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瓦尼生前不僅是當代俄國民主抗爭的旗幟人物，更被國際社會視為「普丁最大的國內政敵」，他長期調查普丁政權的貪汙腐敗與黑金政治，更曾於2017年號召上百萬俄國人上街抗爭反對普丁，但納瓦尼卻因此不斷遭遇克里姆林宮的各種政治迫害與生命威脅──2020年9月他曾中了罕見的俄軍化學武器「諾維喬克」（Novichok）毒劑而一度瀕死，過去3年也因爭議冤罪入獄，並於2023年年底被祕密移監至北極圈的亞馬爾─涅涅茨自治區3號懲教流放地。

納瓦尼的死訊，由俄國聯邦監獄管理局在台灣時間16日晚間7點公告。官方表示，納瓦尼是在監獄例行的放風散步後，突然昏迷倒地、失去意識，儘管緊急搶救，但當場失去生命跡象，宣告不治。

雖然俄國政府對外強調，納瓦尼的確切死因仍待後續調查，官媒《今日俄羅斯》（Russia Today）卻暗示，納瓦尼之死疑似是血栓所引發的急性症狀。不過納瓦尼的家屬與同僚皆強調，納瓦尼在死前一天仍有公開出庭，14日與律師見面時「雖然明顯憔悴但精神狀況良好」，然而他在獄中長期遭到官方惡意對待，除了長期遭到迫害性的禁閉監禁外，其醫療、營養與衛生狀況皆被刻意降級，再加上冤罪入獄的迫害性質，因此納瓦尼的支持團體皆悲憤表示：

「納瓦尼不是自然猝死，而是被俄國政府慢性凌遲的『政治謀殺』。」

1976年次的納瓦尼，出生在一個蘇聯軍官家庭，少年時期他曾隨軍官父親到處派駐，儘管生活並不富裕但相當穩定。然而他的父系家族居住在烏克蘭的車諾比（Chernobyl）近郊，1986年車諾比核災發生後，納瓦尼的祖父母與一族親戚皆被隱蔽災情的蘇聯官員所欺騙，他們一開始被扣留在輻射外洩範圍區內強制農耕，好向世界證明「核災並不存在」；最後災情規模曝光後，納瓦尼的親人雖被疏散，但後續的補償與安置卻讓一族老小陷入生活困境。這段兒時的家族悲劇，深刻影響了納瓦尼看待俄國政治的方式，從此讓他對威權統治與官僚貪腐深惡痛絕。

蘇聯解體後，納瓦尼也從大學畢業並取得法律系與經濟系的學位，他以律師身分執業，並於2000年代開始投身政治，加入自由派小黨俄羅斯統一民主黨（Yabloko）。然而參政初期的納瓦尼，在同僚之間風評兩極，因為他早年的政治重心多放在宣傳「俄羅斯民族主義」，除了與極右派互動曖昧，納瓦尼也曾為了移民管制問題對高加索與中亞裔民族發出種族歧視的爭議言論，最後更因此被黨紀處分、開除黨籍。

被政黨放逐後的納瓦尼，開始修正自己的政治路線與政策號召。他一方面淡化過去的民族主義主張，並將自己的政治關注鎖定在反貪腐揭弊，並以「時政部落客」的身分針對普丁身邊的裙帶政治與貪腐結構，發出了一則又一則的重大調查報導。

納瓦尼的反貪腐調查之所以影響力極大，主要原因在於他極為擅長運用社群網路的擴散效應，並在反貪影片中加入個人風格極強的黑色幽默，以喜劇效果強化了調查報導裡的嚴肅證據與揭弊指控。納瓦尼最知名的揭弊代表作，即是2017年3月揭發普丁親信、時任總理梅德維傑夫（Dmitry Medvedev）憑貪汙暴利而享受的祕密豪奢生活，此一報導不僅引發社會譁然，更激起全俄國超過百萬人聯合示威的反貪腐抗爭。

儘管這場全國性示威最終被俄國政府強力鎮壓，但響應範圍與參與人數卻是蘇聯解體以來俄國最大規模的反政府抗爭，聲勢一度撼動普丁政權。於是，在極短時間內，納瓦尼就成功突破了俄國社會的政治冷感傳統，並以年輕世代的支持基礎，迅速成為俄國自由派反對普丁威權統治的重要旗幟。

