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關）問小孩是誰的？媽媽是誰啊？」R太太（化名）回想，先生和寶寶被異鄉海關攔下的那天，她就像電影《不能沒有你》中的主角李武雄，內心盡是與法制交手的無奈、親子恐被迫分離的焦慮，以及，在孩子非法代孕出生的情況下，她無法回應自己是媽媽的心痛。

《報導者》近半年採訪發現，前往代孕非法國家的準家長從未間斷，可一旦踩入灰色地帶，下一個問題是如何讓寶寶安全、合法地返台。R夫妻就收過其他求救訊息──也是到非法國家代孕的家庭，在仲介遊說下竄改代孕寶寶身分文件，雖然出入海關順利，但文件瑕疵導致寶寶無法定居台灣；其中一對夫妻求助台南立委，只能一再申請延長寶寶的居留期限，避免孩子遭遣返回出生國。

而這一切，都是從仲介的「掛保證」開始的。

幾年前，R夫妻出世不久的孩子發生三度腦室出血，面臨未知後遺症，兩人決定不再搶救，「我就答應他（孩子），一定會再把他生回來。」然而，惦記著對已逝孩子承諾的R太太，卻被醫師判斷為高危險妊娠族群，在台灣代孕尚未合法化之際，夫妻將希望轉向海外代孕。 「本來想去烏克蘭，但沒有亞裔卵子，她（仲介）說，不然你們要不要考慮東南亞國家？」R夫妻透過幾個關鍵字搜尋，找上白菜寶寶協會，理事長吳素慧對他們如此提議，「我們問，那有合法嗎？她說沒有合法，但很快會修法，就會合法了。」

自身代孕經驗不僅成了吳素慧最強大的保證，她掛在自宅客廳的那張「政府認證」──白菜寶寶協會於2021年取得的內政部社會團體立案證書──更是R夫妻等委託者信任吳素慧的關鍵。

就這樣，R夫妻透過白菜寶寶協會，開啟了海外借卵代孕之旅。當時的他們還沒意識到，寶寶如何從代孕國出境，將成為最大考驗。

代孕寶寶的出生證明和DNA鑑定乍看之下，就像是R先生與外籍女子產下的非婚生子女。但因該國地下代孕興盛，這樣的「非婚生子女」數量不少，甚至在R夫妻入境前，警察才在當地飯店查獲非法委託代孕的外國人。「其實他們（代孕非法國）在抓，海關的立場就是，我一眼就看得出你是代孕，雖然沒有證據，但我的職責就是不讓你走，」R太太說。

帶孩子離境時，R一家果真被海關攔下，吳素慧及吳合作的當地仲介則建議「賄賂海關」，吳同步要求R夫妻簽切結書，聲明孩子滯留海外與協會無關。「（吳）拿到自己的利潤之後，不會去幫她的個案回家，但這不是她們身為仲介應該做的事？」R先生回想，其實吳的異樣早有端倪，接受委託前聲稱自己對流程很熟，問起寶寶返台文件要怎麼填寫，吳卻要他去問別人。

進退兩難的R夫妻，耗時兩個多月才終於從另一個機場將寶寶帶回台灣。兩人當時也做了最壞打算──如果無法返台，只好把孩子留在當地，等長大點再試著出境，「但這樣的話，孩子根本就認不得我們了。」

《報導者》採訪多位海外代孕委託者後發現，白菜寶寶協會的爭議不少，除了被指控轉介民眾到非法國家代孕，導致寶寶差點進不了台灣，或回台後無法入戶籍；不少委託者更在有求於吳「好好辦理代孕流程」的壓力下，借貸給吳數萬到百萬不等，許多款項至今尚未歸還。

「那是我個人（的借貸），不是協會的名義，」吳素慧回應，因為跟委託者彼此信任，才以「朋友」名義借款，且都有簽借據，並會加上利息歸還。吳素慧更喊：「不順利的（委託者）都會講，成功的都不會講。」

吳素慧強調自己只是分享經驗，但她也說，若有準家長確定做海外代孕，她會推薦委託者至合法國家，牽線讓委託者跟當地診所、仲介簽約，代孕款項不經她手，直接進到醫院或仲介戶頭，「我沒有（跟委託者）簽約啊，有任何人出示我跟他的合約嗎？我只說你（委託者）小孩的護照，到時候我會協助。」由於寶寶回台需辦理多項文件認證、驗證，吳表示自己僅在委託者提出需求時幫忙代辦，「我收錢是他們（準家長）委託我辦文件，我在莫斯科、波蘭都有代辦人，我要付錢給他們，我郵寄也要錢。」

