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辯論代理孕母問題逾30年，時代變遷而生的需求、在野黨立委的大力倡議讓《人工生殖法》修法案重回立法院戰場，在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提出草案前，今年（2024）2、3月兩度召開修法公聽會蒐集各方意見。第二場公聽會上，32歲的Lily現身說法，是首位公開發言的台籍代理孕母，遠嫁美國的她，去年（2023）9月在加州替一對中國準家長生下孩子。
《報導者》專訪Lily和她的母親，重回那趟旅程的記憶：懷孕期間委託者和代孕者如何溝通互動、契約保障哪些權利？曾懷孕生產2次仍難預測醫療風險，Lily在產檯上遇見什麼驚險插曲？若將美國視為制度參考範本，除了人工生殖產業最盛、規範最完整的加州，其他州又曾發生什麼爭議案例？我們從紀錄片和學者說法，激盪出更犀利的倫理討論──代孕生殖是幫助不孕者實現天倫夢的互惠善舉，還是剝削弱勢女性的不平等交易？
「妳要保命還是保子宮？」醫師問。
生育能力和生命的終極選擇題，Lily沒想過這麼戲劇化的台詞會發生在她身上。
「我以後都不能生了嗎？如果我死了，我還有兩個年紀那麼小的孩子要怎麼辦？」Lily心想，自己出於熱心和善意幫助別人擁有孩子，該是好事一樁，如果老天如此對待她，世界也太不公平。
愈是緊急，愈要冷靜，她明白只能先求保命。進到手術室前，Lily聯繫先生和特地來美國照顧她的母親及妹妹，當時Lily的媽媽正在加州租屋處幫忙帶孩子，收到女兒的語音訊息，整個人都傻住了，「我叫我兩個孫子都跪著，求啊、拜啊！」從傍晚5點多一直到晚上7點，心一直懸著，直至今日回想仍心有餘悸，「說實在的，那時候小孩子要吃飯了，我應該要去煮飯，但我嚇到都不知道要怎麼煮。」
Lily總計失血近2,000毫升，靠著意志力和醫護人員的鼓勵撐到手術室，幸好動脈栓塞術處置成功，子宮跟命都留下了，委託夫妻也在術後到加護病房關心她。Lily的先生Justin遠在馬里蘭州，因養傷行動不便沒到加州陪產，「他後來有跟我說，他真的很害怕、很擔心，因為可能差一點要失去我。」
Lily可說是為愛走天涯的最佳寫照。
一次的日本沖繩之旅，讓她遇見在美軍基地服役的Justin，爾後兩人談起遠距離戀愛，婚後便在沖繩住下來。正當一切步上軌道，Justin卻在自主訓練時，因天色昏暗，狠狠撞上海堤的鐵鍊，傷及腿部肌肉和神經，開啟日後漫長的養傷復健之路。2018年，Justin收到調回美國馬里蘭州的通知，於是Lily帶著出生不久的大兒子，一起飛到離家鄉愈來愈遠的地方。
在媽媽的心目中，Lily一直是個獨立自主、凡事不用大人操心的女孩，但也比誰都熱愛自由、隨心所至。老家在台中，大學到台北念戲劇，Lily說起話來直爽，採訪時也不免被她的笑聲和彎起來的瞇瞇眼給感染。
談到擔任代理孕母的經驗，她並不隱諱，反而在社群媒體上熱情分享，她說每年都會替自己設立一個年度挑戰，當代理孕母無疑是她2023年最特別的一次冒險。
「有些人可能孕吐很嚴重，但我沒有，我很享受懷孕。也許後期比較常腰痠背痛，但我懷孕照樣扛重物、做深蹲。這是我可以做、也想做的事情，不是生我自己的小孩，so what？我是幫人家完整一個家，就是win-win（雙贏）啊！」Lily心想，可以替人圓夢又能獲得補貼，可謂一舉兩得。
對於Lily的選擇，Justin表態支持，認為代孕確實是助人之舉，但對太平洋這端的Lily媽媽卻是顆驚嚇的震撼彈。
雖然反對，Lily媽媽是刀子嘴豆腐心，捨不得女兒太辛苦。在產前2週左右，她不顧自己長年的風濕病可能發作，帶著重達20公斤、裝滿安胎和做月子中藥的行李，和Lily的妹妹飛到加州，在委託者租下供Lily待產的住處，替她照看一雙兒女，分憂解勞。
美國並非所有州都能合法代孕，有些地方只允許利他型代孕，有些地方則不承認或不保障代孕契約的法律效力，加州正好是人工生殖重鎮，規範也最為詳盡，幾乎開放各種身分的人提出委託。需求龐大，「庫存」名單供不應求，Lily的檔案放上不到1個月，仲介便安排第一次的視訊會議，準家長對Lily很有好感。