納瓦尼的崛起，雖然與他擅用社群網路傳播與非傳統政治風格有關，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俄國反對派所遭遇的傳統政治困境──在普丁統治下，俄國先是因2014年入侵烏克蘭、併吞克里米亞半島的「克里米亞危機」而與西方世界決裂；2015年2月，曾任俄國副總理的反對派領袖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更在克里姆林宮外遭到不明刺客當眾槍殺。這兩起先後的事件，不僅將普丁強人統治的壓力拉到最高點，也讓俄國反對派的體制內抗爭陷入斷頭困境。因此橫空出世、言論風格極有群眾魅力與戰鬥性的納瓦尼，也就以他的「不對稱戰術」成為政壇黑暗時代中，繼承民主抗爭火炬的新一代領袖。

2017年全俄示威後，成為頭號反對派領袖的納瓦尼，雖然不斷遭到俄國政府司法迫害與人身騷擾，但他所創辦的公民組織「反貪腐基金會」（BFK）卻開始培養更多年輕人參與政治，官司纏身的納瓦尼亦四處奔走，積極串聯俄國國內的不同揭弊議題。

然而2020年8月19日，納瓦尼在一次弊案調查的出差行程中，竟在俄國國內線客機內中毒命危。該消息經其支持者與反貪腐基金會積極曝光後，瞬間引發國際社會的救援行動，最終更凝聚極大的政治壓力，迫使克里姆林宮讓步，由德國出面派醫療專機將垂死的納瓦尼接往柏林急救。

在國際搶救之下，納瓦尼驚險撿回一命，但德國政府卻在他體內檢測出俄軍化學武器──曾被俄國特務用於海外刺殺行動的神經毒劑「諾維喬克」──的殘留反應。儘管毒物比對的證據明確，普丁政府仍堅持否認涉案，並反批歐美政府才是自導自演的幕後真凶。至於倖存的納瓦尼，雖因諾維喬克留下不少後遺症，但仍在漫長的復健療程後恢復健康。

納瓦尼從瀕死狀態康復，支持者一度建議他以「流亡者」身分繼續留在德國、以避免返俄後必將遭遇普丁的政治報復與司法迫害。然而2021年1月17日，納瓦尼卻在事前預告、記者隨行的狀態下，結束自己在德國的醫療庇護，甚至不顧普丁政權「不准回國」的私下警告，高調從柏林搭機返回莫斯科，最後更在全球媒體面前在機場被俄國國安單位逮捕。

納瓦尼被捕後，先後遭到俄國政府以詐欺背信與組織極端主義團體等罪名，判刑超過20年有期徒刑，直到2024年2月16日猝死之前，納瓦尼都一直在監獄中，並透過定期的律師見面與公開出庭，對外發出政治聯繫。

2022年2月24日，普丁以「特殊軍事行動」為名入侵烏克蘭，這場戰爭不僅讓作為入侵者的俄國遭到國際社會孤立與制裁，克里姆林宮更以戰爭為名，強化對異見團體的鎮壓與肅清。在此期間，納瓦尼雖然多次透過律師表達對戰爭的譴責，但獄中的號召卻不再能引發俄國大眾的抗爭反應，納瓦尼本人也因此遭到俄國政府的報復──除了剝奪他就醫與對外聯絡的權利，更至少27次被投入單人禁閉。

入獄期間，納瓦尼曾以絕食的方式抗議並凸顯普丁當局對自己的不義迫害，然而惡劣的囚禁環境也嚴重地損害他的健康狀況。納瓦尼透過律師轉述，自己在獄中的營養配給不僅低於法律規定，獄方也會故意安排身染傳染病的獄友與他同寢；除此之外，納瓦尼反覆被送入單人禁閉室長期監禁，不見天日、陰冷潮濕與狹小難以翻身的空間，也讓他的脊椎、循環系統出現新的病痛問題。

2023年12月，在事前沒有通知律師與家屬的狀況下，納瓦尼被俄國政府祕密移監，轉送到位於北極圈的亞馬爾─涅涅茨自治區3號懲教流放地。在此期間，他一度與家屬失聯數十天，並在零下30°C、缺少足夠供暖的酷寒狀況下，多次被關入禁閉室。

納瓦尼的團隊表示，2月11日納瓦尼第27次從禁閉室出來後，曾在2月14日與前來探監的律師與母親會面，隔日亦在監獄中視訊出庭受審。當時納瓦尼雖然身形憔悴，但精神與情緒狀況都相當良好，除了持續透過律師對普丁政府發出批評外，亦不時在法庭上以慣有的黑色幽默嘲弄法官與俄國政府的不當迫害，不料這卻成為納瓦尼生前留給世人的最後身影。