曾與吳素慧打過交道的準家長Alex（化名）觀察，吳素慧在泰國主要與一名中國仲介Scarlet合作，還有一名華僑協助對接。由於吳素慧在2021年曾因仲介烏克蘭代孕，被法院依違反《人工生殖法》判處有期徒刑3月定讞，Alex與一名曾加入群組的民眾指出，吳現在用詞特別小心，會以「分享會」、「代辦／諮詢費」迴避法規，萬一準家長在國外出事，就以「自己只是提供諮詢」規避責任。若有準家長在群組提出對吳素慧的質疑，則會馬上被吳踢出群組，變成群組永遠只有講她好話的訊息。近年，仍不乏準家長指責她大幅墊高代辦費或向合作仲介收取回扣。

《報導者》接觸到的海外代孕受害者，其實不少是具備一定社會經驗與財力基礎的人士。他們為何願意將求子大事交託給素昧平生的仲介？前往代孕灰色地帶國家、發覺有異時為何未及早抽身？

「我當初也是這樣，會認為『我付了這麼多錢，你（仲介）就會想辦法』，」Alex曾在與不同仲介交手過程吃過幾次虧，他表示，在距離、語言與各國複雜的法規隔閡下，若仲介用熟悉的中文講出看似可行的流程，已是接近準家長的第一步。最關鍵且具說服力的第二步，是拿出「成功案例」。

「（問題仲介）他們的手法有點像詐騙集團，讓一、兩個人先成功，其他人看到他們抱回孩子，就覺得這國家可行。等付了錢，仲介再跟你說『不好意思這國家現在抓得很嚴』，要嘛繼續等，要嘛轉到別的國家做，這時你的錢已經被扣住了，」Alex說，「你會覺得怪、你會懷疑，卻又開始自我安慰，覺得應該不會被騙，就像詐團受害者最初也認為自己不會被騙一樣。」

對於欠缺可靠諮詢管道的準家長而言，網路上星羅棋布的仲介，成為隱密與即時性兼具的諮詢對象。仲介普遍態度親切，不分日夜在線回覆準家長的焦慮，亦有人強調自己也曾透過同一間機構成功代孕，能深切同理諮詢者的心情。久而久之，準家長無法向他人開口的問題，唯有對這位素未謀面的陌生人傾訴。居心不良的業者，此時悄悄張開心理陷阱。

在同家會的協助經驗中，極棘手的情況是在外國非法代孕，孩子生了卻帶不回來。黎璿萍表示，代孕牽涉到非常多親權轉移的法規，台籍家長帶著當地婦女生下的孩子出國，在沒有合法親權判決的前提下，極易被認作人口販運，海關要攔合情合理。有仲介表示會讓代母簽署放棄親權文件，但親子關係豈能用一張紙輕易解除？且就算這做法在其他國家行得通，在台灣不見得適用。「萬一失敗，仲介能幫你什麼？可是許多家長會心存僥倖，或聽曾鋌而走險的網紅分享，就覺得明明他可以，為什麼我不行？」

律師許秀雯就曾聽聞一個四處求助的案例。準家長赴海外代孕，礙於經濟壓力選擇非法管道，將代孕過程的各階段分散到不同國家進行，導致文件不實及缺漏，孩子好幾歲了還無法回台。許秀雯表示，很多個案是出了事才來到律師辦公室，「但如果有先開口問我的，我都一定會建議，要代孕就去合法的地方，如果有風險，或可能會傷害別人的事，我就會跟你說不要這樣做。」

雖多數代孕需求已轉往國外，但國人的求子路上，一直能見到本土代理孕母的身影。

民眾黨立委陳昭姿28年前開始推動代理孕母解禁，收到眾多想徵求或想成為代理孕母的信件。她將信件分類，發現各有200多封，「願意幫忙的人，跟需求者的人數是對等的。」自願代孕者樣貌多元，有希望在助人之餘增加收入的上班族母親，也有醫事檢驗背景的家管媽媽。陳昭姿那時會給需求者、自願者對方的聯絡方式，祝福她們有好的開始。

如今社群媒體成了撮合供需的平台，曾有網友開出120萬元徵求代理孕母，有些備孕、試管嬰兒社團裡的民眾，則會接到陌生加友與訊息：

「你好，有不孕的困擾嗎？我想當代理孕母，幫忙不孕夫妻的求子夢，可私訊找我詳談。」

《報導者》循線接觸兩名有意替人代孕的台灣媽媽，皆年約30歲，一人自稱已成功代孕一次，另一人表示正同時與3組準家長接洽。她們皆清楚無法在台灣植入胚胎，提議可到美國、或代孕仍屬非法的中國植入，再回台生產，期待的酬勞為新台幣150萬～200萬元不等，但在記者表明身分後皆未同意受訪。