在這之前，Lily已填寫極為詳細的申請表，從基本資料、工作和家庭資訊、個人生活習慣、醫療史、懷孕紀錄到保險資訊，包含希望代孕過程如何進行、想和準家長維持何種關係、能接受什麼背景的準家長、是否願意提供母乳、減胎或終止妊娠等。
機構審核通過就會協助配對，雙方若有意願合作，往下便是各種檢查。Lily還記得，需要得到婦產科醫師的文件，證明身體狀況良好，加上專業的社會心理諮詢，確保精神狀態適合懷孕，各項評估都沒有問題，雙方才會簽訂合約，且必須經過公證。
「如果台灣是依加州的形式去走，我覺得對彼此的保障是非常完善，而且互相尊重的，不是今天我為你工作，你是我的老闆或雇主，對方是超級感恩我，不會覺得我是他的下屬或保母。」
Lily表示，在良好的運作下，雙方應是平等互惠，而仲介則是重要的溝通橋梁。
仲介知道Lily的家庭狀況，也知道先生受傷休養中，於是替她爭取更高的營養金和津貼，也希望對方理解Lily有照顧孩子的需求，別太晚傳訊息打擾、施加太多壓力。「仲介是很互相的，幫我想也會幫對方父母想，確實我可能update近況的部分沒做好，因為事情真的太多了，我也很不好意思，有跟他們說抱歉，但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壓力。」
在仲介開設的網路群組裡，Lily大約每1、2週或產檢後都會回報，她說，畢竟肚子裡是對方的孩子，想要多關心孕母的身體或心理狀況，都是人之常情，「比如說我血檢，可能維生素D太低，他們就會問我需不需要補品？要買補品給我。」
原以為孕期就要順利結束，但Lily的生活似乎註定充滿戲劇效果。
即將「卸貨」的倒數2週，產檢醫師發現她的血壓偏高，而妊娠高血壓對產婦是亟需注意的風險因子，便建議她到生產醫院再確認。轉院後檢查血壓雖稍降下來、嬰兒的胎心監測也正常，但尿蛋白數值卻超標，「已經有這些跡象，就是可能會有一些風險在，所以醫師叫我去催生，不要再等了，」Lily說。
從3點半一路規律陣痛，早上9點時，護理師觀察子宮頸開到6.5公分、胎頭還未下來得再等等，沒想到20分鐘後全開，寶寶的頭已在「門口」。護理師急忙call out醫師、Lily也趕快通知準家長，為了讓委託父母趕得上寶寶誕生的紀念時刻，Lily死抓著床邊的扶手、用力夾緊雙腿，一路撐到10點。
在醫師的見證下，一條珍貴的新生命經由Lily身體來到這世界上，把孩子交出去時，Lily還記得那是一記很有元氣、宏亮健康的哭聲：「我把自己想作是一個提供『食宿』的房東，給她（孩子）養分長大，很高興她回到爸爸媽媽身邊，回到她該去的地方。沒有捨不得的感覺，就是很感動、很開心，心裡非常的⋯⋯怎麼講，滿足吧。」
「我還是願意去做，因為我現在就是人好好的在這邊，就算我知道會經歷後面那些痛苦。今天是我自己的小孩，我願意，別人的小孩我也願意，我就是那麼喜歡孩子。」
不幸中的大幸，是準家長替她購買的醫療保險派上了用場。Lily原本預計生產的醫院是純自費，設備較老舊，雖有急診和手術室，但沒有新生兒加護病房（NICU）。她查閱保險規定後，發現全國許多醫院都接受這份保單，與仲介確認後便換到等級更好的大醫院。Lily強調，美國商業醫療保險非常複雜，仔細研究才能在緊急時刻獲得更好的治療，也節省龐大的開銷。
Lily秀出帳單：「原本純順產的話大概原本是18,000美元左右，但加上那些後續處置，整個帳單是12萬多美元，有保險只要付450美元。」
高血壓加上尿蛋白超標這兩個關鍵字，對婦產科知識有理解的人，很容易聯想到子癲前症──它是先進國家中妊娠相關疾病死亡率第1名，多年來也穩坐台灣孕產婦死亡原因的前3名。
Lily在分享自身經驗後，曾有醫療從業人員在社群留言推測她符合子癲前症的條件，但她表示，過去產檢都很正常，直到最後一次數據才超標，醫師們也未曾給她這種診斷。