「在監獄裡，其他獄友時常問我：你為何不繼續在德國流亡，幹嘛要堅持回來俄羅斯被普丁迫害？」2024年1月，已被流放到北極監獄的納瓦尼，在一份由律師轉發的聲明中表示，在長期的政治絕望與政府刻意施加的陰謀論洗腦下，俄國社會已經陷入一種憤世嫉俗但卻自認對一切都無能為力的惡性循環，大家都在說服自己習慣於服從威權，卻對那些仍懷夢想與願景的理想主義與改革者，報以嘲諷、恥笑與不信任的情緒。

「俄羅斯是我的國家，自由是我的信念。這兩者對我都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價值，我不能背叛俄羅斯，也不能放棄我的自由理想，」納瓦尼說，這是他之所以明知會被迫害仍選擇回國的原因，他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抗爭的理由與選擇的路線，但他自己無法接受一被威脅就退縮、一輩子活在害怕與哀怨的命運。

「如果你的信念價值很重要，你就應該挺身捍衛它。」納瓦尼說：「如果有必要，請做出有所犧牲的覺悟與準備。」

納瓦尼的死訊公布後，俄國政府僅透過總統發言人佩斯克夫（Dmitry Peskov）簡單表態「普丁總統已經知情」，但根據在境外營運的俄國獨立媒體《新報》（Novaya Gazeta）與《梅杜莎》（Meduza）的報導，克里姆林宮已緊急向執政黨與俄國各大媒體下達「噤聲令」，要求政府官員不得對納瓦尼之死表達個人意見，媒體也必須盡可能低調、甚至不需報導納瓦尼的死訊與後續反應。

法國《世界報》（Le Monde）分析認為，普丁政權之所以冷處理納瓦尼之死，一方面希望避免刺激社會回應、阻止納瓦尼成為「民主烈士」，二方面也符合普丁本人刻意無視納瓦尼的一貫策略。報導強調，普丁過去從來不曾公開點名或說出納瓦尼之名，僅以「那位紳士」、「某人」、甚至「那個生了重病的傢伙」（在諾維喬克事件後）為代稱，藉此迴避承認納瓦尼是俄國最重要反對派領袖、也是普丁最大政治對手的地位。

但納瓦尼的猝逝，卻引發國際社會極為強烈的憤怒與哀悼情緒，像是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英國首相蘇納克（Rishi Sunak）、德國總理蕭茲（Olaf Scholz）都同時間表達哀弔 ，並嚴厲批評「普丁政權必須為迫害納瓦尼致死擔負全責」。而正在參加慕尼黑安全會議的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亦與流亡海外的納瓦尼遺孀尤莉雅（Yulia Navalnaya）公開會面並致哀。

在各國譴責意見中，美國總統拜登的發言力道最為強硬。在白宮的臨時直播演說裡，拜登強調：「毫無疑問，普丁對納瓦尼的死亡負有全部責任。」拜登表示，美方目前雖無法確認納瓦尼的具體死因，但普丁政權對其的政治迫害與不人道監禁「無疑是造成悲劇的最大關鍵」。

事實上，在2021年於瑞士日內瓦舉行的拜登─普丁高峰會上，拜登就曾公開警告俄國「必須保障納瓦尼的生命安全」，否則俄國必將遭致「毀滅性的後果」。但美國政府的後續制裁並未阻礙俄國對異議人士的迫害，2022年俄國入侵烏克蘭的戰爭爆發後，國際社會更缺少對克里姆林宮軟性施壓的管道與籌碼。

拜登在演說中，以納瓦尼的遭遇為依據，呼籲美國政壇與國際社會不應繼續對普丁政權的獨裁暴政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而眼前最重要的反應，就是要盡早通過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預算案，以避免俄國藉此進一步擴張自身威權專制的影響力。

拜登與歐美領袖的強烈批評，也引發了俄國國家機器的相應回應。根據《新報》與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報導，納瓦尼死訊傳開後，各大社群網路上的俄國相關可疑帳號，幾乎同一時間開始協同行動，散播各種「此時殺死納瓦尼對普丁沒有好處」、「美國才是納瓦尼之死的最大得利者」的各種認知戰宣傳。此一論述，也與俄國外交部發言人札哈羅娃（Maria Zakharova）的說法一致──在16日的記者會上，札哈羅娃語帶嘲諷的批評「（納瓦尼的）死因報告還沒出來，歐美各國政府就急著給俄國扣罪」，並指責西方各國的譴責反應明顯是「事先準備好的內容」，甚至暗示納瓦尼之死是歐美情報單位滲透進俄國監獄的「自導自演」。

