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蓮娜將『化身採訪』做到徹底，沒有一板一眼的新聞體書寫，有些時候她彷彿只剩下一雙眼睛，像水珠匯入大海融化於無形，是絕好的民族誌書寫，也是非虛構寫作的極品。」

伊蓮娜．科斯秋琴科（Elena Kostyuchenko，以下簡稱伊蓮娜）的《我深愛的國家》（The Country I Love）有個不合時宜的書名。在個人主義、去中心、原子化盛行的當代，這樣訴諸家國之愛的「復古」書名彷彿來自上世紀，不易從茫茫書海裡跳出來。特別是伊蓮娜所深愛的國家是俄羅斯──2022年春天由俄羅斯發動侵略的俄烏戰爭即將滿兩週年，烏克蘭人備受同情，近兩年俄羅斯及其附庸國白俄羅斯人民則被貼上侵略者的標籤，並不好過。運動員頻繁被禁賽，在體育競技場，網球比賽結束後，照例雙方要握手致意，烏克蘭選手贏了卻眼中含恨，拒絕上前和白俄羅斯選手握手：球場上的輸贏已塵埃落定，戰場上的煙硝還在繼續。侵略國的國民必須要背負原罪嗎？2018年伊蓮娜到紐約市立大學新聞學院修課，教授國際新聞的艾莉亞是敘利亞人，伊蓮娜受益良多，對老師充滿景仰。學期結束，她上前提出邀約，希望老師有機會能造訪莫斯科：

「艾莉亞的臉變得好蒼白，彷彿有人切換了房裡的光線。她俯身靠近我，悄悄聲地說：我永遠不會去莫斯科，你們的軍人正在屠殺我愛的人。」

與其問俄羅斯這個國家值不值得愛，不如這麼問：伊蓮娜有「資格」愛國嗎？2015年政府打算用叛國罪起訴她，伊蓮娜不得不到國外去避風頭。叛國的緣由來自於她2014年頓巴斯戰爭的報導，收錄書中的〈你丈夫自願上火線〉，伊蓮娜採訪俄羅斯「志願兵」的妻子，從網路上流傳的「俄羅斯人渣屍體照片」認出杳無音訊的丈夫。這是一場被塑造為烏克蘭「內戰」的戰爭，俄羅斯當局極力掩蓋曾派兵至烏東。戰亡的屍體由卡車偷偷運回俄羅斯，無法驗屍或領回，也沒有一間殯儀館肯收，家屬進入了卡夫卡式的荒謬迷境。伊蓮娜的報導刊登於獨立媒體《新報》，揭露殘酷事實，那年她27歲，筆法舉重若輕、大器老成。伊蓮娜雖年輕，已有10年記者資歷，17歲那年她就讀於莫斯科大學新聞系，同時成為《新報》的實習生，當記者，而且一定要是《新報》記者的志向，早在14歲那年立定。2001年，伊蓮娜看到一篇關於車臣戰爭的報導，署名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婭（Anna Politkovskaya），從小被電視洗腦的伊蓮娜到圖書館找出安娜在《新報》的所有報導，那是她豁然開朗，獲得重生的一天。

隔年伊蓮娜搬到莫斯科，當保母維生。2004年她如願進入《新報》，和偶像在同一間辦公室，她欣喜若狂──這一年離安娜在家門口被槍殺（2006），還有兩年。包括安娜在內，《新報》編輯部牆上掛有6張肖像，有像安娜這樣的王牌記者，有編輯，有報社的律師，有原本在NGO工作，安娜死後接手報導工作的撰稿人，槍殺、投毒、綁架，死於盛年，死於非命。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出兵侵略烏克蘭，伊蓮娜來到敖德薩附近的米科萊夫報導──結果《新報》在撐了一個多月之後被勒令停業，躲避當局暗殺的伊蓮娜流亡海外，踏上新聞前輩們的命運道途。

伊蓮娜出生於1987年，成長於葉爾欽時代。4歲那年蘇聯解體，解體之後，擁有大學學歷的母親從化學家變成清潔工，在伊蓮娜就讀的幼稚園洗尿布。伊蓮娜的家境並不寬裕，很早就出來工作，半工半讀完成學業，記者生涯起步比任何人都早，她今年才37歲，卻已經有將近20年的記者資歷。伊蓮娜以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婭為目標，嚮往當一個戰地記者，23歲那年，副總編輯對她說：「你永遠不會被派去報導戰爭。這是男人的工作，而你是位女孩。」伊蓮娜在心裡回嗆「你他媽瘋了」。4年後，伊蓮娜前往頓巴斯戰區，如願以償：

「我終於見到了戰爭。我讀過的書沒有一本告訴我，戰爭就是泥土。重型機具破壞表土，淺褐色的泥漿就從裂縫中湧出。泥漿覆蓋一切，覆蓋人、車、建築、狗。好多好多被遺棄的狗，好多好多帶著武器失眠的人。」

伊蓮娜說：「我寫下許多文章，沒有一篇讓我想重讀。」戰爭啟動，所有國民在一夕之間被包裹成為一個共同體，包括原本中立客觀的報導者。俄烏戰爭開打那天，伊蓮娜的第一反應是「我們在轟炸他們」。她在序言又提到這驚愕與愧疚：

