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瞬。

基輔於2013年底起出現廣場起義等一連串抗議總統維克多・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政權的行動，在隔年蔓延為俄軍占領克里米亞，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爆發。在2013年的冬日，人民走上街頭抗爭，在自家門前、在廣場、在地鐵、在列寧碎裂的銅像前、在體育館內、在街頭。存亡危急之際，《廣場記事：粗剪版》在這樣的運動背景下應運而生，在眾人抗爭的背景下，電影創作者、持攝影機的人記錄下運動過程的一切，記錄親身經歷、眼下的革命戰火。

2014年2月18日，烏克蘭的抗議群眾與警察爆發致命衝突、占領政府機構的廣場革命（又稱尊嚴革命），該場革命旨在讓親俄的亞努科維奇下台。亞努科維奇因受到俄羅斯政府施壓，拒絕簽訂與歐盟的聯繫國協定與自由貿易協定，不僅揭示了他的立場是反對烏克蘭成為歐洲的一部分，違背了競選時承諾的諾言，也致使俄羅斯找到理由駐軍烏克蘭克里米亞半島，重新併吞早已從殖民歷史中獨立的區域。亞努科維奇在警民激烈衝突死傷後，2月21日即受俄援助、逃離基輔抵達莫斯科，隔日被國會表決罷免，亞努科維奇稱投票非法，因而讓普丁（Vladimir Putin）有理由在2月27日以蒙面部隊出兵克里米亞。2015年，亞努科維奇遭烏克蘭新政府通緝。

廣場起義點燃了烏克蘭境內長期與俄羅斯矛盾的政治問題，也燒起了民族意識的火焰和烏克蘭認同，數個電影導演協同收音或攝影夥伴，以攝影機穿梭在不同空間、前進獨立廣場（Maidan Square），顯影自身在廣場革命中的「在場」（on site）。

2014年3月，革命的情緒仍然高漲，Docudays UA游擊式地舉辦了一場紀錄片影展，為了以影像非常即刻性的回應革命當下，透過視覺的衝擊來喚起製片人達莉亞・阿韋爾琴科（ Dar'ya Averchenko）志願協助蒐集認識的導演們在廣場上拍攝的素材，並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剪輯完畢，於開幕式播映。另一位製片尤利亞．謝爾久科娃（Yulia Serdyukova）在最短的時間內用文字簡單的書寫了故事架構，集眾人志願之力完成。那天，全場都在哭泣，阿韋爾琴科回想，「當時，眼前的畫面都只是『昨天』，仍然劇痛且令人悲傷。」這個昨天，是現時的，廣場上不只7、8位電影工作者在記錄著，而是人民集力留下珍貴影像紀錄。

《廣場記事：粗剪版》有另一層次的歷史性意義：它必須被即刻完成、播映，沒有冗餘的空間時間來細緻梳理敘事。它的拍攝、製作，到播映本身是一個行動的整體。整部作品分為《Kyiv's City Council》（基輔市政廳） 、《Lenin's Teeth》（列寧的牙齒）、《Metro》（地鐵）、《Father's House》（父親的房子）、《Marsha's Peaceful Protest》（瑪莎的和平抗爭）、《Sense? Damned If I know!》（道理？天殺的我怎麼會知道）、《Search for a Leader》（尋找領導者）、《All Things Ablaze》（全面燃燒）等8個段落，記述了身處革命抗爭中的行動者在無法消化事件全貌時，所看出的各種視角，涵蓋了不同空間的行動與不同行動者的意念，包含不同立場的人民對彼此吶喊的、焦躁的心情，和對暴力的無力。

珍貴的紀錄也保留了人民如何互相關懷、團結的段落，如在《All Things Ablaze》（全面燃燒）裡，在由警察排聚而成的人牆和燃燒的街頭前，一個帶著護目罩與頭盔、滿面風塵、望著遠方出神的年輕男性抗爭者在失焦的前景站著，在他左方身後，一個弓著身體、伏身出現的年輕女性抗爭者，手拿著一瓣橘子遞到他的嘴邊，男子花了半晌才回神，或許是因為橘子碰到了他的唇瓣，又或許是他終於從動亂中的短暫麻木裡回到現場，他愣愣地吃下那辦橘子，女子繼續彎腰快步閃離；又如《Father's House》（父親的房子），其中導演尤莉亞．岡塔魯克（Yulia Gontaruk）決定拿起攝影機，去探訪亞努科維奇的家鄉，提問究竟是什麼樣的背景和脈絡，造就出這位背棄烏克蘭人民的前領導者。

