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強人普丁（Vladimir Putin）於2000年上台以前，俄羅斯在共產體制瓦解的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初期，曾經有一段混亂而不確定卻也自由多元的年代。在俄侵烏戰爭陷入泥沼、全球民粹政治和專制主義死灰復燃的當前局勢中，即便時代已永不復返，但曾是俄國歷史最悠久、組織工作最龐大、也是最被社會公平肯定的轉型正義與人權組織「紀念」（Memorial）卻是孕育自那個俄羅斯史上短暫的改革開放時期（俄語Perestroika，字面意義為「重建」）。

但從1990年代開始，「紀念」的組織工作已不僅限於轉型正義，還更擴大參與了對俄國人權運動以及公民社會的串連支持。例如在車臣戰爭期間，「紀念」也投入前線蒐集戰爭罪事證，儘管成員因此被暗殺，他們仍積極串聯國際，支援前蘇聯各成員國裡的政治犯、良心犯、難民與NGO。

但普丁掌權之後，俄國公民社會的政治參與空間不斷遭受打壓並快速萎縮，而極有公信力且備受國民尊敬的「紀念」更是成為俄國政府眼中釘，受到司法追殺。在缺乏證據且明顯被誣陷的狀態下，「紀念」多次被指控為資助極端主義的恐怖組織，以及被控違反《外國代理人法》收受境外捐款，2021年底因而獲罪、被迫關閉。在俄國入侵烏克蘭後，「紀念」組織的成員也同許多反戰公民團體一樣遭政府監控、陸續被捕並被判極長刑期。

即便如此，其影響力至今不減。2022年10月7日，「紀念」與其他兩個得主（被白羅斯非法囚禁的的民主鬥士畢亞利亞茨基［Ales Bialiatski］，以及仍留在故鄉戰場前線記錄蒐證俄軍戰爭罪暴行的烏克蘭人權團體公民自由中心［The Center for Civil Liberties］）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串聯更多海外俄國人與歐洲知識分子，繼續在國際上發聲。

報導者（以下簡稱報）：請簡要為我們介紹一下「紀念」在被普丁政府解散之前，一路走來的發展歷程？

沃斯（以下簡稱沃）：「紀念」在2021年12月被解散，當然和兩個月後爆發的俄侵烏戰爭息息相關，清楚顯示出當權者想要封鎖任何另類的活動管道。「紀念」成立於1987年到1988年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時代，多年來是（俄羅斯）自由的聲音之一；1980年代末期與1990年代初期曾有一段美好的時光，「紀念」在1990年代初期參與過立法的工作，特別是1991年為大規模鎮壓的受難者推動非常重要的恢復權利法案，另外還有為受難者取得個人檔案的法案。

由於這些法律，至少讓受難者的親屬得以取得法外程序（extrajudicial procedures）的資料，最終知道他們的家人發生了什麼事。至今這些法律仍然有效，是那個時代留存至今的一大益處。

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從2010年起，「紀念」愈來愈常成為當局查辦的對象。2012年著名的《外國代理人法》後，「紀念」被貼上「外國代理人」的標籤，許多參與成員被捕、被宣判很長的刑期，例如2016年尤里・德米特里耶夫（Yuri Dmitriev）被捕，2021年宣判到西伯利亞地區的罪犯流放地（penal colony）服刑15年；還有其他的「紀念」成員被起訴及判刑，面臨長時間監禁。所以當局在2021年12月21日封禁「紀念」並不令人意外，這是早從2010年就開始漫長過程的最後一步，因為一開始（「紀念」）就反對入侵克里米亞與頓巴斯戰爭。

被俄羅斯當局強制解散的，主要是「紀念」底下兩個獨立運作的法人：一是由奧列格・奧爾洛夫（Oleg Orlov）帶領的「紀念人權中心」（Memorial Human Rights Centre），以及探索歷史記憶的「紀念國際」（Memorial International），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地區性部門並沒有被官方封禁，所以原則上各地方的分支仍能繼續用各種奇怪方式公開或在地下運作，這全要看各地情勢決定。有的地方的活動分子被迫害，另一些地方則較寬鬆。最重要的地方分支在聖彼得堡，至今仍在運作。

許多人在2022年後流亡海外，前往德國、波蘭、波羅的海國家等地，2022年夏天在布拉格舉行策略會議，2023年在日內瓦正式成立國際紀念協會，在全世界各地有17個分支，每年召開一次大會。