自願代孕者還有其他主動應徵的管道。打開幾個簡體中文的代孕生殖網站，網頁寫著斗大的「代孕媽媽召集令」，透過電話或填線上表單就能完成報名，進入中國業者的資料庫。

也有自願者找上仲介毛遂自薦。「有3、4位台灣媽媽主動找過我，都是北部婦女，」在美國第三方輔助生殖公司任職的台灣人Hanna（化名）說，她接觸過的自願者，通常是有一定學歷與知識的女性，只是因為家有幼兒，暫時不適合朝九晚五的工作，才想代孕賺奶粉錢，希望至少實拿150萬元。

但Hanna清楚對台籍代母的需求不曾斷絕。有對和孩子一起諮詢的台灣老父母，才剛向她探詢找台灣人代孕的可能，這是因為想在代母孕期就近「照顧」。從同業口中，她知道台灣人會透過中國生殖中心、仲介找台灣代母，甚至有原本要捐卵的台灣女性接受條件改做代孕。

「沒有合法管道，這些（想找台灣代母的）人就會找非法管道，」Hanna說。

正在學走路的樂樂（化名）在客廳裡跌跌撞撞，全家的目光都繞著這孩子轉。樂樂藉一名台籍代理孕母誕生在男同志情侶Alan與Grey（皆化名）的家，喜悅的不只是兩個爸爸，還有Alan的父母。

Alan求學時期就對家人出櫃，爸媽要Alan試著跟女性交往，但性向不能勉強，許多年後，Alan帶著Grey回家，兩老不再反對，卻浮現兩個擔憂：「一是傳宗接代壓力，二是怕（兒子）他們老了，一個先走，另一個會孤單。」Alan爸爸說：「結果Alan告訴我們沒關係，就生一個，我們（聽完方法）馬上答應。」

生孩子原本就在Alan與Grey的成家規畫中，他們參加數場海外代孕講座，發現經濟能力無法負擔合法的美、加代孕，去非法國家又怕帶不回孩子。直到在網路上找到一位中國仲介，對方剛好認識一位台灣代母小蔚（化名），他們想，若能在台灣生產，就不會有小孩回不了台灣的問題。

確認僱請小蔚代孕前，雙方只碰過那次面。Alan後來跟小蔚深談，才知道她有債務。

小蔚流產後，Alan對阿媽說起此事。「阿媽說她村子裡有個人或許願意幫忙（代孕），她去幫我們談。」

阿媽為兩人介紹同村的女性小鈴（化名），由於小鈴不想提起過去，兩人對她的背景了解有限，只知道她30歲、有生育經驗。那時因COVID-19疫情無法出國，兩人先幫沒有穩定工作的小鈴租房子，隔年疫情趨緩，Alan與小鈴循相同路徑飛到泰國植入胚胎，返台待產。

「到小鈴懷孕中期，和她相處久了，覺得有些地方不太對勁，」Alan感覺小鈴的社交與認知能力顯得薄弱，孕期間持續在菸味瀰漫的麻將場出沒，多次不按照醫囑服藥，且難以溝通。他們原先按月支付小鈴餐費，後來擔心她把錢花在不該花的地方，改成直接幫她備餐。

當樂樂出生，從醫院社工口中，他們發現這已是小鈴第五次生產。在前幾段不知是戀情或其他原因的孕產歷程，最終都是小鈴離開與男方的同居處，男方留下小孩，或小鈴出養孩子，以政府的生育給付與生育獎勵金生活，然後再次懷孕。

Alan想起一件事。小鈴一開始就知道他是男同志，卻在懷孕期間到處跟村民說她是Alan家的媳婦。這是小鈴混淆了自己的角色，或她其實想在一段段懷孕生子的關係中找到她的「家人」？或她從一開始就沒有選擇其他生活方式的能力？

這樁交易是否對等也有待商榷──小蔚與小鈴確實答應委託方提出的金額與條件，但她們的心智狀態適合代孕嗎？同意前，是否全然理解代孕是怎麼回事？

Alan與Grey坦言，他們不是要惡意占人便宜，但他們接觸到的代理孕母，經濟與認知能力確實相對弱勢。在即便法規未解禁、有意為之的人仍會透過管道找台灣代母的情況下，Grey支持將代孕入法，尤其是自願者的生理、心理、智能與經濟狀況要審慎評估跟照顧。