札哈羅娃與俄國認知戰論點，引發納瓦尼團隊與俄國反對派意見的悲痛批評。像是曾共同獲得2021年諾貝爾和平獎的俄國《新報》總編輯穆拉托夫（Dmitry Muratov），16日就發表了對納瓦尼的悼詞，並強調納瓦尼的真正死因並不是普丁政權逃避責任的理由。他認為納瓦尼確實有機會是意外猝死，但逼使他猝死的原因正是普丁政權對他的冤獄迫害、刻意凌虐與故意安排的惡劣環境：

「納瓦尼的死，是他27次被連續關入禁閉室的直接結果，在禁閉室中他不被允許挪動身體、沒有足夠的食物營養、沒有新鮮空氣、必須承受酷寒。正如納瓦尼的醫療顧問此前對我不斷訴說的警告：納瓦尼在司法迫害所『安排』的惡意環境中遭受了長達3年的折磨與酷刑，他的身體早已無法承受北極流放地的嚴酷折磨。」

納瓦尼的反貪腐基金會同僚們與其他反對派異議者亦強調，在普丁的迫害命令下，納瓦尼早有覺悟「最後的一天遲早會來」，但納瓦尼絕對不是官方所稱的「猝死」，而是被俄國政府慢性殺害的「謀殺」，因此在社群網路與流亡團體之間也開始提出政治口號：「納瓦尼不是突然猝死，而是死於普丁的政治謀殺。」

納瓦尼死訊傳開後，俄國各大城市也陸續出現在市中心廣場向納瓦尼致哀、自發聚集獻花的俄國市民。但與默哀人潮同時出現在市區的，卻是數倍以上、四處盤查與驅離人群的俄國鎮暴警察。根據俄國人權組織OVD-Info的紀錄，直到17日清晨為止，俄國全境就有超過100名市民因為公開致哀納瓦尼而被警察逮捕。

事實上，納瓦尼的逝世日期，也正逢2024年俄國總統大選的倒數一個月。已經連續掌握國家實權24年的普丁，即將在3月15日舉行的投票中再一次尋求總統連任，由於政壇反對派已幾乎被政府肅清殲滅，71歲的普丁在大選中並無實際對手，預計他將如願勝選，總統任期也至少會連任至2030年。

《梅杜莎》分析認為，在烏克蘭戰爭持續進行的當下，精疲力竭且政治領袖幾乎被肅清殆盡的俄國公民社會，目前很難就納瓦尼之死，於當下、或一個月後的總統大選做出短期回應，但這並不代表納瓦尼之死不會對普丁的威權統治帶來衝擊。報導以南非反種族隔離運動的烈士比科（Bantu Stephen Biko）為例──這位被曼德拉（Nelson Mandela）感佩為「點燃覺醒運動火種」的政治領袖，雖然在1977年於南非獄中被虐死，但其所留下的思想與故事，最後卻成為激勵1994年南非結束種族隔離的漫長遠因──「納瓦尼的犧牲，日後一定會成為俄國政治的關鍵分水嶺。」

《金融時報》則認為，納瓦尼的離世，短期之內將給孱弱的俄國反對派更大打擊，因為個人魅力極強、行動力極高、獨樹一格的黑色幽默又極富宣傳感染力的納瓦尼，在俄國政治史上是極為罕見、甚至古今無雙的特殊存在，無論是他的遺孀尤莉雅，還是他已開始投入民主運動的女兒達莉雅（Daria Navalnaya）目前都還不具備納瓦尼本人那種獨特的喜劇式抗爭號召力；但透過重大悲劇的哀悼、反思與檢討，原本分崩離析且四散各地的俄國反對派，或有重新團結在同一陣線的機會，就長期而言這也會給普丁政權帶來極大的內外壓力。

「俄羅斯是一個非常不快樂的國家，在威權體制下，國民們一直無法擺脫不快樂的惡性循環，」在一段生前的法庭錄音裡，納瓦尼如此說道，「但俄國人民值得更好的生活。」自從布爾什維克革命以來，「俄羅斯終將自由」（Russia will be free）一直是國家民族的激勵口號，但納瓦尼認為人民追求的不僅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