報：「紀念」主要部門被強制解散後，要如何繼續你們的工作？

波利瓦諾娃（以下簡稱波）：「紀念國際」是一個網絡，所以雖然主要部門被肅清，但在不同城市的組織成員仍然能繼續活動，雖然相較1990年代工作的可能性受限許多，但是很重要的是，從歷史研究到與民眾互動等工作仍然依循「紀念」的主要方向持續進展，邀請人們發掘家族歷史，而人們也會前來求助，想要尋找曾祖父那一輩被送到古拉格或是流放的訊息。

一些部門都以不同的方式延續著，包括人權支持的工作或為拘捕與監禁的人提供法律上的協助。對於已淪為體制下的受害者，人權律師沒有辦法幫他們重回自由，但仍然可以到獄中探望、交流，讓親屬知道他的狀況，而當健康出狀況時，也可以為受刑人的爭取應有的健康權益。

報：今年國際上最重大的俄羅斯新聞，是反對派領袖納瓦尼（Alexei Navalny）於2月死於西伯利亞的勞改營，像這樣針對異議者的監禁與流放，仍普遍存在當前的俄羅斯嗎？

沃：現今的罪犯流放地仍然存在，但是當然不像史達林時代那樣的規模。1950年代初期是史達林時代鎮壓的高峰，總計有250萬名囚犯，其中20%是政治犯。他們不全是罪犯，許多普通人只因飢餓難耐在麵包店偷了塊麵包，就被判7到10年監禁。

有上百個類似集中營的地方，即便是政治壓制較寬鬆的布里茲涅夫（Brezhnev）時期，仍至少有80萬人被關押在蘇聯的流放地，當然強迫勞動的情形沒有那麼嚴重，但是監禁的比例仍然相當高。

政治犯則（相較史達林時代）明顯減少，一般認為1970年代有從數百到上千人，因為《刑法》第70條和第190條「反蘇維埃」的罪名而入獄，整體的鎮壓規模每年從數百到最多兩、三千人。（俄羅斯歷史中）少數沒有政治犯的時代，是1987年蘇聯經濟改革的時期與90年代初期。

根據我們的的友好組織OVD Info最新統計，2023年有1,400名政治犯，但約有2萬人則是因遊行示威被短暫拘捕，他們通常在被羈押幾天後會處以罰鍰；但如果又再被捕，則會面臨更嚴厲的罪名。

報：俄國入侵烏克蘭以來，我們可以看到俄國官方展現出一種保家衛國、對抗西方的姿態，請談談其背後的歷史敘事是如何發展起來的？

沃：從2000年普丁成為總統開始，這個政權就一步步建構出新的歷史敘事。主要概念融合了俄羅斯輝煌的歷史以及「去共化」蘇維埃時期的奇怪綜合體，在此強大的國家、永恆的俄羅斯裡面，史達林被賦予至高的榮耀，而非（建立蘇聯的）列寧，1917年的共產革命不再被國家紀念，因為革命後的混亂與內戰被視為有損俄羅斯的偉大，所以只有史達林被頌讚為恢復蘇聯強權的偉人。

奠定此一新的國族論述的基石，是「偉大的衛國戰爭」（二戰中的德蘇戰爭），二戰的勝利在俄羅斯與蘇聯歷史中被神格化。此一新的論述明顯反映在中學教科書的改變──1990年代版本的教科書中，有20到30頁篇幅記載蘇聯歷史的陰暗面：古拉格、大饑荒、流放、大清洗等等，所有這些都在新版教科書中都消失了。

1990年代的教科書有多個版本，從2023年開始只有一種版本，由普丁之前的文化部長梅丁斯基（Vladimir Medinsky）主編，他同時也是惡名昭彰的俄羅斯軍事史學會主席，這個官方組織試圖重新改寫歷史的視角。

新的教科書是對於俄羅斯／蘇維埃歷史榮光的歌頌，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最後一章，章名為「特別軍事行動」：以英雄主義的方式敘述在特別軍事行動中為祖國獻身的軍人，猶如重現過往（二戰衛國戰爭）對抗納粹德國，現在對抗的是烏克蘭的法西斯、新納粹份子。

在教科書的最後兩頁，放滿了30名年輕軍人英雄般的照片，像是對17、18歲的青少年的召喚，跟隨著為國奉獻的英雄腳步，抵抗受西方集體撐腰的法西斯們。教科書傳達出非常明確「反西方」的論述，包括聲稱烏克蘭親俄派前總統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之所以在2014年3月下台，都是在西方集體與北約鼓動的政變下，被基輔軍政府推翻等等。