在對暴政行動的抗爭下，錄製眼前人們衝刺、爭執、高喊的身影本身就是「行動」與「情感」緊密相連的一種彰顯、一種意義。多位導演在廣場革命路程上搜集的這些素材，已經超越了傳統紀實攝影宣稱紀錄片可提供的「證據」（prove）或「可見的證據」（visible evidence）意義，作為「粗剪版」的《廣場記事》，目標也不在即時報導如直播所轉呈的「當下」和「急迫性」播報，某種程度而言，它脫離了作者縝密的思考，也正是透過背棄縝密思考的基礎預設來回應「革命尚未完成」。俄羅斯的政治宣傳將烏克蘭人民逼成無政府主義者（anarchy），革命凝聚的反權威行動者仍在未知中顫顫巍巍、引頸面對變動的姿態。如同學者布萊恩・溫斯頓（Brain Winston）在著作《紀錄片當代讀本》後記寫道的核心提問：「我們現在得拍什麼？」而《廣場記事：粗剪版》所企圖的，正是回應「現在的持攝影機的我們該是什麼姿態」的階段性成品。

2014年也標誌了戰爭的最初起點，很多年輕人開始投身拍攝，將紀錄視為應對抗爭的方法，也反思自身對於「烏克蘭」的文化與身分，蘊含了何種認同（identity）。相對長期在影展與紀錄片範疇耕耘多年的電影工作者，在這樣的背景下，決定支持這些年輕的紀錄者，製片阿韋爾琴科就是其中一位。

製片阿韋爾琴科生於1983年，曾在基輔國際大學與柏林自由大學接受新聞學訓練，除了《廣場記事：粗剪版》外，其他著名擔任製片的作品還有紀錄片《烏克蘭警長》（Ukrainian Sheriffs, 2015），由波達修克（Roman Bondarchuk）執導，代表烏克蘭角逐該年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在《廣場記事：粗剪版》製作之前，阿韋爾琴科已經完成了數部短片與兩部長片作品，自2009年開始，她也在Docudays UA擔任公關與選片人。

阿韋爾琴科接受《報導者》視訊與線上訪談，在戰爭爆發後與家人孩子移居英國倫敦的她仍持續與導演波達修克等人投入電影腳本的撰寫和開發製作。《廣場記事：粗剪版》在沒有任何資金的支持下完成，大家都以志願的形式投入製作，也因為影片必須在一個月內製作完成到放映，無法等到籌資完成才開始組織。影片完成後，不僅在烏克蘭國際人權影展帶有運動意義的首映，也到阿姆斯特丹國際影展及世界各地的倡議活動中放映，是第一部、也是特別重要的一部廣場革命紀實電影。

以下是記者與阿韋爾琴科的訪談問答。

《報導者》（以下簡稱「報」）：製片可否分享在每一個章節短片組織前，為什麼選擇了人們睡在基輔市政廳的大廳那一場當作開場？如何組織這部片的結構？為什麼在標題上註明了是「粗剪版」？

阿韋爾琴科（以下稱「阿」）：我們認為抗爭者睡在基輔市政廳那場是最好的開場，因為它直接地呈現了這是一場和平抗爭，也凸顯了來到廣場的人們具有團結精神的同時，又是那麼毫無防備（defenselessness）。它既平靜又溫柔，你可以聽到人們打呼與沉沉的呼吸聲，具現化了獨立廣場最初的氛圍，給予觀眾凝神注視這些人們的空間──這些前來抗爭的人們從學生到上班族都有，也讓觀眾意識到事情如何從最靜態的時刻，上升到最劇烈、最悲劇性的狀態，諷刺的是，亞努科維奇的出逃凸顯他是多麼害怕這些和平的抗爭者。

因為這部片是在革命勝利後最短的時間內完成，人們仍在街頭憤怒地吶喊著運動口號，我們深刻意識到，這部片絕對無法被稱之為完整（complete），完整的反思是需要距離的（reflection required distance），無論是權力如何新生還是改革是否成功、抑或是那些違背諾言的犯罪分子能否得到懲罰⋯⋯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認為這個作品仍是未完成的、革命的結果仍是晦澀不明的，《廣場記事：粗剪版》所意味的是事件最粗略的蒙太奇、跟國家的再建設一樣，都只是發展中，同時也是民主意識具體萌芽的一刻。影片中的每個段落是當時相對準備就緒、品質足夠好的內容，所以我們捨棄花更多時間做長版的選擇。

我們的辦公室幾乎就在獨立廣場上，可以清晰聽見窗外持續抗爭的聲響，也可以看見發生的一切。漸漸地，這裡成為了戰時的避難所（shelter），時有記者來到辦公室的地板小憩、時有抗爭者進來取暖喝茶，我們的層架上到今天仍放滿了醫療用品為了供給給隨時需要的人，也在抗爭期間的空檔盡我們所能的，在晚上放映一些紀錄片，在警察驅散人民、封鎖廣場時，將一些抗爭者藏起來。對我們來說，在剪接台上看著這些素材跟身處在事件之中是毫無分野的，我們並非保有距離的觀察者，而是身在其中。放映會上大家雙手捧心，跟著片尾唱〈Plyve Kacha〉這首古老的烏克蘭歌曲，這是給死者的民謠輓歌，紀念犧牲的抗爭英雄，齊唱的大家就像在參與一場集體治療（collective therapy），特別是在看最後一段《All Things Ablaze》（全面燃燒），失去家人與夥伴的人民共享著眼淚與傷痛。我們知道俄羅斯的政治宣傳手段有多強大，此刻我們可以回望這部作品，看進去細節裡面、回答這些問題，用我們直接的經驗去和政令宣導做出明顯的對比。