最為隱蔽、卻也同樣不曾消失的，是協助國人施行代孕手術的醫療院所。

據現行法規，若代孕手術發生在海外，頂多負責招攬的台籍仲介被依違反《人工生殖法》懲處。若手術發生在台灣，委託者、代孕者、仲介與醫師都有法律責任，其中以施術醫療機構的罰則最重，醫師甚至可能被吊銷執照。但在記者為期半年的採訪期間，無論是台灣、中國、烏克蘭代孕仲介、台灣生殖診所與準家長，都對我們證實台灣依舊有極少數診所願進行代孕手術，除非經熟人介紹，或先與中間人洽談確認身分，否則無法輕易接觸。

先天無子宮的民眾黨立委陳昭姿，收養兒子前也曾私下找過兩次代孕。當年她出面呼籲解禁代理孕母，眾多需求者請她幫忙介紹能做代孕手術的醫師，「我一律說我幫不了忙，你（委託者）要如何讓醫師相信你跟代理孕母都不會惹出麻煩？你趁沒有其他病人在場時自己去求，醫師信任你，就可以做。」

現在還有這樣的醫師嗎？陳昭姿毫不遲疑地說：「還是有，但要彼此信任。誰說不孕的不會輪到醫生？其實如果是同行（找代孕），大家會比較幫忙，因為信任你嘛。」

中南部一名不願具名的診所醫師，5、6年前就碰過在大醫院服務的同業，替親友向他詢問私下代孕的可能，「在大醫院是領薪水，為什麼要扛這個風險？所以大醫院是不可能有醫生願意做的。會做這個都是比較小的診所，都是大家Under Table（祕密地）講好。」也曾有患者跨縣市來到他的診間，「他（患者）就吞吞吐吐啊，說醫師能不能幫我？他們自己都找好（代理孕母）了。」

這名診所醫師推估，目前全台應該僅有零星幾間診所，還會私下進行代孕手術，「聽到風聲啦，不會很多，90%不願意做。簡單來說就是吃力不討好，賺一點點錢，但是要冒很大的風險。」

審理時，蔡姓夫妻強調自己不曾要求醫師植入這麼多胚胎，傅也否認違規，但法官認為唯有醫師能決定如何手術，認定傅有賠償責任，蔡姓夫妻免賠。台中市衛生局召開醫審會，傅保住醫師執照，其他裁處細節，衛生局表示已難以查詢當時的紙本公文。

記者致電傅嘉興，他說自己已70、80歲，想不起此案細節，僅透露當年這類私下的代孕請託「是非常多的」。在這通簡短的電話中，他最後深嘆一口氣：「（這類案件）醫生常是受害者，好的時候是（當事人）他們好，不好的時候是醫師不好。」

蔡姓夫妻與劉姓代母仍有案外案，據判決書，當時蔡、劉雙方約定以孕期每月2萬元報酬代孕，植入胚胎後，劉女極度不適，雙方改以口頭約定將報酬提高到120萬元，前期60萬懷孕第5個月前付清，後期60萬在產後支付。劉女懷胎3個月流產時僅拿到25萬元，因此對蔡太太提起民事訴訟，要求支付剩餘的前期代孕金額35萬元。

劉女的告訴代理人、律師邢建緯表示，《人工生殖法》未明確規範代理孕母，是立法機關的懈怠，可是沒規範不等於禁止。並主張：

「禁止（代孕）並不等於不會發生，尤其本質並非唯惡之行為，禁止情況下，只會讓當事人在更沒有保障的情況下祕密進行，對於所有當事人更為不利⋯⋯國家基於對人民基本權之保護義務，應積極立法確認各項相關之法律關係，以減輕可能發生之爭議，而非以駝鳥心態視而不見。」

時任新竹簡易庭法官陳順珍認為，代孕契約的產生，是基於順應生兒育女的基本欲求與需要，代理孕母是以此為動機而尋求醫學協助的產物，固然無可厚非，《人工生殖法》也確實未明文禁止代理孕母；但藉助人工生殖技術將生命誕生商品化、價格化並進行交易，的確悖於倫理道德。因此以違背公序良俗認定契約無效。劉女無法獲得她主張的剩餘報酬，也未再上訴。

這份判決，彷彿台灣數十年來關於代理孕母應否合法的論證縮影。在法律的模糊空隙，或許仍有大同小異的情節繼續發生，只是更替著人名與地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