對此，新光醫院生殖醫學中心主任、婦產科醫師李毅評表示，子癲前症的判別需要精確的數據，根據有限的資料來看，Lily的年紀還很輕且是經產婦，通常40歲以上才較可能出現子癲前症，她的機率很低；且若數值沒有高到一定程度、沒有持續性，可能只是懷孕後期的生理變化。
但李毅評從臨床經驗指出，台灣雖未開放代理孕母，沒有實際案例，但有不少婦女因無法使用自己的卵子而接受捐贈，也等同是植入外來配子製成的胚胎，「我們幫這樣的產婦接生過無數次，她們也沒有怎麼樣。受贈者會覺得懷的是自己的小孩，遇到各種問題可能會盡量忍耐，代孕媽媽畢竟是懷別人的小孩，心理壓力可能比較大。」
撇開這些數據，也許我們不得不承認，從生理到心理的全面投入，懷孕對女人是極其特殊的生命經驗。她們能感知身體各處的微妙變化、與胎兒之間的互動連結，以生命孕育生命，這樣深刻的關係也讓代理契約延伸出更多倫理思考。
在國健署舉辦的修法公聽會上，Lily也選擇站出來發聲，她認為女性從事代孕的原因眾多，可能是利他或有經濟需要，若從投入的時間成本和對生活造成的不便來看，純粹為了賺錢而替人代孕並不值得。Lily從中體驗助人的快樂，但她強調，如果有人要以此謀生或補貼家用，也是她們的選擇。
受訪時，她以其他工作相比：「不管做什麼工作，你都是在賣肝、賣你的腦袋和時間，我確實是用我的身體，去換取一筆金額，但每個人的intention（動機）和想法不一樣，撇除金額的部分，我也很想要幫助別人有自己的小孩，也是一個理由。如果要把它想得很不好，那去工作不就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嗎？也是為了錢啊。」
需要謊稱孩子是跟委託的男同志伴侶出軌而來，產後忍痛四處奔波以轉移親權；委託夫妻離婚，被凱莉生下的嬰兒沒再與母親見過面；準家長付錢讓生殖診所篩選性別後將胚胎植入，結果不如預期，許願的龍鳳胎成了男雙胞胎，他們開始對孩子不聞不問，甚至不願支付凱莉發生嚴重妊娠症候群所致的醫療費用。
Lily表示，她很同情凱莉遇到的狀況，認為根本原因是凱莉從事代孕的愛荷華州和南達科他州都沒有完整的代孕法律規定，無法保障契約效力。然而，契約是否有極限？代孕契約若被委託者違反，其實承受最大風險仍然是代孕者。在凱莉的故事裡，如果她不按照委託者的心意行事，就拿不到相對應的報酬，為了這筆錢，她別無選擇答應各種要求。相對地，委託者不滿意結果，他們有本錢不照著規定執行，甚至一走了之。
當然，我們不能以此推論所有委託者和代孕者的互動都如此悲慘，也有其他個案跟Lily一樣與準家長相處融洽，共同合作取得好結果，但這倚靠的不只是契約的法律效果，還有幸運和善意。
產後，Lily遠遠見過幾次孩子，多是對方來拿母乳時一同帶著，在車裡睡得香甜，她也不忍擾吵。最後一次見面是Lily離開加州回馬里蘭前夕，一家一起到委託夫妻家中拜訪，Lily的媽媽印象還很深刻，小嬰兒直勾勾地盯著Lily，對她的聲音很有反應，「她（小孩）真的長得很漂亮、很健康，那對夫妻人也很好、很客氣，幫助他們算值得。」
夫妻們對Lily說，等小孩長大以後，會告訴她是如何經由另一個「肚子媽媽」來到世界上。直到現在，每逢重要節日，Lily仍會收到孩子的照片和對方的問候訊息。
我們到Lily台中的老家拜訪時，她元氣滿滿一邊回答問題，一邊哄兩個活蹦亂跳的孩子，那些驚險情節已是過去。看著眼前景象，我忍不住問Lily和她的媽媽：「假如那個時候妳沒有撐下來，那怎麼辦？」
Lily豁達地說，合約裡規範了所有衍生的醫療費用都是委託者支付，「如果我真的不幸，少了輸卵管、子宮或者是卵巢，這些也都有金額，哪個東西你缺少了，就會有一筆金額。」
那如果沒命呢？
「我記得是2千萬元的保險金吧，」Lily回答。
「妳沒跟我說死掉有錢拿，問題是2千萬也不夠養兩個小孩長大啊！」Lily媽媽吐槽。
Lily沒有再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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