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大學的大講堂裡，知名的政治哲學教授麥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講起一個故事。

1986年，一名可愛的小女嬰出生了。瑪麗卻反悔了，她捨不得將這個有血緣連結的生命交出，帶著孩子逃到佛羅里達州，最後仍被警方抓住，孩子的撫養權究竟如何判定，官司就此進入法院審理──這便是美國代孕的指標性個案「Baby M」。

時隔多年，代理孕母依然是辯論比賽的經典題目，但世界的真實情況卻愈加複雜。

為了減少代理孕母對嬰兒的情感依附或道德疑慮，目前大多數開放代孕生殖的國家都只接受借腹型代孕，而非Baby M案中的基因型代孕──換句話說，代理孕母純粹提供子宮，母子不存在基因關聯。隨著全球化席捲，代孕不再限縮一國之內，生殖旅遊（reproductive tourism）風行，有需求的委託者們前往費用更低廉的貧窮國家，桑德爾也表示「懷孕外包」（outsourcing pregnancy）涉及市場與倫理更深層的討論，值得關注。

當求子心切的家長們為圓夢跨越國境，反對代孕的倡議者們也設法串聯。台灣女人連線的辦公室一早就有場視訊會議，鏡頭另一端是遠在法國的瑪麗・約瑟夫・德維爾（Marie-Josèphe Devillers），隔著時差，凌晨天未亮，頂著一頭花白短髮的她仍非常有活力，想了解台灣開放代理孕母的法案進度和社會態度。

德維爾認為代孕是多重暴力的組合，同時展現在醫療、法律和經濟層面。代孕者必須面對比一般孕產婦更高的健康風險，她們所簽下的契約並不平等，是對身體自主權和親權的侵害，且代孕是社經地位高的委託者對弱勢婦女的壓迫和剝削。她更認為在討論代孕時，常常只看見委託者的需求，代孕者的聲音和兒童權益則消失缺席。

「我們想要作為人類（human）來參與這個世界，而不是次等人類（sub-human）。反對代孕跟我參與女同志或其他社會運動是相同初衷，我們不希望社會中一部分的女性被他人利用、當成工具，這是不公平的。在新自由主義的世界一切都可以買賣，你可以買到一個嬰兒、一個女人，所有的東西都在市場上，我們強烈反對這一點，人類不是用來買賣的。」

為了提出更多證據，ICASM透過和各國會員及學者的協力，監測並公開代孕生殖的黑暗面。他們發現在代孕合法的希臘，仍有婦女和嬰兒成為人口販運的受害者；而被稱為「歐洲子宮」的烏克蘭，被送進孤兒院的孩子有一半都是透過代孕生下的，卻被委託者拋棄。場景換到亞洲，學者長期追蹤研究也發現，印度底層婦女並沒有因從事代孕而脫貧。

爭議案件不斷，但德維爾更擔憂跨國統計數據嚴重不足：「我們設法將這些議題放入政治議程，但我們需要數據來說明，例如在法國2023年有大約140起家庭暴力致死案件，在印度每16分鐘就有一個女性被性侵。但是關於代孕，我們沒有數據，沒有人能夠展示代孕的影響。你可以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家暴數據，但你必須要有全球視角才能了解代孕。」

「對於宗教人士來說，他們認為子宮是神聖的，不屬於女性而屬於神，你不能對它做任何事（例如墮胎），它是用來孕育嬰兒的。有些人則認為子宮對女性的生存不是必需品，是一個可以轉讓給任何人的部位，如果不用它是種浪費，所以歡迎代孕，女性的生殖能力可以被出售和出租，」德維爾說，宗教人士和支持完全市場化的新自由主義者，看法在這裡竟諷刺地不謀而合──子宮都與女性分離了。

台灣大學法律學系特聘教授、人權與法理學研究中心主任陳昭如，研究女性主義與法學，並長期關注代理孕母議題，也協助翻譯ICASM提出的國際公約。陳昭如強調，無論是支持或反對代孕，各自都混雜進步和保守的理由，有時就像「與敵人共枕」，而即便是女性主義者也分為不同派別，對代孕有不同態度。

回望人工生殖和代理孕母在台灣輿論中初登板的1990年代，婦女團體間就有截然不同的論述和主張，時任婦女新知基金會祕書長、現任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陳美華就曾以「物化或解放」為題，分析婦運或性別運動內部的路線區別，常被相提並論的是性工作。

也許讀者們會想起，今年在奧斯卡拿下最佳女主角的艾瑪・史東（Emma Stone），在電影《可憐的東西》中曾因身無分文到巴黎妓院工作，她的台詞正巧對這個問題提出一種回答：「我們是自己的生產工具。（We are our own means of production.）」

「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期待當事人獲得充分資訊、做出自主選擇，但陳昭如認為這在實務上不可行，「有人覺得挑生過小孩的（來做代孕），比較能了解懷孕是什麼狀況，而且也想清楚小孩子是要交出去的。但是換個情境我們也可以質疑，一個人就算有很多性經驗，難道就能預判這次跟這個人發生的關係，都不想要改變嗎？每次懷孕都是不同狀況，跟胚胎的關係也可能不同，不會每次都一樣。」