報：「紀念」近期具代表性的計畫是什麼？

波：我想特別提及「返還姓名」（Returning the names）這個17年前開啟的計畫。每年的10月29號莫斯科人會來到共產蘇聯時代政治迫害的象徵──特務機關（KGB及其前身NKVD）所在地盧比揚卡大樓前廣場，朗讀他們被處決家人的姓名，這個活動的重要性在於是在開放的空間、人人可見，並且是對著麥克風大聲說出受難者的名字。但自從與烏克蘭爆發全面戰爭後，這樣的公共集會不再可能。

每年10月29日舉行的「返還姓名」活動，逐漸在俄羅斯以外的國家推廣。圖為2024年在捷克布拉格進行的「返還姓名」，紀念在蘇聯統治下的政治受難者。（圖片來源／Gulag.cz）

面對這樣的局勢，活動的形式也從以莫斯科為中心，變得更為國際化，如今在全世界130個城市舉行，其中有36個俄羅斯的城市。雖然現在的活動沒有麥克風、也不在盧比揚卡廣場，而是在更多隱祕的地點（俄國境內）與公共空間（歐洲城市）。為了避免引來警察的關切，不可能完全公開宣布活動的地點與確切日期，所以必須用其他管道傳布訊息。

對於當前分裂的俄羅斯社會──大部分人仍留在俄國境內，另一些人則移民到歐洲或南高加索國家（喬治亞、亞美尼亞）──我認為這個活動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在歐洲的俄國人有言論自由、可以寫下所有想法，但是他們沒有辦法觸及俄羅斯政府；留在俄國境內的人，則面臨言論或書寫的危險後果，但有能明確的抗爭方向，這兩群人缺少一個共通性的活動連結在一起，因此藉此（「返還姓名」計畫）讓所有人加入，十分重要。那一天會有12小時不間斷的線上串流，讓俄國境內與歐洲其他地方的活動都能同步進行；在俄羅斯境內有些隱密地點，記錄影像時要將臉模糊化處理，或是只拍攝頭與聲音，臉不入境，仍能在線上直播。

報：在當前的環境下，「紀念」的成員是否需要與政治保持距離？

沃：任何事都與政治有關，我們的奮鬥也是政治的，但並非是那種「我想要當俄羅斯總統或總理」的政治意義。1990年代的俄羅斯走在充滿機會與變化的道路中，作為一個國家，俄羅斯要怎麼選擇尚未明朗；現在我們看到，俄國一步步重新回到極權體制，而非選擇民主發展的道路。

我想這一部分跟傳統有關。在俄羅斯，我們從未經驗真正的自由，為自由奮鬥的僅有少數人，唯一嘗試建立民主政治的沙卡洛夫（Andrei Sakharov）──「紀念」最早即是由他創立──在1989年當選為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成員後，就於同年逝世。

我個人認為人權議題不僅是道德問題，它也非常關乎現實，我們必須努力參與政治性的生活，同時要確保政客與政府當局有監督者的角色──無論是社運人士或非政府組織，因為即使最好的政府都不可能完美。

報：最後想請問，你認為了解歷史對於現在的意義何在？

沃：對於每個極權體制，控制歷史的詮釋都至關重要，所以歷史的詮釋權總是成為極權政府與公民社會的戰場。「紀念」將認識與紀念過往數十年當權者的大小規模不等的鎮壓與迫害──橫跨列寧（Vladimir Lenin）到布里茲涅夫時代──視為核心的工作。公民社會的教育應該了解這個國家的歷史，這是「紀念」一直以來的目標：不要遺忘，而必須記得國家的歷史。

即使在俄羅斯最民主化的1990年代初期，國家也未曾從政策的角度反思蘇維埃歷史，從來沒有關於地點、流放、勞改、處決的紀念活動。只有「紀念」的活動分子，在屠殺發生的各個地點立起小而樸素的紀念碑，他們也去尋找與發掘出大規模迫害的紀念地點──其中最著名的是「紀念」卡雷利亞（Karelia）分會主席德米特里耶夫，與聖彼得堡「找回名字中心（Center for Recovered Names）」主任安納托利・拉祖莫夫（Anatoli Razumov）發現的史達林大清洗時期數千人被槍決的地點桑達莫赫（Sandarmokh）。

才幾週之前，唯一一個古拉格博物館因安全因素被宣布暫時關閉，我們不知道它是否會被永久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