報：面對抗爭後的運動傷害，且生活在仍持續進行中的戰爭裡，你們如何從「現在」這個時間點來回顧這部作品和它呈現的一切？如果影像是記憶的一種形式，這當中有無任何事情是你們試圖遺忘的？

阿：相反的，這部影片是對廣場革命最真誠也最直接的見證（testimony）。

革命勝利後的幾個月，我們想拍攝一系列在廣場革命過程中記錄公民行動的短片，當時我們有非常重要的公共事務架構，有公民自由團體（the Center for Civil Liberties）提供抗爭者法律支持、有百人構成的辦公室組織調查當局的罪行等等。儘管當時整場革命都被直播記錄了下來，僅僅數月，就幾乎已經無法再找到任何在YouTube或其他公共平台上重要的廣播內容或影片，獨立廣場的媒體平台（“Maidan”YouTube publishers）寧願呈現醉漢、打架衝突的混亂畫面，彷彿簡單地就刪除了原本所有重要的證據，讓證據缺席、宣導負面的抗爭印象。

俄羅斯政權投入了大量資源只為了抹去我們的記憶，盡可能地貶低或詆毀我們在當時感受到的，自己終於作為「人民」的時刻，就好像一切從沒有存在過。若不是這場重要的革命，當時的總統亞努科維奇早就把烏克蘭拱手送給了俄羅斯，也不會有後續戰爭的爆發。

我們都知道，俄羅斯深怕烏克蘭成功地推翻親俄獨裁者的革命，會引起整個俄羅斯主權勢力範圍內的混亂，導致崩潰，這對他們來說太危險了。但我認為，這樣的崩潰是不可能避免的（inevitable），任何邪惡的帝國都會有塌陷毀壞的一天。

報：製作這部片的旅程，對作為製片的妳而言是什麼？有什麼改變了妳嗎？對於同樣面對政治困境的地方，身為行動者與電影工作者，妳會給出什麼建議呢？

阿：這部片最重要的意義在於，這些是「目擊者的證詞」（the testimony of eyewitnesses），任何來自敵方政宣的短片都無法推翻這樣的影像紀錄。但我也想要特別對未來可能持攝影機深陷這樣現場的人說，必須牢記自身安全。

我們是在冬天穿著滑雪服、戴著頭盔和面具，以防警察的毒氣襲擊。不幸的是，我們沒有做好和平示威者被槍殺的準備。在2014年的那個冬天，約有100人死在狙擊子彈的攻擊裡。從那個時候開始，手無寸鐵的行動者開始投擲「莫洛托夫雞尾酒」（Molotov cocktails），也就是自製的汽油彈，為了抵抗這些警察和攻擊平民的烏克蘭特種部隊「金雕」（Berkut）犯下的罪行。當時，抗爭的人民也開始尋找防彈背心，更謹慎地行動。

阿：雖然我很明顯地是在替抗爭者加油，然而作為電影創作者，我一直都是個「觀察者」（observer），愈不引人注意愈好。

每個人都在期待從地鐵站發起攻擊，當時有傳言說有一支特種警察部隊會被火車帶來，並從內部闖進獨立廣場的核心位置。中央車站的出入口當天是關閉的，這就是為什麼獨立廣場的人們當天開始封鎖整個車站。大家都明白要空手去抵抗一場嚴重的攻擊是多麽令人害怕，但他們還是做了。

特別讓我感興趣的是，看見陌生的人們如何一起湧入車站、一起行動，也讓我理解謠言的散播是多麼可怕、人們又該如何在這之間去知道誰可以跟隨，誰又可以相信。由此我們也可以更清楚的知道，這是一場沒有中央管理的行動，而是平行組織起來的，多虧了這點，他們才能取得勝利。

阿：這是每一個人最理所當然的願望。然而，當總統是一個血腥的獨裁者時，這就需要付出一定程度的努力才能夠把他趕下台，否則，就不可能在一個所謂正常的國家裡生活。

那天是一個寒冷的夜晚，大家都在火堆旁取暖，10公尺外就是警察部隊。根本沒有人關心或在意電影工作人員，即時我決定要去影響或呼籲什麼，也不會有人聽得見。這正是拍攝紀錄片非常理想的環境。當時已經發生了夠多暴力事件，敵方為了阻止記者進場而射傷他們的眼睛、綁架並毆打他們，大部分的設備也被打壞。因此，單純在場的這一事實已經讓我們跟眾人之間產生了信任，我們一齊站在堡壘的同一側，任何襲擊事件，我們都承受著一樣的傷害。那些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又是後話了。