「怎麼可能我沒有看到戰爭即將來臨？儘管我當了17年記者，觀察俄羅斯，報導俄羅斯，目光不曾移開過？」

以一個新聞同業的身分看伊蓮娜的報導，最吸引我的反而不是那些戰地報導，而是伊蓮娜遠離新聞熱點中心，來到荒野邊郊：只剩700人靠近極圈的原始部落、高速火車從來不停下的畸零小鎮、公路上的阻街女孩、逃家少年浪蕩的廢墟醫院、勞改營苦寒之地改建的鎳礦工廠⋯⋯在這些具有文學質地的篇章裡，伊蓮娜將「化身採訪」做到徹底，沒有一板一眼的新聞體書寫，有些時候她彷彿只剩下一雙眼睛，像水珠匯入大海融化於無形，是絕好的民族誌書寫，也是非虛構寫作的極品。14歲那年，伊蓮娜在圖書館讀到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婭的車臣報導，也讀後來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白俄羅斯作家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想必是後者的作品教會了她，要隱藏放低自己，把發聲的話筒完全交出去，隱遁到只剩下一雙眼睛。

〈公路旁〉彷彿一部紙上紀錄片，紀錄拖車裡妓女一天的生活，從傍晚到深夜再到清晨。薇卡的嘴巴像一個黑色深淵，她的專長是吹喇叭。三個妓女合租一個房間，浴室牆上滿是陳年黴菌，臥房的壁紙脫落，整間公寓髒得驚人。「著裝完畢，絲維塔叫了計程車，6點時我們已經在前往站點的路上。」不是記者伊蓮娜在紅燈區報導，而是「『我們』已經在前往站點的路上」，此篇是一篇不折不扣的化身採訪，她將自己融入「我們」，不曉得怎麼做到的？難得一點都不獵奇的平實細節讓人物與場景活了過來，妓女與顧客的群像彷彿西伯利亞浮世繪，好看極了。

《我深愛的國家：俄國女孩的真實告白》，伊蓮娜．科斯秋琴科（Elena Kostyuchenko）著，胡宗香譯，衛城出版

《我深愛的國家》的雙螺旋篇章結構方式，通常是一篇報導搭配一篇伊蓮娜自己的故事，前者只剩下一雙眼睛，後者則浮現出身體，與隨著主體性而來的恐懼與疼痛。與〈公路旁〉搭配的是〈身為女人〉，寫有一次伊蓮娜在準備出門度假前，臨時被派去採訪恐怖攻擊所導致的火車脫軌事故。她身上還穿著細肩帶蕾絲洋裝，搭配一雙彩色扣帶的白色厚底涼鞋。來不及回家換衣服，伊蓮娜一身洋裝涼鞋在深夜出發，事故地點偏遠，要搭火車再轉計程車才能到。火車上她聽見別人討論這個事件。伊蓮娜帶著「優越感」旁觀他們：

「我才是會去查清楚一切並告訴你們的人。有幾個時刻，我甚至感覺好像有電影配樂在背景響起。年輕的記者正前往恐怖攻擊現場。她非常美麗，穿著白色洋裝──這畢竟是一部電影，她一定會成功。」

讓伊蓮娜放下度假行程的正是這「恐怖主義」，她一直想採訪這個題材，「這將讓我更靠近和安娜一樣在北高加索地區工作的夢想。」英雄配樂響起，她忽略深夜一個年輕女子獨自搭上計程車的極大風險，讀〈身為女人〉讓我覺得驚心動魄，我一度想起1996年冬天在高雄搭上計程車的彭婉如。

剛上車，司機打量她全身上下說「你還真是大膽，上了陌生人的車，讓他載你上路。」原本說好的價格不算數，半途要漲價，「六千塊，否則我就放你在路邊，你愛去哪就去哪，但不管怎樣卡車司機都會當你是妓女，把你拖到樹叢裡。」加了車費還不肯罷休，「你知道我太太說什麼嗎？只要有你我就不需要其他男人，女人只要嘗過味道都很飢渴⋯⋯你呢？你喜歡嗎？」

司機把車子開離高速公路，說要抄一條捷徑過去，進入杳無人煙的荒野。伊蓮娜把手伸進皮包，沒有防狼噴霧器沒有水果刀沒有任何可以保護她的東西，她只摸出一隻筆，筆如刀劍，成為記者的武器，這句話在這裡不是象徵或譬喻，而是實實在在物質化的「武器」。伊蓮娜把那隻筆緊緊地握在拳頭中，呈戰鬥姿態，蓄勢待發如即將躍起的豹子。

身為女人，也身為女同志，還是獨立媒體的良心記者，伊蓮娜像她的偶像前輩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婭一樣，也被下過毒。伊蓮娜在莫斯科拉布條爭取同志權益，被毆打被逮捕，有一次衣服還被剝光，赤裸裸地站在大街上。在俄羅斯當記者絕大多數是一群被圈養乖順的羊，報導同志遊行的新聞，看到有人被剝光衣服被瘋狂毆打，記者們袖手旁觀，笑著拍照。「對記者而言，去這樣的活動就是可以好好笑一場。」

在自由地域記者的良心叩問，大多時候只需面對資本商業化的侵蝕。在台灣的記者很難想像被下毒被綁架被殺害被痛毆被強暴⋯⋯是怎麼樣的一種處境。自由稍瞬即逝的例子在香港，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堅守新聞崗位的立場姊姊何桂藍，代價是關押獄中。伊蓮娜說，2013年報社派別人去報導烏克蘭的廣場革命，令她陷入憂鬱，若有所失。把目光投向烏克蘭的還有何桂藍，她在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過後到革命過後的烏克蘭取經，寫出報導，她的起心動念和伊蓮娜一樣，這兩位年紀相當的優秀記者與行動者，在此得到共振。伊蓮娜說：「我心想，我們必須從他們（烏克蘭）的經驗學習。也許有一天我們也能贏得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