她更進一步強調「同意」不是正當化（justify）一切的理由，「我們可以自願為奴嗎？很抱歉，就是不能自願當別人的奴隸，我們不允許一個人讓自己成為『非人』。」且在真實世界，每個人握有不一樣的資本和籌碼，同意經常是在不平等的狀況下給出。

除了道德疑慮，陳昭如更指出合法化無法徹底解決黑市問題。以性工作來說，如果我們希望保障合法工作者的權益，要求消費者必須做健康檢查、強制戴保險套，「但一個愈保障賣方的性，人家愈不想買，他的需求不是你合法管制下能給的供給，就是要透過不合法的買賣才能夠得到，黑市還是存在。」

代孕契約也有這種根本的弔詭──「對委託人來說，這就像我要去訂製一個東西，我竟然對那個東西沒有決定權。你對孕母的最佳化保障，必然違反這個契約原本的目的，所以大家為什麼要去遵守這個契約？」陳昭如坦言，一旦契約被毀棄，最無法承擔後果的仍是代孕者。

與此同時，為了避免落入剝削女性、販賣嬰兒的常見指控，許多國家將代孕區分為「利他」和「商業」代孕，陳昭如則質疑這條線難以劃分，「利他」更接近一種包裝論述。她表示，利他與否是「動機問題」，利他行為不代表不能獲利，並不因只是補償工作損失、還是送一棟房子改變其本質；且支持者若認為生育要被當成有價勞動看待，為什麼不能有償？

德維爾更同意「利他」只是一種修辭，今天利他代孕在有些地方也被稱為倫理型（ethical）、團結型（solidarity）或人道型（humanitarian）代孕，代孕者拿比較少的錢，承擔的風險卻完全沒有改變；相對地，仲介機構、律師、生殖診所卻不會被要求「利他」，德維爾認為這展現了產業背後的利益邏輯，對代孕者完全不公平。

吳嘉苓觀察台灣在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的情況下，政府將少子化視為「國安危機」，人工生殖成了某種程度被寄望的「解方」；加上同性婚姻通過，在修法議程上也傾向將同志族群納入，「可是卻缺少很多細節，變成只是在討論（適用）資格而已。如果真的要順利運行，很多流程要很仔細，但現在都不可思議的沒有討論。」

舉例來說，現在草案裡從評估方法、代孕契約、專業諮詢、費用、服務機構等細節，完全都是「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究竟要如何執行並不清楚。

身為台灣生育改革行動聯盟（簡稱生動盟）的常務理事，吳嘉苓批評台灣當前的孕產制度「設計不良」，比如大量使用侵入性篩檢、高剖腹產率、高會陰切開率，從產前教育到產後照顧皆不足，這些問題也都可能出現在代孕生殖上。在英國有生產計畫書，若是代孕生殖，代孕者跟委託者必須共同商量內容，以提升孕產照護品質，但根據生動盟調查發現，台灣只有28%產婦有擬定生產計畫書。

「不管怎樣，要把孕產過程的保障設計得非常仔細，因為它的確是有風險的，不是說別人生有風險，自己生就沒風險，都是有風險！」吳嘉苓提醒，從打造友善環境和增進孕產婦權益出發，這次修法也將是通盤檢討的機會。

曾擔任衛福部人工生殖技術諮詢委員會委員，陽明交通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副教授雷文玫長期參與法案討論，她觀察修法進度之所以能大幅推進，除了國內呼聲，也受到近年國際趨勢影響：美國紐約州在2021年終於立法開放代孕；英國也鬆綁「出生後收養」的作法，在利他代孕框架下，只要經過民間非營利代孕組織的把關和審核，就能鬆綁加速親權認定。

但她強調，紐約和英國都有「雙軌制度」，一旦代孕過程有任何地方違法、不遵守契約、侵害代孕者權益，甚或是任何一方想反悔，親權仍要上法院判決。反觀台灣的設計，代孕子女在出生時直接視為委託者的婚生子女，這也是她對目前草案最擔憂之處。

「英國從1985年走到2024年將近40年，NGO很有經驗，政府就讓他們把關、開放鬆綁。紐約州雖然是現在才開放，可是附近很多州都開放了，要找到有經驗的律師也不難。但我們是主管機關沒經驗、NGO也還沒成立，代孕者跟委託者各自會是什麼樣貌都不清楚，就要採取全球最friendly的（規定），也沒有去想像說，不符合的話有另外一個軌可以換軌。」

畢竟代孕者是以一己之力承擔胎兒的生命，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更脆弱，平常吃什麼、做什麼，在懷孕期間都有另一層擔心──是否需要向委託者報備，孩子出生後不如預期，委託者能否要求賠償？雷文玫坦言，以上種種都增添關係的複雜度，社會大眾卻低估代理懷孕可能加諸的道德壓力。

她感嘆，難的不是技術而是社會關係，涉及代孕者、委託者、未來子女三方的權益，相較於捐卵、凍卵，長達10個月的孕產過程如何保障人性尊嚴，不讓代孕者成為「孵卵器」，並不簡單，「這是國健署或是衛福部從來沒有處理過的，他們擅長處理的是醫療機構、醫療技術。」雷文玫直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