂張，我曾和新竹中學、新竹女中的幾個朋友裝成情侶，在台北大鬧劉自然事件時，乘勢用彈弓攻打他們在新竹市區的「軍刀機俱樂部」。過程中有一位同學是運動健將，選擇用手拋射而不用彈弓，靠太近而被捕。雖然因為辛志平校長的排解保護，我們都沒事，但極可能留有記錄：所用彈弓還都是我的手筆。

又譬如我當時的禁書來源：一些左傾的美國學生和僑生。所謂的禁書，需要一點解釋。就美國學生而言，這些書都是他們在美國的大學圖書館可以借到的，在台北國際學舍的房間裡也隨處擺著。KMT可以因為偷看禁書而找我麻煩，但應該不敢動他們。不過，僑生可就是另一回事了。那時東南亞有共產主義運動，參與的華人很多，有些華僑家庭不免有成員出事，我這些朋友都是因此被家長送到他們認為最「安全」的反共台灣來的。他們雖然沒有直接參加運動，但耳濡目染，政治上比我那代的台灣學生都有更成熟的認知和安全警覺，自成一個謹慎的小群組。如果因為查我而牽連他們，那就很難原諒自己了。

接下來，就是為防萬一該怎麼辦了。有那麼多不清楚、不確定的因素和可能，「對案入座」就「開課」一事向指導員解釋，顯然不是好選項，不只可能「弄巧成拙」而「弄假成真」; 更重要的是，必定會被逼問出誰給我警告，傷害了那位關心我的士官。

還有其他的路嗎？大概到第四天傍晚，我躺在海邊礁岩上小睡醒來，才想到無可奈何中的唯一辦法。

政大曾經是黨校（中央政治學校），我在政大新聞系和新聞所讀過，有不少黨國關係深厚的老師，像曾虛白、馬星野、謝然之、徐佳士、王洪鈞⋯⋯。在那時代的復興崗政戰學校訓練出來的政工人員的眼中，這些老師應該都是仰之彌高的人物。假設指導員還在對我初步起疑或不滿的階段，我是不是可沿這個方向不著痕跡地佈置點什麼？以改變他對我的觀感？

研究所第二年必須寫碩士論文，我本來已經想好題目，因為這事，讓我從論文題目想到一個辦法。我開始注意這些老師的活動，剛發表或已發表的文章，出版的書等等。下一步是假裝還在找論文題目，找出他們的書文中一或兩個可以和碩士論文拉上關係的問題，寫信向他們請教。我下了點功夫，每封信都等於是一篇短文，有的還引用了英文文獻，務求讓他們覺得我是認真的，不像有些研究生是在套交情。我知道連指導員會檢查信件，為了讓他注意但不會覺得整件事不自然，還排出寄信的時間順序表。

1962年那一代，研究生還不多，有公費和免費宿舍，而且還有研究生被視為潛在老師班底的說法。如我所料，多數老師都回信了。其中除兩、三位是親自回信，其他我猜都是祕書代筆，但回信都有共同點：稱呼都是「文雄吾弟」之類，還有，多數都寄文章或上有題字的著作來。甚至還有位師母寄來一個小包裹。

這唯一最後的一步有效嗎？我只知道一個事實，1963年8月或9月退伍回台灣的時候，我的考績居然不錯，聽說主要因為本排修路成績出色（這要感謝排裡特別多不偷懶、不怕辛苦的原住民兄弟），我還被指定為當屆退伍預備軍官的帶隊。

可是，這個結果，不能回答寫那些信是否有效的問題。這個問題背後有很多假設，我自己也不知道其真假或真假程度的假設。前文說過，連指導員的確在營部說了一些話，但我不知道那位營部士官有沒有過度解讀他所聽到的話；我也不知道連指導員是否真懷疑我什麼，懷疑到什麼程度；有沒有行動，或什麼行動。我只能做最壞的假設，甚至在最壞的假設下又做了不那麼壞的假設：例如從以前認識的復興崗人對那些老師仰之彌高，假設連指導員也會如此，讓自己多少能做點什麽。

假設，假設，一層層的假設。

所以寫那些信有沒有用的問題，我是無法回答的。舉個例子，如果那位士官的解讀有誤，這一切不就多此一舉？但我也可以從另一個方向舉例：我是安全退伍了，但是，我又怎麼知道「對方」不是放長線釣「大魚」，等我回台灣?

這就是那個戒嚴時代心裡多少「有鬼」的人的困境。還好的是，我居然在寫那些信的半年裡長大了不少。寫到最後幾封信的時候，一股強烈的荒謬感上昇擴散，竟然有不少覺得好玩的時刻。

我生平第一個政治反抗的動作是唐吉軻德式地抗議母語被欺壓，在高一時花了1年多時間逼自己練掉北京話的捲舌音（以致於今天用電腦寫中文時得用手寫輸入）。1963年終於讓我看清該走的路了：盡我之力，讓別人不必經歷我的東犬島荒謬劇。

（註：文中小標為編輯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